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负责赚钱，死人负责花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一个叫做卢敬修的老百姓，打算到云南去。

穷家富路，想要来一趟彩云之南的旅程，需要钱，而且是需要很多钱。

卢敬修没有钱，他就打起了骗钱的主意。

这哥们呢，四处打听消息，得到一个十分关键的信息，朝廷派下来的新一任云贵总督叫做岑毓英，这个岑总督啊，竟然和自己是同乡。

岑毓英是广西西林人，卢敬修也是西林人。

卢敬修开动脑筋，很快想到一条妙计，不仅可以从容的到云南去，而且沿途之中，自己还不缺钱花。

什么办法呢？卢敬修打算假扮这位新总督的随行官员，一路上靠招摇撞骗到云南。

想法的确是很大胆，但卢敬修是个平头百姓，他要装成官员，要做很多准备。

首先，卢敬修找来一块木头，削成方块，然后染上颜色，绘上文字，用以冒充官印，这就有了最基本的身份凭证。

其次，他还给自己办了一个假证，弄了一个功牌，给自己虚构成了有六品军功的千总老爷。

最后，为了让自己的身份更加逼真，他还花钱雇了两个人，一个叫王老四，扮作自己的师爷，一个叫做潘润林，当做自己的扈从，同时承担替自己挑行李的工作。

一行人装扮完毕，浩浩荡荡，大摇大摆的可就从广西出发了。

这一路上，卢敬修自称是云贵总督岑大人的堂侄，不仅和总督是亲戚，还身兼六品军功蓝翎千总，两个雇来的演员前呼后拥，那真是气派极了。

行骗第一站，是贵州兴义县。

到了兴义县之后，卢敬修目标明确，直奔县衙，当地官员一看卢敬修来头不小，直接被唬住了，卢敬修则是连威逼带哄骗，成功从兴义县衙骗走了三千文钱。

其实这一次行骗，卢敬修一行人的演技还不够娴熟，很多地方都有破绽，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搞这个，经验不足，兴义县衙对他们是将信将疑，所以他们骗的不多，只骗了三千文钱。

要说这也不能算骗，这更像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从京师派来的大官到了地方，就算他没有敛财的心思，地方官也巴不得主动送钱。何况卢敬修自称千总，又说自己是岑毓英的侄子，这钱你能不给么？

赠金买静，散财禳灾嘛。

某种程度上，这和去医院做手术，医生不收红包你非给，孩子上学，老师说不收礼你非送是一个道理。

你送的钱，送的礼物，不是要求回报，而只想要自己心安。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第二次再行骗，明显就熟练了很多，这一次他们来到了贵州安平县。

地方衙门之间，那都是相互通气的，兴义县给了钱，那就代表兴义县认可了卢敬修的身份，这种认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合法性，合理性的强化，安平县一看兴义县都掏钱了，那还说啥了，自己还赶紧掏吧？于是也敬送银钱，而且他们比兴义县给的要多的多，他们给了卢敬修整整三十六两白银。

赚大了，这回真是赚大了。

要知道，在光绪年间，一个普通的底层劳动者，比如长工啊，伙计啊，挑夫啊，他们一年到头的总收入，一般在六两到十两之间，这可还不是纯收入，因为还要去掉日常吃住等开销，所以真正到手的钱是很少的。

卢敬修一次就骗了三十六两，这相当于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吃不喝五年才能赚到的钱。

何况，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只有四十五两，当然清朝地方官的收入主要靠养廉银和各种灰色手段，但这四十五两毕竟是名义上的正薪，对衙门来说，这绝对是一笔需要仔细衡量，严肃对待的支出。

但是很显然，安平县衙门生怕得罪了这位突然到访的上官，给钱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从安平县离开之后，卢敬修又奔他行骗的第三站，是贵州的普定县。

在去往普定县的路上，他是一路走，一路骗，碰到商贾乡绅等有钱人，没等他开口说话，大家都纷纷慷慨接纳，主动掏钱，美其名曰资助大人盘缠，实际上就是想要巴结巴结，卢敬修照单全收，还十分客气的说，这就算是我借你们的，回头你们到云贵总督府一块算账就行了。

您看他可是够鸡贼的，把帐全算到岑毓英的身上了。

到了普定县之后，卢敬修本来打算如法炮制，再度行骗，没想到他四处骗钱，早就被人给盯上了，云贵衙门不久前更是下发了公文，此时已经到了各衙门，卢敬修前脚踏进普定县衙，后脚就被捉住了。

卢敬修冒充官员，招摇撞骗，这是很大的罪过，按照以前的一些案例，判他绞监候或者杖刑之后流放三千里都是可以的，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卢敬修只被判了个流刑，而且还是就近流放，连板子都没挨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审理案件的官员认为，卢敬修雇佣的一个师爷，一个扈从，一看就是普通百姓，根本就不像官员的随从，而卢敬修的官印，是木头，功牌，是纸做的，他出行的仪仗，所有的物品，都拙劣简陋到了一定程度，就他的这种道具质量，他根本就够不到假冒官员，因为只有傻子才会相信他们是官员。

而且，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发现，卢敬修很有“原则”，他假冒官员身份，一不欺压百姓，二不参与军事政治行动，三不骚扰驿站，强占公馆，他只骗钱，所以经过研究决定，要从轻发落卢敬修。

总结来说，就是骗术太过拙劣，所以不能算骗。

的确，卢敬修的骗术其实漏洞百出，但地方官员“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生怕得罪上司的亲戚，与其说这是一场诈骗，不如说这是一次对官场潜规则的精准利用，官老爷们怕的不是卢敬修这个人，而是他背后所代表的权力影子...

和卢敬修相比，接下来这位冒充官员的老兄运气也不错。

段麟，湖北人，秀才出身，而且他不是普通的秀才，他被京师中的一个高官保举，马上就要在湖北的一个县担任知县。

就在他即将要做知县之前，他的老父亲不幸离世了。

在古代，双亲亡故，官员必须停止任何工作，解除所有职务，返回家中守孝，好在段麟还不算是正式的官员，暂时也没有工作可辞，所以他直接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一想自己以后马上就要做知县了，是有身份的人了，那老父亲死了，自己一定把葬礼办的风风光光的，他还决定，要为父亲修建祠堂和牌坊。

想要把父亲的葬礼办的风风光光，别的先不说，最主要，要花很多钱。

段麟以后要做知县，可毕竟是以后，他现在也只是一个小小秀才，好在他还有一份兼职，做什么呢？他在湖北省的筹防局工作。

筹防局，这是咸丰年间成立的一个经济单位，管理一些账目和现金，段麟干脆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把筹防局里的钱用来给父亲办丧事了。

可是，筹防局毕竟不是什么要紧的衙门，油水有限，慢慢的钱就不够花了，说出来您都不相信，段麟一看筹防局里没钱了，他竟然诈称自己是朝廷派下来的五品同知，并且利用自己五品同知的身份来调动兵马，支取银钱，然后把这些人力和财力全都用到了父亲的丧事上。

您说这孩子不孝吧，他费尽心机给他爹办丧事，您说这孩子孝顺吧，他办丧事的钱，还全都不是好道来的。

同知，就相当于是副知府，这是很重要的职务，就没人想到段麟是假冒的，大家也想不到，有人有这个胆量假冒同知。

段麟不仅假冒同知在湖北地界，在各衙门四处骗钱，他还靠着这个身份，接到了朝廷的一个建筑工程，皇帝要在湖北修一个文庙，这活儿就是段麟负责的。

段麟肯定是不会好好干的，他不仅不好好干，反而把工程款贪污了不少，施工用料都用最次的，让他搞出个豆腐渣工程来。

案发之后，段麟被逮捕，您想想他这个行为要比之前的卢敬修恶劣多了，涉案金额很大，而且段麟不仅骗钱，他还滥用本不属于他的公权力，甚至在皇家工程上偷工减料，基本上处死是没跑了，当然最后还是没死成，只是将他杖刑一百，流放两千里。

想一下，段麟挪用公款，假冒官员，做垃圾工程，他的每一步路走下来，几乎都是重罪死罪，可为什么最后他得以免死呢？

封建时代，历朝以孝治天下，段麟贪了那么多钱，干的那么多的坏事儿，他的动机是要自己脸上有面，目的则是为了给死去的父亲尽孝，清廷在量刑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在封建官僚们看来，只要道德牌坊立得够高，连法律都可以为之让步。

可是，段麟这叫做孝么？

他违法犯罪，辱没了家门，糟践了父亲的名声，他所谓风光大葬，有礼有面，他所谓的孝，正是用不孝换来的...

参考资料：

《清实录》

《清史稿》

《清朝史料大观》

杨尚华.晚清时期官印伪造问题研究.南京大学,2019

高航宇.清朝“诈假官”罪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