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国民党大特务杨登瀛在南京被捕，审讯时：陈赓可证明我的身份

“1951年11月的一个清晨，他忽然抬头，对审讯员直截了当地冒出一句：‘给陈赓发电报，他清楚我是谁。’”短短十几个字，让在座的人都愣住了——谁会在生死关头把希望压在一位解放军上将的回信上？这个人，正是曾号称“上海第一红顶商人”的杨登瀛。

杨登瀛本姓鲍，1893年出生在广东香山，二十岁远赴东京早稻田。那几年，他白天听片冈利明讲社会民主主义，夜里抱着《资本论》啃到天亮，日语练得比粤语还溜。有人说他当年最爱喝的是清酒，可他自己笑称“我喝下去的是革命的新知识”。他对日本社会的熟门熟路，为后来在上海周旋租界与黑帮之间埋下伏笔。

1919年回国后，他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挂了个闲职，又替日本通讯社写稿赚外快。靠着能说会道，短短两年便混熟公共租界巡捕房、法租界公董局，俨然“活地图”。1924年他加入国民党，一脚踏进江湖，另一只脚却往往留给读书人圈子。因此，朋友遍布左、中、右。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老乡杨剑虹。1928年，杨剑虹被任命为中统驻沪负责人，急缺得力干员，便抛来橄榄枝。杨登瀛知道，这是一条危险而又可能立功的路。他私下找到陈养山——当时隐藏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的中共党员，倾诉两难：“不干，兄弟情面过不去；干了，怕坑了地下同志。”陈养山随即向中央特科报告。几天后，一位化名“王庸”的高个男子约他在静安寺后的小茶室见面，正是陈赓。

很多年后陈赓回忆说：“第一次见面没谈策略，先把话挑明——你若愿意，两边都能活；若不愿意，现在就散。”杨登瀛沉默片刻，只说：“要我两头做事，得先让我活得下去。”当晚，他收下两根金条与一部紧急暗线电话。从此，“双面身份”正式启动。

杨登瀛在中统的外号叫“杨情报”，因为他总能第一手拿到消息。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数据直接流进了北四川路过街楼——中央特科秘密办事处。少有人知道，为了巩固他的“专家”形象，陈赓甚至故意“泄露”过几份无关痛痒的材料给杨剑虹，好让上层相信此人确实掌握共党脉络。

1929年夏天，彭湃被捕震动上海。杨登瀛仅用两天就查到叛徒白鑫的去向——这效率在当时堪称离谱。情报送到特科后，陈赓当夜布置“清理门户”。同年秋天，他又两次稳住企图出卖李立三的线人，用金条延缓交易，为同志争取了转移时间。那时的上海滩波云诡谲，表面是灯红酒绿，背后却是刀口舔血，无人敢断言自己能活过第二天。杨登瀛脾气怪，有人说他贪杯，有人说他好色，但没人否认他办事靠谱。

危险也在靠近。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国共双方都在追杀名单里加上了彼此的人。徐恩曾手下的钱壮飞抢先截获情报，特科紧急撤离，而杨登瀛却固执地留在上海，他的判断很简单——顾顺章斗不过张道藩，中统内部未必真信他。果然，他先被捕后获释，但已不复昔日权势。陈赓曾劝他转往香港避风头，他却答：“命硬，不走。”

抗战爆发后，他被逐渐边缘化，最后在南京摆地摊糊口。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京市公安局发通知让旧职员登记，杨登瀛自忖“与党有功”便未报到，于是当场被抓。档案上写他“前中统特派员”，罪名很重。审讯时，他提到“陈赓可证明”，看似孤注一掷，其实他心里有数：陈赓不会撒手不管。

事实如此。陈赓收到法院两次来函后回信：“鲍君甫1927至1931年与我方合作，贡献明确。”措辞不温不火，却足以救命。随后，陈养山也补充证明。法庭酌情判处管制，杨登瀛捡回一条命。1956年，南京军区派车把他接到北京，见到了久别的陈赓。那天，大雪，陈赓陪他去总医院装假牙，又塞了一包厚厚的棉衣。临别前，陈赓只说一句：“老兄，这牙别再掉了，掉了就来找我补。”

可惜好景不长。进入六十年代，旧相识多已工作调动，救济中断，杨登瀛家里七口人靠他微薄津贴过日子。有一年冬至，他写信给安娥：“孩子没鞋，下雪不敢出门。”安娥病中仍回包裹，但也只是杯水车薪。1969年12月，南京罕见的大风雪，他在破旧小屋里病逝。临终前，他反复对家人嘟囔：“我不是叛徒，我帮过他们，可惜没机会讲清楚。”

1975年，周恩来重病期间提到几个旧友，罗青长事后回忆：“总理点名不要忘了杨登瀛。”消息传出，很多年轻干部第一次听说这个介于“功臣”和“嫌疑人”之间的人物。档案室里，他的卷宗既有“中统要员”的黑色墨迹，也有“向党提供情报”的红色批注，两色交错，像他的一生——灰中带红，红里藏灰。

有人评价他“立场不纯”。这话或许不假，但如果只用黑白来衡量，历史难免失真。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他那几年的暗线，特科能否顺利解救那么多干部？难说。杨登瀛没留下回忆录，也没写自传。唯一能证明他价值的，是陈赓那封寥寥百字的函件——在灰底上盖着一方鲜红公章，如此讽刺，又如此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