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公司人员在担保合同上加盖总公司公章行为的认定

分公司人员在担保合同上

加盖总公司公章行为的认定

——江西天某上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诉王某明、南昌市中某建设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改判案

裁判要旨

1. 分公司人员未经总公司授权，在担保合同上加盖总公司公章，相对人未尽到对盖章人员身份及公章授权来源，以及对公司决议机关有关担保决议内容审查义务的，该盖章行为对总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不构成善意担保相对人，相应担保合同应认定无效。

2. 总公司对公司公章及分公司未尽管理责任，导致分公司人员使用总公司公章对外签订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无效的，总公司应对担保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赔偿责任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基本案情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昌市中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明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西天某上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某上公司”）

2018年2月14日，天某上公司与王某明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天某上公司借给王某明人民币500万元用于建筑业务流动资金需要，借款回报率为年30%，借款期限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2019年5月14日止。中某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合同上盖章，天某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某华签名，未加盖公章。同日，天某上公司向王某明转账300万元。2019年11月10日，杨某华、王某明等人结算，包括本案涉及的300万元借款及利息，之前的天某上公司的投资500万元及利润、应付工程款、税收等，王某明还应支付天某上公司210万元，王某明向杨某华出具了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杨某华现金210万元，此款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偿还，如到期未还，即前期借款300万元按原合同执行，如按期归还，则相互往来清账。”后王某明于2020年1月共计向杨某华转账110万元。现天某上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明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律师费225480元；中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查明，王某明是中某公司萍乡分公司实际控制人。2021年11月18日，萍乡市公安接中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某报警称中某公司印章疑似被伪造。2022年3月1日、3月9日、3月17日，萍乡市公安分别委托该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中某公司报案提供的有关检材所涉印章进行检验鉴定。2022年3月30日，萍乡市公安作出安公（凤）不立字【2022】001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中某公司印章被伪造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予立案。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一、王某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江西天某上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欠款1103600元及利息（以欠款金额为基数，自2020年1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二、驳回江西天某上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2020）赣0323民初487号民事判决；二、王某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西天某上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偿还欠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未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9年5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南昌市中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二项债务向江西天某上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南昌市中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某明追偿；五、驳回江西天某上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3民终554号民事判决及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2020）赣0323民初487号民事判决；二、王某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西天某上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未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9年5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南昌市中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王某明所负上述第二项给付义务中不能清偿部分的30%向江西天某上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南昌市中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王某明追偿。四、驳回江西天某上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一）一审裁判理由

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认为，天某上公司与王某明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系民间借贷关系，天某上公司作为出借人已经通过转账的方式交付款项，王某明应按照约定归还借款本息。王某明与天某上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华于2019年11月10日结算，经结算王某明还应支付天某上公司2100000元，王某明向杨某华出具了一张欠条，杨某华收了这张欠条，说明双方之间就之前的债权债务形成了新的合意，双方均应按照新的约定履行，故双方之前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再履行。欠条中载明的“如到期未还，即前期借款300万元按原合同执行”应当认定为是按照《借款合同》中借款年回报率30%履行。因该约定超过年利率24%的约定，且天某上公司仅要求按照年利率24%计算，故对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中某公司对新的债权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因双方之前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再履行，故被告中某公司对新的债权不承担保证责任。

（二）二审裁判理由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不再履行不当。首先，2019年11月10日的欠条系王某明向天某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某华出具，该欠条天某上公司并未加盖公章且无天某上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系王某明单方出具。其次，该欠条中载明了“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偿还，如到期未还，即前期借款300万元按原合同执行，如按期归还则相互往来清账”，故对于双方之间的相互往来是否清账是附有相应条件的，即王某明需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偿还210万元，但王某明并未按期予以偿还，双方关于“往来清账”的条件并未成就，双方应按原《借款合同》执行。鉴于该《借款合同》包括借款金额、用途、期限、利息以及保证、违约责任等条款的约定，王某明所提出的仅按原合同确认的利息执行的主张无有效证据证明，故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王某明仍应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天某上公司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关于王某明应偿还款项的具体金额问题。本案中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实际为30％，天某上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向王某明提供借款300万元，计算至 2019年4月30日的利息为11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王某明偿还的款项110万元应视为偿还相应的利息。在天某上公司未提供其他还款证据的情形下，可以认定王某明还应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以及自2019年5月1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天某上公司主张的月息2分计算利息未超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中某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中某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盖章，而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该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担保的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等，且保证人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中某公司作为该《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对于上述条款应予清楚，天某上公司于2020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向中某公司主张连带清偿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故针对本案所涉借款，中某公司应向天某上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三）再审裁判理由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借款的本息如何认定；二、案涉《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是否有效；三、若担保无效，中某公司应否承担担保无效的赔偿责任。

一、关于案涉借款的本息如何认定的问题。虽然中某公司的再审请求主要是针对案涉担保问题，未涉及案涉借款本息，但担保物权作为主债权的从权利，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或者民事责任的范围受主债权范围的决定，因此，对争议担保物权效力及责任的评定应首先对主债权作出认定。债务人王某明抗辩称2019年11月10日，双方对账结算确认借款本金为210万元，故案涉借款本金应为210万元。但根据2019年11月10日王某明出具的《欠条》内容，双方将借款本金结算为210万元系附条件的，即王某明需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偿还210万元，双方才“往来清账”，否则对于前期借款300万元就“按原合同执行”。从词句的通常含义，结合案涉合同的性质和目的来理解，“按原合同执行”应是指按双方签订的原借款合同对借款金额、用途、期限、利息以及保证、违约责任等约定的条款执行，王某明主张仅是指按原合同约定的利息执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因王某明并未按《欠条》约定的期限偿还210万元，应视为双方债权债务抵销的条件未成就，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恢复到《借款合同》达成合意和实际履行的状态。天某上公司实际出借300万元，王某明在《欠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后向杨某华合计转账的110万元，双方对该款项并无特别约定，根据法律规定应视为偿还相应的利息（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的利息为110万元）。综上，案涉借款本金应认定为300万元，利息应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9年5月1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二、关于案涉《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效力问题。综合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无效，对中某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主要理由如下：1．案涉担保不是中某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作为民事主体，承担民事义务的前提是其通过意思表示为相应民事法律行为，一般可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行为、加盖公司印章行为或者公司决议机关形成的决议等进行判断。而相较于公司基于正常经营活动所实施的一般民事法律行为而言，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属于异常交易行为，因此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特别规制，除几种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外，都要求公司以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作出相应意思表示。即对公司担保意思表示的判断，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行为，或者加盖公司印章行为都不能取代公司决议机关对提供担保形成决议的公司意志的体现。本案中，王某明非中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工作人员，只是该公司萍乡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明在《借款合同》上替自己的债务加盖总公司公章提供担保，未经总公司授权和追认，王某明亦陈述就该担保及用章事宜未告知总公司。因此，仅凭在《借款合同》尾部加盖总公司公章，不能证明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是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王某明的盖章行为对中某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在个人加盖公司印章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公司是独立的组织体，个人本身同时也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因此，确认个人盖章行为是其自身行为还是代表公司从事行为，需结合个人的身份、代理权外观、相对人审查义务等进行综合认定。本案中，王某明不具有代表或者代理总公司的身份外观，债权人天某上公司的举证也仅能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王某明是中某公司萍乡分公司的负责人。仅凭王某明持有总公司公章即主张王某明构成表见代理，缺乏法律依据。3．就案涉担保而言，天某上公司不是善意相对人。一方面，本案一、二审审理时，《九民会议纪要》已发布，应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17条、第18条规定对案涉担保效力进行认定，但一、二审法院均未对此进行分析评述。另一方面，与公司进行担保交易的相对人负有的审查公司决议的义务，并不是《九民会议纪要》的新增规定，而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十六条的规定。基于法律的公示作用，也基于平衡公司利益和担保相对人利益的考量，以最低成本避免担保风险和损害，相对人在接受公司提供担保之时所负有的合理审查决议义务，是判断公司担保行为效力的应有之义，该义务来源具有明确的法定性。且《九民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主要是针对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的情形，即在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为担保行为时，都要求担保相对人履行了审查公司决议的义务才能认定构成善意，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在非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非公司工作人员代表或者代理公司为担保行为时，更应该要求担保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公司决议的义务，才能据此判断相关担保行为是否应对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天某上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对王某明与总公司的关系、王某明持有总公司公章的授权来源、总公司是否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进行了公司决议等履行了合理的注意和审查义务，故可以认定天某上公司不是善意相对人。综上，仅凭王某明在《借款合同》中加盖中某公司印章，不能认定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是中某公司的意思表示，王某明的行为对中某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天某上公司亦不构成善意担保相对人，案涉《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无效，中某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三、关于中某公司应否承担担保无效赔偿责任的问题。对于担保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即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承担问题，虽然不是中某公司申请再审理由，但一般来说，担保责任请求的范围大于或者覆盖了赔偿责任的范围，从纠纷一次性解决，减轻当事人诉累的角度，也应在本案再审审理中一并评述处理。本案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对案涉担保无效均存在过错，应按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天某上公司不是善意担保相对人，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和审查义务，对案涉担保无效存在过错。债务人王某明未经中某公司授权或者同意，擅自使用中某公司印章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对案涉担保无效负有责任。中某公司对案涉担保无效亦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之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1．中某公司对其萍乡分公司未尽到相应的法定管理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从分公司的设立和法律地位可以看出，分公司是相对于总公司而言的，是总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分公司没有独立的公司名称及章程，其对外从事经营是以总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也是由总公司享有和承担，所以总公司可以对分公司直接行使经营管理权，总公司对分公司系负有法定的管理义务。若总公司对分公司未尽到管理义务，对分公司人员对外以总公司名义实施的无效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中，中某公司对其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应予掌握和监管，但中某公司陈述称对王某明实际控制分公司的情况不清楚，说明中某公司作为总公司，对于其萍乡分公司由谁实际负责经营管理，以及对外经营活动未尽管理职责。中某公司对其分公司在人事、经营上的疏于管理及放任，导致王某明有机会对外与中某公司产生一定的关联，进而导致相对人天某上公司对王某明与中某公司的关系陷入了错误判断。2．中某公司对公司印章未尽到相应的法定管理责任。社会生活中，公司印制多枚印章在对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现象较为常见，相对人不负有审核某一印章是否为公司备案印章的义务，只要该印章对外合法使用过，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该枚印章仍在使用的，法律就应保护相对人基于此所形成的合理信赖利益。同时，公司负有对公司印章进行管理的法定义务，即使盖章行为被认定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公司应对因印章管理不善所导致的相对人信赖利益受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案中，一方面，在案证据无法认定王某明持有的南昌某建设公司印章系其伪造。另一方面，虽然各方当事人对王某明如何持有的中某公司印章，以及该枚印章的来源陈述不一，但结合王某明是中某公司萍乡分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可以认定系中某公司对其分公司和对公司印章疏于管理导致王某明有机会持有中某公司印章并对外使用，中某公司对此存在过错。而从天某上公司的角度来看，天某上公司无从核查王某明加盖在案涉借款合同上的公司印章是否与备案章一致，基于王某明持有的中某公司印章在其他交易场合也使用过，故天某上公司对该印章产生一定的合理信赖，符合常情常理。现天某上公司的信赖利益遭到损害，中某公司作为印章管理人，未对公司使用多枚印章尽到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的责任，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综合本案相关合同缔约背景、履约过程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等，酌情判令中某公司对王某明案涉借款不能清偿部分向天某上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中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王某明追偿。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石梦婷）

案例索引

一审：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2020）赣0323民初487号

二审：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3民终554号

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赣民再18号

生效裁判合议庭组成人员：徐坚、毛盈超、李彬

注：本案例获得第七届江西省民商事案件统一裁判尺度研讨班改判案例一等奖

来源：江西民事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