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女人的故事里，都藏着所有女人的秘密

“我坐下来，写下看似自然而然的东西，并且总是以第一人称。”

美国作家薇薇安·戈尔尼克（Vivian Gornick）曾如此定义自己的写作。1935年，戈尔尼克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工人家庭，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出版作品均为非虚构（回忆录、文学批评和散文等）。这些作品总是以第一人称视角聚焦作为女性的处境，反思她们在成长与衰老等不同阶段可能遭遇的种种问题。她笔下的“我”始终是连续的，无论主题是什么，其全部的写作都依赖于直接的生活体验。

在“第一人称的变奏”中，戈尔尼克为新一代人发展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个人新闻”的东西，她始终不断调试“我”和“他者”的相对位置，“我的感受不会成为主题，我用我的感受去探索各种主题”。这种第一人称风格借鉴了英国文艺评论家威廉·哈兹利特和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传统，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个人证言的渴望。站在今天回望，这种“个人新闻”的写作无意中预示了21世纪初新一代女性的许多写作，越来越多女性不再羞于写下自己，她们用自己的个人故事来阐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写下“个人新闻”之前，戈尔尼克曾以一名记者的身份亲历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在当时各种思想交锋不断的纽约，为知名杂志《村声》撰写论辩文章。直到这场浪潮因内部分裂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戈尔尼克意识到：“街头戏剧结束了，你只能独自面对你的意识形态。那么，你该如何应对呢？”她才转而从内心出发进行写作，从混乱的经历中创造秩序，重新认识周遭建立起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离开小集体的怪女人反而建立了与更多女性的紧密联结”。她最终发现，“无论男女，女性主义的真正目标是，最终我们都能从工具性关系变为更真实而亲密的关系。”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19日专题《薇薇安·戈尔尼克　第一人称的变奏曲》B04-05。

B01「主题」薇薇安·戈尔尼克　第一人称的变奏曲

B02-B03「主题」薇薇安·戈尔尼克　成为“怪女人”

B04-B05「主题」每个女人的故事里，都藏着所有女人的秘密

B06「文学」《鹰塘》农场上的“黄金怪人”

B07「文学」《残迹》智利历史创伤后的活死人

B08「中文学术文摘」网络传播研究文摘两则

撰文 | 蒋慧

薇薇安·戈尔尼克（Vivian Gornick,1935-），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散文家。

乍一看，薇薇安·戈尔尼克的作品纷纷指向明确而各异的主题，例如《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聚焦母女，《怪女人与一座城》专注城市，《我生命中的男人》（暂译，The Men in My Life）剖析异性，《未竟之事：故纸巡礼者札记》（暂译，Unfinished Business: Notes of a Chronic Re-Reader）探究阅读。然而，这样的解读其实是对作品的矮化。因为无论是写母女相处、男女分立，还是写城市生活、阅读经历，戈尔尼克都并不着意于描述特定的关系、寻求简单的解法。作家在个人的困境之上，看到了每个人更普遍的处境。

当戈尔尼克带着全部洞见，将目光转回自身时，她问出了那个困扰各阶层、各年龄段女性的问题——“自我是什么？它在哪里？该如何追求、抛弃或背叛它？”（《怪女人与一座城》），也写下了自己对抗不公与孤独的方法——“一个人应该努力去过自己的生活”（《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母女关系

依恋之下的疏离

她在唇枪舌剑中说：“好吧，这就是你得到的母亲，也许换一个会好一点，可是太糟糕了，你的母亲就是眼前这一位。”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作者：（美）薇薇安·戈尔尼克，译者：蒋慧，版本：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3月。

戈尔尼克生于1935年，童年时期与少女时代被一群太太们环绕：德鲁克太太、齐默尓曼太太、肯特太太、罗斯曼太太……她们都是纽约布朗克斯区一栋公寓大楼里的女人，也都是——至少曾是——某个男人的妻子。

这些女人是戈尔尼克广义上的母亲，与她自己的母亲贝丝一起，为作家早年的生命框定了一个小小的宇宙——它虽只与一栋公寓楼等大，却能供作家与读者管窥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成年女性的普遍处境。

戈尔尼克从小便在广义的母亲身上反复察见女性身体所受的折磨。这些伤害多半来自她们身边的男性：她们常被男性殴打，如果丈夫尚未学会在妻子违拗自己时用暴力解决问题，父亲便会亲自示范如何行使男性的权威；她们一直困在家里，天地只是公寓与小巷，职责围绕丈夫和孩子。

不过，在幼年的戈尔尼克心中，母亲贝丝是鹤立鸡群的存在，她不曾遭受显见的肉体侵害。这不仅是因为她具备优秀的个人素质、非凡的工作魄力、出色的家务能力，更是因为在那个几乎每个妻子都厌恶丈夫、每个丈夫都殴打妻子的大楼里，贝丝幸运地拥有（至少自认拥有）“幸福婚姻的完美范式”。

整个童年时期，母亲一直是戈尔尼克的荫庇，是安全的象征：她对“文明”与“不文明”的阐释，成了女儿此后对世界的本能判断；她对街头动静与人际关系的爬梳，让身在厨房的女儿仿佛实时参与了窗外的世界。而这是多么安全的参与方式——女儿借由母亲的眼睛与心灵，跟世界产生联结，同时又无须让自己暴露于纷繁危险的环境。

老照片 戈尔尼克和她妈妈。

母女之间的强烈依恋，让女儿深陷生命中第一个紧密的最小集体。正是在这种紧密的联结与强烈的依恋中，少女戈尔尼克敏锐地捕捉到了母亲身上的矛盾之处：揪住“完美”婚姻不放的母亲，一直为遭到蚕食的自我暗暗恼火。

贝丝怀有强烈的政治激情，且胜任复杂的社会工作，却与那些“不文明的”太太们一样，始终为家宅束缚、被家人绊住。她在丈夫的反对中放弃了出门工作的机会，终日在方寸之地操持家务。擅长做家务的贝丝不仅鄙夷家务，而且鄙夷整日做家务的自己。然而她并未试图对这样的家庭结构发动进攻，因为那寻常到几乎正常；反而转头将丈夫的爱当作解药。在必须困于家务、无法出门上班、自我不断萎缩的时刻，是丈夫的爱无数次将贝丝从生活的不如意中拯救了出来。

《女人的工作》，约翰·斯隆（John Sloan）绘。

她信仰爱情，执着于“对的人”，认为“女人的一生完全由爱决定；相信在理想伴侣面前，自己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回应诗歌、政治、音乐、性爱：一切”。丈夫早逝后，贝丝失去了“对的人”，却让自己在“爱情”的禁锢中越陷越深，将失落演化成数十年如一日的抑郁，“只是工作，只是受苦”。母亲的痛苦笼罩着戈尔尼克的整个少女时代，女儿“无比渴望远离她，却没法走出她身处的房间”。

少女戈尔尼克尚未抵达多年之后才能领悟的道理——母亲企图用悼念升华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无法像步入壮年后那样一针见血地点明，母亲“本可以投入自己的生活”，却“困在爱的念头里，度过了三十年”。但她本能地知道，这不对劲。她试图带母亲离开旧生活，进入新世界，却每每在展露这个念头时，迎面撞上母亲的怒火。

贝丝的怒火与楼里其他女人的怒火一样。火种长年埋伏在她们的心中，是旷日持久、一触即发的灾难。“眼前这一位母亲”与那些广义上的母亲没什么不同，身为妻子，她们都选择了那个时代的“正道”——让自己隐入家庭，把舞台让给丈夫。她们将自己变成家人的养料，供旁人蚕食，让他们茁壮。基于这样的行为逻辑，贝丝引以为傲的幸福婚姻便不是逃离压迫的幸运出口，而是她亲手制造的虚假糖衣。

愤怒的母亲不知该拿这件虚假糖衣怎么办，于是在混沌中，贝丝先是为女儿织上了几针——将爱情的糖衣深深植入了少女的心中，接着又为她拆掉了几寸——顶着所有人的反对，把女儿送进了大学。伴随物理距离而来的，是心灵的隔阂。离家之后，戈尔尼克虽从未背叛与母亲的最小集体，却渐渐步出了母亲的思想荫庇。

婚姻关系

不存在“对的人”

我们赋予爱情变革的力量；想象着在它的影响下，我们将焕然一新，甚至完整无缺。当预期中的转变没能实现，与迷恋交织的希望就绝望地消失了。

——《怪女人和一座城》

《怪女人和一座城》，作者：（美）薇薇安·戈尔尼克，译者：蒋慧，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5月。

戈尔尼克离开家庭、走入社会时，已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分隔线，历史不会每隔一段时间便投下一个界碑，宣告此前的女性都属于旧时代，此后人类社会便能满怀希望地迎来一批批自由独立的新女性。

青年女儿们离开母亲的荫庇，在更广袤的世界与更复杂的生活中寻找新的联结时，母亲们依然在热烈参与生活、殷勤传授规则。大学里增益的见闻与母亲的言传身教互相拉扯，令戈尔尼克在投身工作与找到“对的人”之间不断摇摆。

一方面，她不想成为母亲的翻版，渴望去过有意义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必然要求坚定地从事一份真正的工作——能让她参与世界、推动变革的工作；另一方面，年轻的戈尔尼克深受母亲“大写之爱”的影响，盼着找到并投入“真正的爱，诚挚的爱，正确的爱”。为了平衡革命推动者与爱情信徒的身份，戈尔尼克曾幻想出一幅完美的图景：自己站在台上，“对的人”则在台下——作为自己的仰慕者。

只是，过渡期的女儿难以抵挡彼时整个时代的取向与多数女性的幻想——女性只有依靠爱情，才能获得变革的力量。年轻的戈尔尼克慢慢相信，要想投入工作，就必须找到理想的伴侣。于是，为了能够开展工作，戈尔尼克开始寻找那个“对的人”。久而久之，找到“对的人”似乎就成了工作本身。

离开与母亲的最小集体，女儿执着于隐入另一个最小集体——与伴侣的联结。渴望过上迥异人生的年轻女儿，此刻却开始沿袭上一代的路径，毕竟，母亲与内蒂已经用自己的生活为她反复演示男人的必不可少。

戈尔尼克与母亲一样，曾短暂地在“对的人”的理解中感受世界，感受自己的存在。这种理解让女人不再孤独、忘了不公，甚至感到安全，就像幼儿经由母亲参与世界，置身爱情的女人也可以经由伴侣参与世界：你不必在世界面前亮出自我，自有另一个人帮你承担这个任务，如此一来，你便是安全的，既不必费力赢得旁人的兴趣与尊重，也不必害怕在复杂的世界中陷入险境。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世界的权力已彻底移交给另一方。

更可怕的是，这种联结并非天长地久。在戈尔尼克的母亲看来，关系的终结源于“对的人”不幸早亡。戈尔尼克本人却在经历了两段婚姻与几段恋情后发现：“对的人”根本不存在。她与母亲，以及大多数女性，都被神经质的渴望所奴役，像契科夫《三姐妹》中的娜塔莎，一直在“为不理想且永远无法变得理想的东西哀叹不已”。

年轻的戈尔尼克。

年轻的戈尔尼克遇到的年轻男人们依然可能会给女性的身体带来伤痕与痛楚。他们仍在殴打自己的妻子。他们仍会让女性单方面承受性事带来的风险——戈尔尼克与母亲一样做过流产手术，在见不得光的秘密诊室里，冒着感染甚至死亡的风险，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陌生人的手上。这些年轻男人依然是女性工作路上的拦路虎。他们不仅抢走了多数的工作机会——在伯克利的英语系，男研究生是教授们未来的弟子、继承人与智力伙伴，女研究生却只是青年才俊的配偶或“不宜成为”配偶的异类；而且会劝诱渴望投入工作的女性变成专心照顾家庭的妻子——戈尔尼克在《未竟之事》提到，当她终于有机会克服写作路上的障碍、毕生从事专业写作时，却为了结婚迁居偏远的乡村，因此切断了所有与写作相关的联系。在第一段婚姻里，戈尔尼克似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一位同样对艺术顶礼膜拜的画家。但婚前两人一起准备简单饭菜的习惯，在婚后却变成了：丈夫在画室读书作画，妻子一力承担耗时耗力的烹饪任务，独自收拾两人饭后的锅碗瓢盆。丈夫不仅认为这样的模式天经地义，还自觉有权点评妻子的家务能力——一句脱口而出的“你做的咖啡太难喝了”，便迫使妻子耗费无数心力与时间去琢磨与改进。

一段段情感带来的失望，让戈尔尼克的心摆向了工作。她开始明白自己应该投身有用的工作，全然忘记那个“对的人”。当然她并未真的断情绝爱，之后依然无数次体验爱情、幸福与痛苦。但看清并挣脱这些遮蔽，始终是女性实现自我的关键一步。

面向自我　

要求登场的“怪女人”

那些年，我这样的女性被称作新女性、自由女性、和怪女人。（我自己当时更喜欢怪女人这个称呼，现在依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步出荫庇、挣脱遮蔽的成年女性，成了留在原地的母亲与男人眼中的怪女人，因为她们偏离了传统父权制体系下的妻子身份，违背了成年女性成为妻子、隐入家庭的惯例。

事实上，怪女人们早已不再相信身份自带权威。在怪女人心中，旧时代女性默认的生存规律是一种既定的不公。戈尔尼克在广义的母亲与唯一的母亲身上，在诸多文学作品之中，在以爱情或友情的形式呈现的各种亲密关系里面，都看到了它的身影。这种不公稀松平常，她没有因此放松警惕。这种不公隐秘而狡猾地出现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她没有因此懈怠对它的追踪。她始终双眼大睁，侦查那些隐藏在日常琐事之下的残酷真相，并坚定表达对既定不公的严正谴责：当伴侣强迫她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时，她会决绝地说“不要”；当贝丝断言母亲给了子女生命，就必须得到子女的敬爱时，她会直白地说“爱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即便是母亲的爱或儿子的爱”。

《星期日，妇女们吹干头发》，美国画家约翰·斯隆（John Sloan）绘，1912年。

爱不是伴随身份而来的特权，爱是需要争取的，公平也是。因此怪女人永远拒绝走入粉饰的太平。戈尔尼克曾在接受采访时提起一段往事：比她年长15岁的表姐面对丈夫的无理拒绝，用温柔配合与耐心哄劝使丈夫回心转意，并为此相当得意。戈尔尼克心中却只有震惊。让她震惊的倒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表姐行为背后的价值观。那种化解矛盾的小小手腕并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一种屈从：表姐是在默认不公、顺应不公，接受女性只有在为男性提供额外的价值后，才能从对方那里获得本就归自己所有的正当权利。怪女人戈尔尼克不会配合那样的逻辑，也不会允许自己融入按那套规则运行的世界。

拒绝进入那个世界的怪女人，既暴露在集体之外，也脱出了整个时代。孤独是最显著的惩罚，有时戈尔尼克感觉自己被失败与匮乏埋葬——没有爱和联结，处处都是冲突。但怪女人再也不会甘心回到被遮蔽的状态，再也不想沦为助他人实现自我的工具，再也无法安心躲在“对的人”背后，通过他人的理解感受自己的存在。怪女人不要当追星族——“一辈子围着自己嫁的成功人士打转的女人”，而是要直接成为明星——作为独立的个体，直接无畏地参与世界。为此，她们必须主动暴露，必须忍受孤独，必须在遭遇压迫时表达愤怒，“我们不要改革，我们甚至不要赔偿；我们想要的，是打破秩序，不管后果如何”。

尾声

“既新又旧”的明天

问：您如何看待女性主义的命运？

答：作为一种力量、一种哲学、一种行动、一种愿景、一种渴望，女性主义的命运将继续传播，直到实现其目标……争取平等的斗争不会自行完成。每五十年，它就会以新的力量重新觉醒，取得一些进展，然后停滞。但它永远不会回到原点……

——《疑魇缠身：与薇薇安·戈尔尼克的对谈》

戈尔尼克不仅是非虚构文学大师，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过，她的激进不在于采取极端的斗争措施，而在于对自我与社会保有深刻洞察，以及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之路上始终强韧不屈。

怪女人挣脱遮蔽后，选择通过工作参与世界——她们成了社会的劳动者，试图在投身志业的过程中，凭借自己的努力推动社会的变革。因为忠于工作约等于忠于自我。戈尔尼克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爱是一种被动感受生活的功能，需要一个理想的他者才能获得圆满的解决方案……工作是一种主动表达生活的功能，就算一事无成，行动的过程依然会令人增长知识。”

作为作家，戈尔尼克的工作是思考与叙述。在《未竟之事》中，作家阐释过自己的写作风格。那是一种被称作“个人新闻”的叙述方式，试图把内部与外部——即“个人”与“新闻”——按比例结合起来，从而让读者亲临作者看到的场景，感受作者体会的氛围。

为了复现自己目睹的真相，戈尔尼克常常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维度，通过不同角色的视角，或是同一角色不同时期的视角，去描述同一个主题，于是这件事不再是时间线上的一个孤点或三维世界的一个截面，而是成了包含多重透视、突破线性叙事的多元宇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中母亲的婚姻。这桩看似美满的婚姻前后经由五个人的视角呈现：“我”、母亲、多萝西、内蒂、玛丽莲。而其中的“我”，包括年幼的“我”与成年的“我”；其中的母亲，包括青壮年的母亲与暮年的母亲。至此，读者如上帝一般，透过多位角色的多重视角，领会了贝丝婚姻的全部真相。然而请别忘记，这些视角是戈尔尼克本人亲手赋予我们的理解方式。要写“个人新闻”，便是要做自己的记者，记者不会捏造事实，但会选择呈现哪些事实。作者的观念与态度，便暗藏在这种剪裁里。

年轻戈尔尼克写第一本书时到埃及去和当地一家人的合照。

戈尔尼克以深刻的洞察理解世界，又以独特的叙述改变世界——她每次借由角色之口描摹母亲婚姻的不同面向，都是带着在人生长河中窥见了更多真相，重新回到从前的母亲身边，试图理解与抚慰当时的母亲，从而改变命运可能的走向。她从未背叛与母亲的小小集体，而是在短暂离开了这个集体、独自探索过辽阔的世界之后，像河蚌包裹沙粒那样，用更宏大的自己包裹住人生中的种种伤害，并试图把自己孕育的珍珠呈现给那个最小集体中的亲密盟友。

如今我们阅读戈尔尼克的文字，可能会理所当然地以为，她始终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战士——直直穿越了时代与集体给女性布下的迷障，十分必然地成长为书中那个为我们带来警世箴言的怪女人。但我们若仔细研读她的所有作品，甚至同样踏上自我觉醒的旅程，或许就能发现：她在抵达之前，一定在各种弯路上经历过痛苦而漫长的进退磋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者的困境，一部分来自外界的不公，一部分来自内心的挣扎。前者不必赘述，后者则是因为，见识过女性主义光芒的怪女人固然能喊出不要爱情、不做妻子、不当母亲的激烈口号，但热烈的宣言更像是一种对抗的姿态，并不能代表女性真实的需求。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一些女性将抗争当作短暂的田野调查，匆匆涉猎后，便退回了令自己失望的生存方式。戈尔尼克却始终强韧不屈地反抗不公，争取平等。她拒绝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即便隔着二十层的床垫，也始终能够感知到床垫下那颗豌豆的存在。在绵延了数十年的斗争中，戈尔尼克最终发现，仅靠“觉悟”永远无法成事，女性必须为平等付出切实的努力。在她看来，这个终极的目标便是：“无论男女，最终我们之间的关系都能从工具性关系变为更真实而亲密的关系。”

女性主义的进程道阻且长，属于个人的自我觉醒与自我实现同样艰难而反复。但即便这个过程断断续续、时进时退，也“永远不会回到原点”。只要女性曾经尝试离开脚下的泥淖、审视自己的处境，她的心就会变成揉皱的纸，永远无法抚平对另一种图景的渴望。以孤独之姿投身世界的怪女人，最终也不会真正陷入孤独。这不仅是因为她与历代追求平等的无数女性主义先锋站在了一起，更是因为，她已不再试图用躲入小集体浇灭孤独，如今她主动理解并参与世界，致力构筑让女性与男性都能从中受益的平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离开小集体的怪女人反而建立了与更多人的紧密联结——那个怪女人终于得到了自己一直渴望的陪伴。

作者/蒋慧

编辑/申璐 李阳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