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帅：结合司法实践评网约车平台公司“牌照出租”的法律风险

网约车已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方式。居民网召网约车一般是使用网约车信息聚合平台软件，而网约车信息聚合平台背后是诸多网约车平台公司通过招募和管理数量庞大的网约车司机，来实现遍布全国的网约车服务。

网约车平台公司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实际经营活动中，负有招募及管理司机和车辆、选聘及管理运力供应商、对接网约车信息聚合平台及开展营销活动、资金结算、投诉及事故处理、运营数据及档案采集管理等相当具有专业性、复杂性的经营责任。

根据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公开数据，2025年8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共收到273家网约车平台公司传输的数据[1]，即截至2025年8月，存在经营活动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共273家。他们需要持续满足各地监管部门对数据接入、合规运营和服务质量的严格要求，同时应对市场竞争带来的盈利压力，逐渐产生以“牌照出租”为主要收益来源的经营策略，实际上存在巨大法律风险。目前此类纠纷及司法案件尚未“上量”，笔者以代理的此类案件经验，粗论几个重要的法律问题。

一、“牌照出租”的模式及本质

目前，网约车行业采用的“牌照出租”模式[ 有别于网络预约出租车司机将其“车证”“人证”出租、出借给他人使用，本文仅论述网约车平台公司将其持有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出租、出借给他人使用的行为。]可以归纳为2种：

1. “挂靠”模式

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及其他规定资质、许可的企业或个人（简称“租牌人”），与取得相应资质、许可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将其网约车业务平台系统交由租牌人使用，协助办理取得合作城市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线上能力认定证明》，在办理监管部门检查、运营文件签发、司机车辆运营等事务时配合租牌人使用其公司印章及证照；而租牌人全权负责经营场地、人员以及办公设施事宜，应对监管部门检查，负责招募司机、车辆并办理平台注册、信息录入，自行收取经营收入并与司机和运力供应商结算，自行处理投诉、事故及行政处罚。租牌人按经营流水的一定比例向网约车平台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或“管理费”，有的还约定“保证金”“业绩保底”“开城免佣”等条款。

网约车平台公司可能按地域在不同城市分别与多个租牌人合作。

可以看出，“挂靠”模式的核心是通过一揽子安排，使租牌人全权接管网约车经营的各项事务，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网约车平台公司收取一定金额的管理费。依此特性，网约车平台公司与租牌人签署的合同往往按“托管经营”“合作运营”等逻辑进行设计。

2. “分包”模式

“分包”模式关注到了“挂靠”模式过于显而易见、简单粗暴的合规性问题，转而由网约车平台公司分别将招募与管理司机和车辆、运力供应、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活动、经营资质所需软硬件设施等经营内容分别外包给不同的对象，构成向多家供应商采购服务的显性模式，但实际上这些供应商均由租牌人控制，最终体现在财务上，网约车平台公司仍只保留一定金额的管理费，其他经营收入悉数直接或间接支付给租牌人。

“分包”模式运用了“高超”的法律、财务等方面的操盘能力，实际应用中有超越“挂靠”模式之势。

不论是“挂靠”模式还是“分包”模式，其本质都是网约车平台公司将其取得的经营资质、许可出租、出借给租牌人使用，使网约车经营活动脱离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管理控制之下。其结果就是使不具备网约车经营资质的单位或个人，通过与网约车平台公司的“合作”，较为完整地获得了网约车平台的运营权限，实际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网约车平台公司与租牌人一旦发生纠纷，在证明双方合作模式的事实上，“挂靠”模式和“分包”模式确实有一定区别。“挂靠”模式下，双方签署的合同能够较为完整地体现双方的合作模式和合作实质，结合双方资金流转及结算情况，能够较为容易地使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调查发现出租、出借《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法律事实，从而对合同效力作出明确评价；“分包”模式下，如未经双方如实说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受限于案呈供应商合同所证明的事实，难以完整地调查发现出租、出借《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法律事实，从而使案件审理围绕着一般的合同纠纷展开。

二、“牌照出租”合同的法律效力

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法律关于合同无效情形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进一步地，我们考察网约车平台公司所持“牌照”即《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应当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符合规定的条件；第六条规定，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规定的材料；第七条规定，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第八条规定，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网约车经营申请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明确经营范围、经营区域、经营期限等，并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第十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在取得相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向企业注册地省级通信主管部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后，方可开展相关业务。涉及经营电信业务的，还应当符合电信管理的相关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自网络正式联通之日起30日内，到网约车平台公司管理运营机构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定的受理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纵观上述规定，不仅可以明确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向网约车平台公司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系行政许可行为，网约车平台公司还应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向企业注册地省级通信主管部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后，方可经营网约车业务。

“出租牌照”的网约车平台公司本质上是将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出租、出借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第八十条规定，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网约车平台公司“出租牌照”的行为显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和第八十条属于管理性还是效力性规定亦有必要加以区分。其一，从第八十条规定的法律后果而言，可能构成犯罪行为，需予以明确的否定性评价；其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是针对特定的网约车平台公司颁发，具有专属性，目的是确保网约车平台公司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能力来提供合法、安全、规范的网约车服务，关系到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绝非仅利于管理秩序；其三，国家对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平台公司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不得作为网约车平台公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即禁止无证展业行为之本身。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出租、出租《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而使未取得行政许可的单位和个人得以实际经营网约车业务的行为而言，属于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相关合同系属无效。

笔者代理的案件中，人民法院亦明确认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将其取得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等运营资质授权给租牌人使用，实质是非法许可未取得相应行政许可证的公司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故此，双方签订的案涉协议实质是以合作或委托运营网约车业务的形式变相规避网约车经营许可制度，明显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

三、“牌照出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无效的或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据此，当“牌照出租”合同为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同时，要根据合同签署方存在的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一方因合同的履行从另一方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从实践情况来看，签署“牌照出租”合同的双方均应认识到合同实质及其违法性，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划分双方责任上，结合司法实践情况，笔者认为，大体可以按如下方式承担：

1. 由于合作期间的收入系由租牌人实际经营取得，且与司机和运力供应商的利益切身相关，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将双方发生纠纷时未结算的车费支付给租牌人；

2. 由于合同无效，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合同项下收取的的保证金属于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租牌人；

3. 由于合同无效，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相应无效，网约车平台公司和租牌人均不得再主张违约金；

4. 租牌人为开城、营销等投入的运营成本，因明知属违法行为而为之，由租牌人自行承担，不得向网约车平台公司主张损失赔偿；

5.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依法承担合规经营责任，因此期间产生的行政罚款应由网约车平台公司自行承担，即使系由租牌人实际经营行为所导致；

6. 网约车平台公司放任租牌人以其名义接入网约车信息聚合平台造成的坏账损失，如无租牌人恶意造成坏账的因素，则由网约车平台公司自行承担；

7. 如合作期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被吊销，基于“牌照出租”行为的违法性，同时证明网约车平台公司即不具备规定的经营条件，因此相应的损失由网约车平台公司自行承担。

四、合规建议

综合上述，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充分认识到网约车业务的行政许可属性、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属性以及“牌照出租”的法律后果，必须强调，其法律后果不仅限于民事责任，还可能引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仅就民事责任而言，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网约车平台公司所需承担的损失可能远甚于租牌人，特别是网约车平台公司为规避风险所约定的保证金条款、违约责任条款都将因合同无效而不具备约束力。因此，“牌照出租”绝非是一个好的经营模式。

如网约车平台公司缺乏运力运营、营销运营等竞争力，完全可以依法合规地采购相应供应商的服务，而非“一租了之”；具备运力运营、营销运营等能力资源的企业和个人，亦可找准专业供应商的市场定位，通过提供专业服务而获取合理合法的收益，否则也可能面临网约车平台公司随时悔约、保险公司不予理赔、资金安全无法保障、行政处罚等诸多风险。

●注释：

[1]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1eH5AD89wJs4WjXRDzYWoQ

[2]有别于网络预约出租车司机将其“车证”、“人证”出租、出借给他人使用，本文仅论述网约车平台公司将其持有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出租、出借给他人使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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