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有希望拿布克奖的印度作家访谈：“创作这本书是我生命中一段非常、非常孤独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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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获得布克奖以来，这位印度作家花费了二十年时间创作后续作品，也是她的第三部作品。在与《卫报》记者的访谈中，她再次谈论了再次入围长名单的感受以及在她所在的纽约社区引发恐惧的移民突袭行动。

小说家基兰·德赛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继承失落的人》（The Inheritance of Loss）并赢得2006年布克奖后不久，便开始了她的第三部作品的创作。书名《索尼娅和桑尼的孤独》（The Loneliness of Sonia and Sunny）很快浮现在她脑海中，她知道她想写一个“不一定是浪漫的现代爱情故事”，一个既关注将我们分开的力量——阶级、种族、国籍、家族历史——也同样关注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力量的作品。而这本书本身的写作几乎花了二十年时间。

德赛笑着说，将这么多年投入一本书的一个问题在于，人们会担心你的身心健康。“人们开始想，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你真的在写东西吗？”一位邻居——他观察到德赛每天如何早起写作，在书桌前吃早餐和午餐，短暂休息一下去买食物或做家务，然后一直写到晚上尽可能晚的时候——试图进行干预。“你需要走出你的房子，”他告诉她。

“你会写书写疯的！这根本不是生活的方式！”她90岁的叔叔则充满关爱地评价说，她开始看起来“像某种无家可归的人”，她承认这是事实。“这变得太荒谬了！”然而德赛说，她热爱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为她的写作服务。

有时，她自己也对写作耗时如此之长感到困惑。这本书长达近700页，“但我也得想想，有些作家能写出好几本这么长的书。看看希拉里·曼特尔、狄更斯或托尔斯泰。”她沉思道，也许“我只是在反复重写这本书，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到了2013年左右，她的笔记已膨胀到5000页，她苦苦思索应该提取哪些线索并编织成一个故事。她应该在时间上回溯多远，又向前推进多远？她应该从索尼娅和桑尼向外扩展多远，去探索他们朋友和亲戚的生活？

即使这些问题似乎无法解决，她仍然坚持工作。“这只是一种我无法解释的固执，”她说，“如果我被阻止写作，我会变得非常坚定、非常固执，而且脾气糟糕。”她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如此高强度地工作，因为她不必在写作之余还要兼顾孩子或家庭生活。在获得布克奖后的一两年里，她感到了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自我意识消失了，”她说，“我只是以一种非常孤立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她每天给母亲打电话，并经常去纽约州北部看望她，她也会每周见朋友几次。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部分时间，她都是独自在纽约的家中或去墨西哥长途旅行时写作。

“在我生命中有过一段非常、非常孤独的时期，”她说。孤独到她的社会身份似乎都消散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特殊的那一个。也不认为自己来自某个特殊的地方。我也不把自己当作一位女性来特殊对待，因为我是如此孤独，甚至没有语境，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她位于皇后区一条安静街道上的家中见面，她每天从厨房的桌子迁移到楼上的书桌，以捕捉最好的光线。她的小说的英国版刚刚送到，仍放在前门的一个盒子里。即使是现在，她发现自己还在想：“我本来真的可以这样做的，如果我把那部分拿出来放在别处……”

德赛赢得布克奖时35岁——使她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获奖女性——现在她54岁了。她身材苗条，衣着优雅，穿着淡粉色亚麻束腰外衣和深粉色裤子，头发中有一缕灰色，说话方式温和而精确。她说，完成这本书让她感受到了落差，“在完全艺术化的世界里生活了那么久之后，现在过的就只是普通生活了”，她不太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

《索尼娅和桑尼的孤独》和她之前的小说一样，是一部史诗般的、多线索的、有时带有黑色幽默的家庭传奇，涉及重大的政治和哲学主题。索尼娅和桑尼都是印度作家，在学生时期移居美国，他们的路径第一次交汇是因为索尼娅的家人向桑尼发送了一封求婚信。这次提亲没有结果，因为桑尼当时正和一个美国女人约会，对老式习俗毫无兴趣。索尼娅自己则痴迷于伊兰·德·托尔延·福斯，一个需索无度、有虐待倾向且比她年长得多的艺术家。

这部小说中的许多“爱”的关系，无论是浪漫关系还是家庭亲情，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不平衡的、束缚性的。角色们转向艺术，将其作为慰藉和逃离艰难或失望生活的手段，但艺术也是另一种剥削的来源。伊兰是个小偷和寄生虫，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利。而他本人，则完全献身于他的艺术。“如果你是一个好艺术家……你把更多生命献给艺术，你开始减损你的生活，以至于它变得如此空虚，你不敢直视它，”他告诉索尼娅。德赛自己是否有过这种感觉？“我确实觉得我做了那种交换，”她说，“我不后悔，但是……它确实取代了我的生活。或者也许我只是把它填满了。”

德赛说她一直“活在自己的脑子里”，但在德里长大时，作为四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她从不孤单。她的父亲为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她的母亲被期望支持他，这意味着每天晚上都要穿上漂亮的丝绸纱丽，要么举办派对，要么参加派对。德赛带着钦佩谈起她母亲的机智，说她还是设法找到了时间和信心写作，并成功地将家里书架上摆满了难以找到的书籍。她的母亲安妮塔·德赛曾三次获得布克奖提名，但孩子们是“以一种颠倒的方式”理解她的名声，直到母亲那些光鲜的外语翻译者开始来家里住时才意识到。“它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最终她穿过那扇门离开了，并带上了我，”德赛说。当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母亲获得了剑桥大学的研究员职位，德赛是当时唯一还在家的孩子，就和她一起去了英国。

“这让我害怕，因为我从未离开过印度，”德赛回忆道。她发现目睹两国之间巨大的权力鸿沟令人“震惊”，这是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英国儿童经典读物所没有准备好的。“我无法将它与帕丁顿熊、《柳林风声》以及我早期读过的各种其他如此奇怪的书联系起来，”她说。最终，最能帮助她理解移民经历的书是V.S.奈保尔的《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

移居剑桥一年后，她和母亲移民到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德赛进入了一所美国高中。“我不得不说，与印度相比，美国的教育体系看起来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你只会得到笑脸和鼓励，”她开玩笑说。

她后来去了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一所文理学院，在那里她上了第一堂创意写作课。“我记得我只是非常高兴，我写的第一个故事，”她说。那个故事叫《发油》，讲的是一个痴迷于自己头发的男人；下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被派往印度农村的傲慢公务员。“非常奇怪，”她笑着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那些故事。”她也开始创作她的第一本书《番石榴园里的喧闹》（Hullabaloo in the Guava Orchard），该书于1998年出版，是一部讽刺小说，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去番石榴树上居住并被误认为是圣人的故事。

不久之后，德赛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文科硕士学位。她发现学习创意写作的一个缺点是，当你的作品定期被一个小组阅读时，它“会让你变得非常、非常有自我意识——而你需要摆脱这一点才能写好。”之后她没有加入作家小组，她以“老式的方式”独自花了七年时间写出了《继承失落的人》。她的母亲总是她的第一个读者，因为她本能地理解女儿想要达到的目标。“她知道我写作所依据的背景，所以她明白我想做什么，即使它还没有写在纸上，”她说。

在德赛的新小说中，索尼娅正在写一个听起来非常像《番石榴园里的喧闹》的故事，她把它拿给伊兰看，伊兰告诉她不要再写“东方主义的废话”，并远离魔幻现实主义或包办婚姻这类主题。“他说出了很多人说的话，也是一种合理的说法，”德赛解释道。和索尼娅一样，她也曾努力思考过如何向西方读者展现印度的问题，她最终在小说中包含了几个包办婚姻的情节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

正如索尼娅所了解到的，没有简单的答案。在小说中，索尼娅改动了她的一个故事，让角色吃的是苹果而不是番石榴，这使其对西方读者来说不那么“异域风情”，但也不那么真实，因为苹果在印度更贵且更不常见。“印度的大多数婚姻是包办的，这是事实。但是否因为书要卖给某些读者，你就不应该写它？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你是一个好作家还是坏作家？”

德赛在纽约已经生活了超过25年，但在2008年父亲去世之前，她每年都会去印度。现在家里的房子已经卖掉（在她和母亲移居美国后父母分居了），她去的次数少了，她觉得这部小说可能是她写印度的最后机会。她想记录下千禧年前后的印度，当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开始兴起，晚宴上的谈话方式发生了令德赛警觉的变化。“你和朋友们在客厅里，突然之间某些别的东西变得可以接受了，”她回忆道。去年冬天她访问印度时，宗教少数群体朋友所表达的恐惧让她震惊。“我确实学到了一个教训，当恐惧进入一个国家时，那几乎就会成为它终结的开始。我从未想过这也会发生在美国，”她说，但现在她在杰克逊高地的多元文化社区看到了类似的恐惧。“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地铁轨道下面非常热闹。人们在卖阿瑞帕饼、墨西哥塔可、烤肉串、宗教护身符和面包，实际上还有很多招揽客人的妇女，”她说。但现在许多这样的生意都被关闭了。“人们非常害怕，”她说，因为移民突袭行动。

德赛热爱生活在这个多元化的社区，并且与纽约文学圈保持着健康的距离。她隔壁住着来自爱尔兰和中国西藏的家庭，直到最近去世前，她经常去拜访她年过九旬的埃及邻居，在他的无花果树下喝咖啡，听他讲述在亚历山大成长的故事——“所以我也不是完全孤独的，”她承认。我们沿着一条南美洲餐馆、杂货店、手机店和货币兑换点林立街道散步，直到她突然停下来，高兴地说：“你闻到那个了吗？咖喱！”在一个街区之内，街道的文化完全由南美洲转变为印度次大陆。她指出最好的烤肉串店，我们停下来欣赏奢华、镶嵌宝石的24克拉黄金婚礼珠宝。一个男人递给我们每人一张名片，上面宣传一位“世界著名印度占星家”，德赛有趣地注意到，除了让恋人复合和确保升职之外，这个人还声称能解决模糊的“孩子犯错”（kids mistake，原文如此）问题。她带我看了书中桑尼去的那家偏僻的西藏饺子店以及他常去的那家银行。

下午四点半，她的母亲打来电话，这是她们的传统。安妮塔·德赛现年88岁，最近摔了几跤，德赛是四个兄弟姐妹中住得最近、也是她母亲首要求助的人，她非常担心离开母亲去进行新书宣传活动。她无意中读了几本以养老院为背景的书，包括伊丽莎白·泰勒的《老人院的帕妃女士》（Mrs Palfrey at the Claremont）和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的《又见奥利芙》（Olive, Again）——后者是她母亲给她的，她说：“你应该读读这个，太可怕了！”尽管如此，她的母亲为德赛完成这部小说感到“激动不已”，一直敦促她不要因此搁置任何旅行计划。

《索尼娅和桑尼的孤独》已经入围布克奖长名单，德赛说这感觉像是非凡的认可。“我感到宽慰，仿佛避免了一场模糊的灾难，也非常幸运，”她说。她还没有准备好或能够开始一个新项目，但已经知道无论接下来做什么，在范围上都不能如此雄心勃勃。“我再也不可能这样做了，这在策略上不明智，”她说。“感觉就像这是我生命中的那本大书。我没有时间再这样来一次了。”

编译：阿洛

来源：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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