在书展遇上暗中等着你的好书 | 林茶居

八月中旬，到上海展览中心看展——第21届“上海书展”。这是公务，亦有私好。其间，接到外侄电话，说有急事求见。待我回到家乡海岛，他便匆匆赶来。

外侄在邻县一所新办的学校做初中语文教师。新的学年，学校高中部扩招，调整他教高一，然后跟到高三。虽然，学历、任职资格都符合要求，也有不负期待的信心，但外侄还是焦虑——他告诉我，暑期参加了集体培训，自己也做了不少功课，“马上就要开学，感觉还没有头绪，不知从哪里下力为好”。

外侄上高中时，也找过我这个“据说是诗人”的表舅舅给辅导作文。学生作文重在“练习”，文学作品端赖于“创造”，但毕竟都是写作，总有相通之处。我建议说：“从这学期开始，你就根据老师提供的作文题和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每个月写一首七八行的短诗，这样三年下来，手头积攒着不同主题的二三十首诗，高考时，说不定哪首诗就对上题，就可以引用到作文里面。”小小青年，时光里本来就跳跃着诗。那几年，我前后帮他修订了十几首，也提醒他，平常各种文体的作文训练，多试试这种方法，注意灵活运用——我称之为“短诗嵌入法”。于写作手法言，它避免了平铺直叙，较之常见的卷子，具“陌生化”效果；从卷面上看，诗行会腾出空白，造成疏朗感，具“视觉友好”性。

当然，此法纯属个人意兴，未经实证，学理上不一定站得住脚。但就一个人的表达能力的发展而言，诗歌写作本来就是非常好的练笔方式，是一种字斟句酌的语言训练，一种人、景应和，词、物对话的思维打磨。那年高考，外侄的作文写得顺溜，“自己写过的诗句一嵌入，后面的话语简直就是顺手拈来”。他还告诉我，上高三后，他把这个法子分享给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和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女孩子，“女孩子很是得心应手，高考作文写得心花怒放”。

因为这个经历，外侄对我多了一种“专业信任感”——现在，不在“学”，而在“教”。缘于职业，我认识各地不少很厉害的高中语文教师，有时也参加他们的聚会，近些年“新高考改革”之下，听到最多、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特别注重整本书深度阅读，“高中的孩子，把这个事搞好了，大致可以一通百通，整个语文综合素养，会有实实在在的进阶”。外侄自然知道“整本书阅读”是怎么回事，听我特别强调“深度”二字，似乎有所触动。他说：“这学期我要上的教材，第五单元就是‘整本书阅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真是巧啊！这次上海书展现场，在三联书店的展位，我就买了今年五月刚刚出版的张冠生先生所著《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记得回乡途中，接到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成尚荣老师的电话，谈一个书稿的事——每每电话末了，他总会问：最近读什么书？有什么收获？——这次我跟老先生汇报的，就是《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我说：“这本传记帮我打开了《乡土中国》文字深处的一条大河。我应该会从这条河开始，写一首长诗，题目都想好了，就叫‘小镇青年费孝通’。”我从还来不及整理的行李中取出这本书，递给外侄，“有兴趣的话就带回去看”。

外侄在南京师大读的大学。南京师大有几位我素有交往且非常敬重的老师——教育社会学家吴康宁教授，做人类学研究的齐学红教授。我叮嘱过他：“你虽然读的文学院，但他们的课，有机会一定多听听。”外侄倒是好学之人，本专业课程之外，四年里蹭了很多其他学科的课，长江风土（地理）、金陵旧事（历史）、苏州园林（艺术）等文化因子都参与了他的生命成长，似乎，也为着他今天“上任”高中语文教师岗位备了粮草、蓄了资源。一番交流下来，外侄有了明晰的计划。他说，不仅仅作为一项“单元任务”，而是贯穿整个学期的教学，和学生一起深度研读《乡土中国》，理解何为“田野作业”。我补充道：“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以费孝通为核心课程，帮助学生把《乡土中国》背后的那条河读出来、整出来，以此建设自己生命的两岸和知识的果园。”似乎，这就是外侄之所想，“舅舅你再说一遍”，他掏出手机，把这话记下。

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甚至整个高中，立足于一本书，建构一门学科的学习版图，《乡土中国》是适切的，也是非常值得的。我素来认为，伟大的写作一定是文史哲一体的写作。《乡土中国》堪称典范。我读《风土》（和辻哲郎）、《人类与大地母亲》（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的地理枢纽》（哈·麦金德）、《恋地情结》（段义孚）等等，都有同样的感受和慨叹。我想，这些非文学的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著作，一定有共同的精神基因和语言密码。

1946年，费孝通从刊发于《观察》《再生》《时代评论》等报刊的文章中选了八篇，辑为《民主·宪法·人权》一书，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时任上海《前线日报》主编的曹聚仁先生赞曰：费氏的散文，“为其他文艺家所不能及”（曹聚仁，《文坛五十年（正编+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近八十年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孙郁教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费孝通散文》写了“导读”，所言种种，深得我心：“那些山水之作，就跳出一般文人感受……比一般游记多了知识考古的趣味”，“他的写作不是自我的倾诉、自恋之语，而是寻路与筑路之劳作”……

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谈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不怎么熟悉的国家旅行，每走一步，都看到新的远景，新的道路。这些道路通至哪里还不得而知，但必然会让我看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提供给我思考的养料。”（《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著，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真正的写作，就是这样的一个探摸、开辟、拓展、抬升、命名的过程，抑或说，缺乏“寻路与筑路”的意识、骨血，不管叙事、抒情还是推演，恐怕很难称得上“写作”。

孙郁教授的“导读”，就收在《费孝通散文》一书里。我找到东一馆一层的人文社展位，没看见此书，问了工作人员，说是还来不及铺货。手机上搜京东自营店，倒是有的，便放进了“购物车”，只是留下了未能先睹为快的遗憾。

我并非矫情。在书山书海的场景中，一个阅读爱好者，不买一批、一大批的书，会觉得很抱歉，况且，唯有像一畦畦细细耕作，一个个展位慢慢看，你才更有可能，遇上你万万想不到的可它就在暗中等着你的好书、奇书。

14日，书展第二天，像开幕日一样，我先到西一馆二楼自家单位所在的W2-01展位“上班打卡”，便自个儿继续逛书展。看看同行们做了什么新书、做的什么形态的书，装帧艺术、印制工艺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这是非常好的业务学习机会。然后我就走到“港台馆”，那个水泄不通、摩肩接踵，绝非夸张的修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体感。我还踮起脚尖，帮一个小朋友从书架的最高一层取下来一册“图画书”。我顺着往下浏览，在第三层，一个书名从百花丛中探出头来：“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村声”，“村校”，有意思！抽出，打开，果然有大惊喜：是“香港村落文化保育工作者及乡郊艺术家”史嘉茵，自2013年始历时十数年，遍访港地乡野，爬梳旧时文献，一帧帧、一字字刻就的村校歌曲、村校人文、村校物事。

因应当下世界大势，我今年的阅读重心在于犹太文化和中东文学，这次差旅，带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与他的历史学家女儿范妮亚的对谈录《犹太人与词语》，和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诗集。我顾不上读完，而是先闻史嘉茵的“村声回响”。作为教育出版行业的编辑，我特别愿意看到这样的乡土文化档案和乡村教育叙事。1935年，费孝通自京华辗转远赴广西柳江、桂江“两江”之间的大瑶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田野调查。近百年后的今天，历史情境、调查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但史嘉茵此项工作，和费孝通一样，扎根于大地，由脚印、光阴以及对脚印、光阴的敬畏构成。她交给了香港乡村、香港教育、香港未来一份深情、丰饶的“田野作业”。

我少时临过碑帖，对繁体字有亲切感。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这本繁体版《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一册田野之书，给了我一粒饱满、好看的庄稼种子。谢谢，上海书展，一片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