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轮中美经贸会谈落幕后，一个事关“大国意志”的判断已然显现

✪ 翟东升、嵇先白、魏子龙 | 中国人民大学

本文节选自《制裁与经济战》结语“构建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知识体系”

▍制裁与经济战中意志与认知的较量

在探讨制裁与经济战的理论和思维过程中，商品贸易内含的权力关系无疑是最常讨论和最直观的一个概念。商品的独特性和在市场上的支配地位直接影响两国在经济依赖关系中的权力地位，这解释了为何粮食和能源在经济安全议题中如此重要。虽然这种权力关系是制裁与经济战的核心，但与古代围城战术不同，现代的经济斗争并不仅仅在于简单的封锁，而更多地在于削弱和瓦解对方的反抗意志。

实际上，在现代国际斗争中，制裁的施加往往标志着胁迫手段的失败。如果深入探索，会发现外围国家默默地顺从，主动与中心国家保持一致，才是经济不对称依赖下的国际关系常态。制裁与经济战的爆发反映了双方决策者对经济权力关系的不同解读。仅当双方对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权力动态有根本性的分歧时，制裁才会真正实施。同样，如果目标国认为任何制裁措施也会对发起国造成损害，并期望发起国只是进行口头上的威胁，这样的分歧也能促成制裁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分歧和对抗可能加剧，使得制裁从一种口头威胁转变为具体行动。

理解制裁与经济战中双方的意志和决心，不仅涉及对市场机制的认识，还包括对自身意志力、决心的评估，以及对本国民众是否“上下同欲”、能否形成统一战线的判断。要全面理解这些动态，我们需要采用一个双层博弈的视角，考虑国际政治环境与国内政治环境的相互影响。在国际层面，制裁作为国家间力量博弈的一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的，旨在通过施压促使目标国改变政策或行为。这涉及对国际形势的敏锐把握，包括国际联盟的支持、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潜在的经济与政治后果。在国内层面，国内政治环境对制裁的执行和持久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发起国，制裁政策需要获得政府高层的认可，并考虑国内民意、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政治领导的目标。制裁在开始时可能顺应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社会舆论认为制裁带来的代价是可接受的。然而，随着制裁的实施，发起国的部分民众开始感受到制裁的反作用力，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从而对制裁的必要性、持续性和强度产生疑问。而在目标国，制裁可能引发政治动荡，迫使政府寻求国际及国内的支持来抵御和适应外部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双层博弈中，双方的意志和决心都面临考验，发起国需要在国际利益与国内政治成本之间权衡，目标国则需评估制裁影响并寻求适应性和反制策略。

进一步理解制裁与经济战的有效性，关键在于把握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体而非单一均质体，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经济结构由多个相互关联但功能独立的部分组成，根据不同的细分标准，如地理位置、产业等，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经济手段影响特定地区的选票或某产业链的经济利益，制裁与经济战能够对不同利益集团的收入、就业和福利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政治倾向。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取决于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政治制度，这导致每个国家对制裁的反应各不相同。制裁效果的差异性不仅受经济结构的影响，还受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实际国情的影响，使得同一策略在不同国家和针对不同利益集团的效果截然不同。

观察制裁与经济战的多个维度，发现似乎关于其有效性的讨论总是充满变数。然而，引入时间维度，将分析转化为一个立体的周期性模型，可能为讨论制裁与经济战的有效性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制裁与经济战的成效，深受发起国和目标国的经济安全意识及预备工作的影响。即便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如果一个国家具备充分的适应和调整能力，它就能有效减轻这些压力的影响。这种能力可能来自经济的多样性、广泛的国际经济联系，或是强大的国家治理和动员能力。例如，对于一个依赖单一出口商品的国家，制裁的影响可能尤为剧烈，因为其经济结构较脆弱。相对而言，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国家可能更能承受外部冲击，因为它们能通过国内市场和其他国际市场弥补损失。同样，具有较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国家也可能更有效地采取经济调整策略，如货币政策调整、产业结构转型等，应对外部经济压力。

除了物质准备和抗冲击能力，意志和认知的较量也至关重要。如果政府未能有意识地塑造对外经济关系和产业布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将随市场自由流动，无法形成有效的经济“势能”来抵御或制造经济波动。而有意积蓄“势能”虽可能导致效率损失和经济成本，却能为危机时刻提供应急储备，甚至制造他国危机。

除了上述战略层面的设计外，制裁与经济战还必须考虑战术层面的各类认知误区或合成谬误。现代产业链错综复杂，各部门和企业在决策时都难免面临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的问题，这导致短期、局部做出的决策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回旋镖”。制裁与经济战也需要决策部门在平时进行政策工具箱的论证、建设和管理，以动态和全局的视角衡量利弊。

在制裁与经济战的中短期博弈中，市场和企业的信心既决定了金融安全和短期供应链的畅通，更是能否实现产业升级、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关键。在华为公司历尽艰辛、突破芯片封锁推出新款旗舰“争气机”后，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再也不会像2018年贸易战那样谈“制裁”色变。

制裁与经济战的成败关键在于国家意志与全民认知，这既涉及各方的信心与预期，也与道德立场和公众情绪密切相关。有效的制裁与经济战策略应当旨在削弱对方政权和社会的凝聚力，而不仅仅是广泛施压。实际上，不当施压往往会使目标国内部更加团结。在国际实践中，我们看到经济制裁与舆论战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目标是战略性地影响目标国从一般民众到精英阶层的认知和意志。通过在目标国内部培育潜在的舆论力量，在制裁开始时放大悲观情绪，并将不良后果归咎于目标国政府的决策失误，这种舆论影响可能带来的损害甚至超过制裁措施本身，动摇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案例显示，制裁通常对那些贫穷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政权影响有限，反而会对那些开放并坚信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政权造成更大伤害。这一点提醒我们，在设计和实施制裁或经济战策略时，应更深入地考虑目标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以及民众情绪，以确保施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封锁围堵”抑或“平行体系”？——大国经济战的场景想定

无论是大国间的对抗还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争端，制裁与经济战都是作为政治策略的一环，目的是利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然而，对不同规模国家的制裁有着显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成本与目标差异、网络结构与权力差异以及关键第三方的行为差异三个方面。

首先，在制裁成本方面，对大国实施制裁相较于小国需要投入的资源成倍增加。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参与程度越深入，发起国构建制裁联盟的难度和成本就越大。此外，大国之间打经济战的目的往往在于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维护或扩大影响力，而大国对小国的制裁可能更多集中于实现特定战略目的或促使对方改变某些政策。大国间的政治对立通常更为尖锐，其中声誉往往比具体利益得失更受重视。特别是在核武器时代，军事冲突的高昂预期成本使各方倾向于通过非军事手段来展示决心和保持声誉。因此，如果将大国对小国的制裁视为一种以非军事手段追求政治利益的策略，那么对大国的制裁则更多地表现为在避免军事冲突的默契下，发起国的一种无奈而谨慎的选择。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了国际政治中力量对比的复杂性，也凸显了制裁作为政治手段的多维性和策略性。

其次，在网络结构中，大国与小国所处的位置迥异。网络能够实现节点之间资源和权力的转移与积累，带来指数级的收益增长，最终导致在自然边界内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在这样的网络中，大国作为发起方，可以利用其在网络中的权力放大自己的影响力，但这也带来了副作用和风险，包括可能将对手排除出自己控制的网络，以及增大网络中其他成员或关键节点离开的可能性。这些风险和代价虽然不那么显而易见，且可能有所滞后，但其重要性远超制裁的直接成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建立并维持对关键网络的控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特殊的历史机遇，一旦失去便难以重建。

同理，在实体经济侧，世界市场中各种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密切相连，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个环节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复杂但脆弱的系统。这种依赖关系的复杂性，尤其在国际政治与经济博弈中展现了其深远的影响力，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导致国际政治决策可以迅速影响经济和军事领域。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产业链进行深度分析变得极为重要。

最后，关键第三方在不同制裁场景下扮演的角色也大相径庭。在大国对小国的制裁中，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关键第三方可能加入制裁联盟或作为“侠客”帮助目标国，其行动通常基于双方提供的利益价码。第三方“侠客”的介入使得制裁效果大打折扣。在制裁发生后，目标国得到第三方的援助和支持，通过贸易转移效应抵消了制裁的伤害，使得原本的经济联系转移到了介入的“侠客”国家。然而，在大国之间的经济战中，作为国际政治中重要力量的其他大国，必须在国际大局中审慎考虑自己的定位。当自身行动可能引发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时，关键第三方的决策将不可避免地考虑到长期的地缘安全和经济战略。制裁政策的高昂代价或不均衡的成本分担将导致整个联盟的崩溃。

成本与目标差异、网络结构与权力差异以及关键第三方的行为差异，这三个因素共同造成了大国之间以及大国与小国之间在制裁实施上的显著差异。在大国之间，成功实施制裁的案例少之又少，制裁要么作为谈判策略未真正执行，要么发展为持续的经济战。在军力对等的背景下，由于直接冲突的代价极其高昂，经济战成为展示决心的可靠方式。

大国之间的经济战不仅仅是双边博弈，更是涉及各自经济韧性和网络影响力的联盟间博弈，远超小国能力范畴。盟友体系实质上是增强自身国力的信用杠杆，只有动员尽可能多的第三方支持，才能对对手施加足够压力，突破其社会和经济的自适应能力，迫使其屈服或对其造成长期伤害。但杠杆操作风险高，一旦兑现承诺失败，就可能失去战略信誉，导致盟友迅速离散。对于大国来说，中心与外围之间实际上存在共生关系，外围可能受到中心的剥削和压迫，但中心所获资源部分会转化为公共产品（如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反哺外围。体系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关键在于是否能持续提供公共产品以维持外围的忠诚。

客观来说，当前中国似乎并不适应“平行体系”的叙事框架，而是倾向于将对华发动的制裁与经济战解读为对中国的“封锁围堵”。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和人才潜力：中国人口达到了14亿，拥有众多能够驱动创新的高精尖人才，而美欧日的人口总和不足10亿。同时，中国拥有广泛的潜在盟友网络，包括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与此相对，美国的一些盟友与美国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它们准备在这场国际博弈中利用“较小威胁者”的身份来获得利益。面对当今局势，如果仍然坚持消极防御的策略，期待通过时间来解决问题，那将是不切实际的。更合理的做法是采取灵活的策略，攻守兼备，敢于主动出击，利用敌人的方法反击敌人。历史反复证明，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争取到持续和体面的和平。

▍中美经济博弈的回顾与展望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至今，中美之间的经济角逐经历了多次波动。追求绝对收益的国际经济时代已成为过去，世界正进入一个更多追求相对收益的周期，制裁与经济战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将对中美竞争格局造成至少两方面的突出影响。第一，科技水平的高低对国家军事实力的影响愈发凸显。新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与不少原有的装备形成了代差，使优势被拉平、相关积累价值归零。例如无人机的使用就对传统地面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以“星链”为代表的太空武器取代原本的通信和侦察设备。现代技术的发展蕴含着军民融合的潜力，将大幅度摊薄武器研发、军备升级的成本，同时带来新的战术战法，例如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开源情报分析、影响舆论等。第二，中国的产业升级将威胁美国对产业链的主导权，而在过去这种来源于生产网络的权力基本由美国一家独占，蕴含着极高的政治价值。这种权力的运用方式多样，既可以像制裁芯片产业那样直接切断关键生产环节的供给，也可以体现在定价权上：以欧盟向美国数字巨头征税为例，美国数字公司反手就可以将税收负担转嫁给欧洲消费者。这种权力还能体现在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各类行业组织、协会的管理上，这些中小型结构和制度构成了美国权力的一根根支柱。网络性权力生成的过程需要耗费极高的成本，在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开放性经济体能在体量上与美国媲美，除美国外各国的内部市场难以孕育出在全球具备垄断优势的产业。而网络性权力一旦建立便具有很强的惯性，后来者很难打破体系内成员的路径依赖。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具潜力的内部市场，而且深度融入世界市场，在5G、光伏、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占据产业链主导权。

除了以上最重要的两点外，科技的领先对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的影响还体现在很多方面，甚至无法从当下的视角做出判断。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会不会导致国民的审美、价值观、道德标准向开发者使用的训练素材倾斜？科技和产业问题显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全球治理问题。

正如我们在冷战以来的各种案例中反复观察到的那样，“国家安全”作为美国政府模糊但万能的兜底理由，再次成为使用制裁武器、发动经济战的借口。中美科技战包含多个维度和层次：供给端的产业竞争，需求端的市场争夺，虚拟维度的金融限制、技术标准围堵，等等。尽管中美之间尚未爆发全面的经济战，但科技战已经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激烈展开，中美科技战已经是领域内的总体战。

在微观层面，美国为了保护其技术优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与中国的技术和人才交流，这些措施包括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对华裔科学家的审查以及对赴美留学和学术交流的限制。

在中观层面，中美科技战集中体现为美国产业政策的回归和对中国企业的打压限制。拜登政府推出《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政策，加大了对国内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支持，把清洁能源、半导体产业置于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使用总数超千亿美元规模的税收减免和产业补贴，提高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促进产业回流。美国政府还对中国企业实施多维度的限制措施，意图减缓或阻断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进展。这些政策不仅包括传统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而且扩展到了更为复杂和微妙的操作领域，如“长臂管辖”干预供应链、施加金融压力以及限制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排挤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围堵行为严重背离了它曾经鼓吹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例如通过征收巨额罚款来增加企业运营成本，甚至动用司法手段来逮捕某些高管，以此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造成更大的风险。

在宏观层面，美国政府试图在产业链上将中国排除，在尖端科技领域用“小院高墙”来限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及其盟友强调以“价值观”区分伙伴国家和不合作国家，有政治条件地进行经济合作，意即与中国合作存在风险。例如，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和“印太经济框架”，美国试图用“友岸外包”来重塑全球供应链，将中国排除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美国及其盟友围绕关键技术领域，如6G、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技术、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正在形成细分领域的“技术联盟”是美国为争夺新科技霸权而建立的排他性联盟框架，旨在巩固其在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科技战是经济战的一种特殊形式，美国对华科技战的手段也包括制裁与经济战的许多经典手段，例如物资禁运、投资限制、科技封锁、建立排他性联盟以及直接针对个人的精准制裁。在这场战略性高科技产业的经济战中，美国政府依然延续了其过去制裁中的战略失误，采取“添灯油”的方式不断加码制裁措施。美国历时近五年仍未能构建针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仅在少数领域如高端芯片产业上卡住了中国的进口。美国政府并没能在开始制裁中国高科技前就与国内利益相关方和盟友达成共识，甚至在美国政府高层内部也存在分歧。美国的政治体制也导致其战术从构思到立法再到实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已经由一开始的震惊和悲观转为积极准备，部分企业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成长时间。中国政府也在这五年期间探索出了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由企业牵头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政府引导在不违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吸纳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前期风险和成本的分摊。

未来的大国经济战将是围绕技术、市场和政府政策的多方博弈，其持续时间和变化过程将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经济战有着本质的不同。以科技为焦点的经济战将成为我们团队下一步研究的中心。在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中，这场关于制约与发展的角力还在进行中，双方都已经感受到了压力，但都还未全力以赴。截至目前，美国正面临持续的经济通胀和供应链多元化的缓慢进展，而中国则在外需减弱的背景下寻求增长动力的内外转换。中美贸易额及其在各自外贸总额中的比重正在缩减，两国金融联系也随着中概股退市和中国政府减持美债逐步解绑。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频发，中国不得不为周边可能爆发的突发事件做准备。但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中美两个平行市场体系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比拼各自内部的政治经济稳定性，在外部比较盟友的规模和质量、体系的稳定，以及哪一个体系更能促进科技创新。

中美之间的经济战继续演化，有可能双方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世界经济暂时回到合作发展的轨道；也有可能将战场从产业和技术扩大至更广泛的领域，经济战配合舆论战、信息战、特别军事行动，成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鉴于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必须为后一种情况做好准备，在此依据程度由轻至重做出一些场景想定。经济战可以配合舆论战制造恐慌和不信任，影响金融市场和社会稳定。比如通过媒体传播对特定经济策略或事件的负面解读，制造市场恐慌，促使资金流出、发生挤兑或者价格踩踏。经济战还可以配合信息战发生作用，例如鼓励或利用虚拟资产投资等手段，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和社会信任。这些行为直接作用于个体公民，但是累积起来就有可能造成整体性的社会风险。在不使用军事手段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还可以通过操纵国际市场上关键民生物资的价格和供给对国计民生造成打击。而在军事手段介入后，经济战的范围将大幅扩大，强度将大幅提升，例如破坏中国的基础设施造成大范围的断网断电，引发公共卫生危机。这些手段即便在中国境内难以展开，在境外的行动也可以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切断海底光缆，破坏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基础设施，如中欧班列。这类行为配合舆论战可以令中国政府和企业多年来在海外的声誉积累归零，对中国造成严重的财产和外交打击。美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制造对中国产品的恐慌，令中国品牌失去市场。冲突更进一步，中美之间一旦爆发小规模的正面冲突，美国还可能利用其海上力量优势对中国施行进出口禁运，封锁第一岛链，鼓励各行为体私掠、收缴中国的财产和物资等。这些混合战争的形式也带来了复杂的国际法律和道德问题，同时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国际关系和平发展构成挑战。上述假定是在“料敌从宽”的原则下做出的，但我们必须思考在经济战上升为混合战争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如何考量收益和成本。

▍”如何止战？——制裁与经济战的战略战术

在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复杂国际局面时，我国如何在不动武的情况下，通过精心策划的经济外交手段，维护我国的正当利益，同时又不违背我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友好合作、和平发展的庄严外交承诺？具体而言存在三个“关键”：制裁前的关键在于威胁而非实施；制裁中的关键在于波动而非压力；制裁后的关键在于攻心而非攻城。

在探讨制裁与经济战的策略时，首要的考虑是制裁前的威胁而非实施。真正擅长战略的国家往往能在不显露锋芒的情况下达成目标。当一个国家拥有巨大的市场力量时，它无须真正执行制裁，仅凭经济威胁就能达成对外政策目标。这种策略要求在制裁或威胁发起之前，进行深入的筹备，主要是通过培育与对手之间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例如，通过倾销粮食或大量进口特定商品，可以影响另一国的经济结构，造成资源的严重错配。在全球产业链的背景下，这种战略塑造能力被称为产业链编辑能力。通过增加双方产品之间需求价格弹性和垄断程度的差异，可以提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率。

其次，制裁期间的关键在于引起波动而非单纯施加压力。“压力波动”理论指出，制裁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施加的压力大小，而在于能否在短期内造成超出对方社会或统治集团承受范围的波动。因此，发起制裁前，需考虑到受制裁国的自我调节能力，并针对这一能力进行打击，造成其失序或损伤，以此达到最理想的制裁效果。避免逐步加码的做法，因为这会给敌方更多准备和反应的时间，削弱制裁的心理冲击效果。

最后，制裁结束后的关键在于攻心。制裁通常会迅速消耗双方的依赖性，如同一次性武器，再次使用需要较长时间的重新准备。制裁往往产生长期的寒蝉效应，即使制裁措施被解除，受制裁国的经贸往来也难以迅速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因此，制裁发起国在制裁结束后应主动与受制裁国重建经贸关系，以缓解寒蝉效应。这种补偿或援助不仅有助于实现制裁目的，还能防止受制裁国形成对制裁的“免疫力”，为未来有效的经济制裁威胁打下基础，同时传达出一种信息：对抗将遭受重大损失，但顺从则会带来实质利益。这样的策略不仅能制造更大的波动，帮助实现制裁目的，还能避免对方获得经济制裁的“免疫力”。

反之，作为被制裁的一方，若想在对抗中取胜，可以考虑以下策略。在被制裁前或预感到经济胁迫的危险时，有意识地增强经济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鼓励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提高国家的自给自足能力。通过鼓励国民的爱国精神和团结自强，可以增强国内的凝聚力和抵抗力。发展本土供给有助于减轻制裁带来的物资短缺影响，提高经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前做好准备，通过预先的经济和技术准备，例如囤积必要物资、寻找替代性进口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制裁的影响。这种准备工作未必会大大缩小制裁措施所造成伤害的绝对值，但至少可以推迟伤害的作用时间，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调整和应对。

在遭受制裁时，寻求“侠客”的外部支持、在国际舞台上寻找支持和庇护是缓解制裁压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与第三方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资源交换，可以获得必要的支援。同时，与其他被制裁国组成互助联盟，共同应对制裁压力，可以形成制衡力量，减少孤立感。在国内阻断制裁的连锁效应，通过立法限制本国企业和公民参与他国制裁行动，确保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不因恐惧而切断与被制裁实体的联系，有助于维持经济稳定。通过立法限制本国企业和公民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配合他国的制裁行动中也很有必要。如果能通过阻断次级制裁的立法，明确禁止本国企业和公民遵从美国法律，将是对自身主权的确认和保护，避免让弱势的企业、金融机构和公民独自面对外国强权。

在制裁的僵持阶段或结束阶段，被制裁国也可以祭出必要的反制措施。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对制裁发起国的政府、企业或公民施加压力。例如，俄罗斯切断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便是一种有效的报复手段。这种反击不限于传统的经济制裁，还可以包括支持或默许对制裁发起国不利的行为。当然，这种反制行动可能导致制裁升级，最终演变为全面的经济战，甚至军事冲突。被制裁国也可以在制裁发起国内部展开宣传攻势，提醒其民众和在野党政治家制裁所带来的代价是否值得，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最终，寄希望于下一届政府能改变相关政策。这种策略需要对制裁发起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深入的了解，以及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

以上这些策略涵盖了从内部自强到外部寻求支持、从预先准备到应对反击的多个方面。通过综合运用这些策略，被制裁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制裁的影响，保护国家利益和主权。然而，这些策略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外交能力以及制裁的性质和范围等。

在全球化的今日，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复杂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纠葛也使得以制裁与经济战为代表的对抗性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变得越发流行。因此，深入系统地探究制裁与经济战的历史脚印、理论基础及在现实政策中的运用，变得至关重要。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经验，通过理论的镜头分析现象，借助实践的试验场测试策略，这三者的结合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制裁与经济战的本质，也能为制定更有效的外交政策提供可能性，还能为国际社会寻找解决冲突和推进合作的更有效途径提供思路。

《制裁与经济战》

书号：978-7-300-33963-4

著者：翟东升 嵇先白 魏子龙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制裁与经济战，是中国当下对外经济政策中的紧迫议题。本书是一部为中国应对严峻挑战、更多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提供智力支持的作品。

自管仲时代以来，把经济上的不对称依赖当作武器，就是治国之道的重要内容。在现当代，国际斗争中的制裁与经济战案例更是层出不穷。本书展示了古今中外若干经典案例，利用跨学科方法，着力构建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展和安全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指导。本书能够大大提升读者对这一领域的认知水平，对关心中国和世界未来的读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美国政治经济、欧洲政治经济、战略思想史、货币金融的政治经济学、帝国的政治经济学、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等，创有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自1999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评论文章两百篇，出版专著三部，提出了若干原创性学术思想以及大量宏观政治经济趋势判断，其中一部分得到了实证检验。

嵇先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地缘经济学、地区主义、亚太国际关系、东南亚研究。

魏子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欧洲研究。

【目录】

第一章 制裁与经济战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什么是制裁与经济战

第二节 制裁与经济战的一个极简模型

第三节 双层博弈与国家间的差异性

第二章 制裁与经济战的战略战术

第一节 制裁博弈中的能力建设

第二节 制裁博弈中的信息、认知与非理性因素

第三节 何为“人大学派”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

第三章 中国古代史中的制裁与经济战

第一节 西汉对匈奴的经济战

第二节 “宋辽夏三角”视角下北宋对西夏的制裁

第三节 明朝对蒙古的经济分化

第四节 本章案例总结

第四章 近现代史上作为战争手段的经济战

第一节 拿破仑对英国的“大陆封锁”

第二节 世界大战中的经济战

第五章 现当代美国对外的经济制裁与经济战

第一节 里根政府的对苏经济战

第二节 美国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制裁

第六章 俄乌冲突中的制裁与经济战

第一节 旷日持久的俄乌天然气争端

第二节 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对俄制裁与应对

第七章 当代美国经济制裁的主要形式

第一节 金融制裁与国际金融基础设施

第二节 聪明制裁与次级制裁

第三节 科技制裁与网络制裁

第八章 当代制裁与经济战的前沿问题

第一节 反制裁措施

第二节 非传统制裁发起方

第三节 制裁与经济战中的道德和法律因素

结语 构建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