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一种古老价值的当代观察

句国栋

一种古老价值的当代观察

作者 |句国栋

作者单位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南京大学

原文 |

论文《中间偏好：量表应答模式的全球测量与文化机制》获刊于《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四期，笔者深感荣幸和鼓舞！这篇文章的完成和完善过程，受益于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众多师友的讨论对话，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更离不开陈云松老师悉心的指导、合作和支持，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借“作者手记”栏目提供的宝贵机会，笔者也希望分享一些文章背后的故事和延伸的思索。

一、一次联想与两种框架

在2023年夏天一场讨论如何测量“传统文化的当代影响”的经济史工作坊上，笔者偶然联想到如果将李克特量表的定序选项想象成一根“棍子”，它的首尾分别是代表“完全（不）同意”的两极选项，“棍身”则由“比较（不）同意”和“中立”等选项构成。这与儒家论述中庸时，使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叩其两端而竭”（《论语·子罕》）的类比是相似的。笔者马上与陈老师微信探讨，一起提炼出“通过统计受访者回答大量主观问题时的平均表现，在个体层面构造一种测量中庸价值的聚合指标，再检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相比世界其他地方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研究思路。

回头来看，这一“灵感涌现”的过程似乎颇为“丝滑”，但实际上是草蛇灰线的串联起了一些更早的见闻和思索。在之前的博士研究里，导师蒂莫西·希尔德布兰特（Timothy Hildebrandt） 副教授强调要在调查分析中区分“不同程度的负面态度”，并提示应将李氏量表视为“线段式”的价值谱系（Value spectrum）。笔者在博士阶段比较深入的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学习过英格尔哈特的全球文化分区系统，在分析中也多次注意到来自儒家文化影响地区的受访者给出的回答似乎“不甚决绝”：统计“赞同或反对”的比例未必低，但选择“完全（不）同意”的比例常常低于其他地区。更早些时候，陈老师和其他讲授《社会调查方法》的老师们曾在不同场合提到过日本等国家回答问卷时更偏好中间而非端点的选项；笔者也因此查阅过心理学领域讨论量表应答模式的研究。

考虑到中庸思想对儒家文化区域和亚里士多德中道原则（Doctrine of the mean）对欧美地区的潜在影响，我们最初的预期是“来自这些地区的受访者在回答大量主观问题时，选取非两端选项的概率会高于其他地区”，初步分析的结果不但支持这一预设，而且显示儒家文化区规避端点选项的概率比欧美地区更高。但我们对实证结果的“可证伪性”未敢掉以轻心，随后通过完善变量选取规则并重新选取变量、邀请独立研究者检验变量、变更控制变量和回归模型、拆分年龄-时代-队列趋势，以及对每个变量单独回归再计数等方法多角度的检验不同文化区域之间是否存在显著且稳健的中间偏好差异。这些分析的结果一致表明相比世界其他地区，来自儒家文化区的受访者在回答主观问题时，有更高的概率选择非端点区域的选项。另一处位次始终不变的区域是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所有检验均显示来自这一文化区的受访者选取“完全（不）同意”式选项的概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文化区域的相对位次则在不同检验间有所变动。

在撰写文章初稿时，我们考虑过两套理论框架：一是对话心理学关于量表应答模式的已有研究，强调本文基于全球样本和广泛变量得到更系统稳健的地区差异；二是沿着“测量中庸”的设计思路，从中庸观念影响民众日常行为的角度解释儒家文化区更高的中间偏好。我们当时选取了第二套框架，仅在文献背景的一角简要介绍了心理学关于量表应答模式的研究。我们在2024年5月将稿件投递到《社会学研究》，12月底收到匿名审稿专家的一轮意见，修改回应后又收到若干轮的修改意见。这些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对中庸概念和指数含义的辨析上。经多次讨论，我们放弃了将指数视为对个体中庸倾向的直接测量的思路，转而从量表应答模式的角度开启实证，再将中庸作为解释儒家地区中间偏好更高的文化因素。在这一反复沟通的过程中，责任编辑刘保中老师给与了我们非常多的支持和帮助，笔者深表感谢！

相较初始稿件，最终稿件主要在三个方面做了较大的修改：一是增加了中间偏好与中点偏好的对比分析和问题内容如何影响中间偏好的评估；二是扩展了文章的理论覆盖性，从之前围绕儒家文化区论述调整为讨论所有文化区的中间或两极偏好来源，并构建全球尺度的中间偏好谱系；三是重构了文章理论框架，由围绕中庸概念的讨论变更为从量表应答模式的概念分类和研究积累出发，兼顾文化因素对行为模式的影响。限于文章篇幅，中间指数对其他个体观念的影响、年龄-时代-队列交互模型、地区聚类等内容也从正文移出。文章最终在五月底确认接收，除发表的内容之外，删截调整和意见回应的内容计有四万余字。笔者认为，当前为读者呈现的版本是最为适当和稳健的。

二、社会化的中庸观念

由于文章框架的调整，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中庸概念的一些思索未能在论文中全部呈现。笔者也希望借此机会，向读者简略分享一些想法和动机。

中庸是儒家推重的一种思想，但又与“仁、义、礼、智、信”等具体的德行有所差别。它提倡通过对德行的适当遵守、观点的适度表达，来避免“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的境地。按照庞朴（1980）归纳，儒家典籍中常以“A而不A”和“A而B”的形式来描述兼顾两边、避免极端的“中庸状态”，如“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尧典》）、 “威而不猛”（《论语·述而》），“直而温，宽而栗” （《尚书·尧典》）、“温而厉，恭而安” （《论语·述而》）等。“刚、简、威”这些德行都是儒家倡导的，但倘若过度就会变得“虐、傲、猛”；“直、温、宽、栗、恭、安”都被提倡，但它们两两之间又互补而需被兼顾。中庸统摄这些德行，使它们达到适度闲闲的状态。由此而言，中庸可以被视为一种“德行的德行”或者“德行的方法论”，抑或朱熹所谓的“孔门传授心法”（《四书章句集注》）。在相近的历史时间，西哲亚里士多德提出中道原则，认为欲养成卓越的人格，个体需要将情绪与行动控制在过（excess）与不及（deficiency）之间的适当范围内。两者的形式和涵义有明显共通之处。

无论中庸还是中道，在设计之初均只针对精英群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卓越者才能践行中道，孔子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但是，由于朱熹的推动，中庸自宋代以后逐渐获得了指导社会大众日常行为的影响力，成为面向整体社会与普遍民众的思想准则。而作为哲学命题的中道在西方社会则不曾经历过这种影响力社会化的过程。不同于孔子视中庸为“至德”，朱熹认为中庸“人所同得，初无难事”（《中庸章句》），是社会中每个人不论贤愚都可践行、应遵守的。以致元代以后，即使是处在封建教化次序边缘的贩夫走卒，也被导引以中庸式的为人处事规范。张德胜等学者2001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文章《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对中庸思想在儒家社会各阶层群体中的普及提供了更丰富的案例和讨论。而本文基于社会调查所测量的，也正是这种面向普遍民众的中庸观念的影响。

当然，中庸在从知识精英向社会大众的传播弥散的过程不可避免的带来含义的变动、延展、甚至扭曲。比如许多人未必理解中庸的原始内容，认同中庸的教化理念，但仍然在日常生活中习得“不要走极端”、“做事留余地”等规训， 从而也成为中庸的践行者。而如“好好先生、折衷主义、随大流、没主见”等负面印象，虽然并非中庸的原始含义，而应归为孔子所批判的“乡愿”，但也的确构成了一些民众对中庸的印象。杜旌、姚菊花（2015）使用开放式调查对中庸关联的多种社会性内涵有过更系统的调查和梳理。

笔者复盘修改意见中对中庸概念和操作化的辨析，可以概括为两项主要的问题：遵循中庸观念会（因果性地）导致个体表现出更高的避免极端选项的倾向吗；避免极端的倾向一定是中庸观念所致吗？对于前者，笔者认为是的。中庸当然并非一处机械的中点，而是随同不同个体与具体情境动态变化的“时中”状态，一种喜怒哀乐或“”未发“，或“发而皆中节”的“中和”范围。但我们的测量方法为这种变动的范围、为个体对一些议题更强烈的观点和情绪留下了表达空间。我们穷尽式的筛选出大量主观问题，这些问题覆盖了广泛的社会议题。遵循中庸的个体当然可能因对一些问题有更强烈的态度（如文中讨论的涉及“义利是非”的问题）而选取端点选项，但通过统计个体在面对覆盖不同议题的大量问题时的平均表现，则中庸者选取极端选项的概率应当小于“不中庸”的人群。事实上，即使是中间偏好指数排名最高的中国香港地区，平均每回答十项主观问题时也会在2.5项问题上给出“完全（不）同意”的选择，只是这种概率相对其他地区显著更低。试想假如有人事事都持极端而不留余地的态度，即使声称自己是中庸的实践者，也恐未可信。

对于后者，避免极端的倾向当然不只来自于中庸，尤其非儒家文化区的人群如果表现出高中间偏好，自然与中庸观念无关。但对儒家文化区受访者而言，中庸观念历史悠久、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是中间偏好的主因。笔者检索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等《中国哲学大辞典》、今井淳等《日本思想争论史》等论述儒家文化区思想价值观念的著作，并未发现存在其他能与中庸及其衍生概念竞争的文化因素。当然，有些受访者可能受到“超越二元论、辩证观念”等“现代泊来观念”影响，同样表现出较高的中间偏好。但且不论这些概念在儒家地区传播时会不可避免的与本土已有的中庸思想交互融合，即使它们能独立的作用，也难以导致儒家文化区相较包括这些概念来源地在内的其他地区有更高的中间偏好。更进一步，这些需要学校教育的概念无法在控制个体教育水平、地区发展程度等因素后，仍然令不同文化区域之间保持系统性的差异。

事实上，倡导“避免极端、兼顾两边”的观念在历史上有三处独立而悠远的来源，包括儒家的中庸思想、亚里士多德中道理论、及古印度佛教中观论。但中庸思想概念完备、社会传播最为悠久广泛，且在历史上与释道二家有密切的交融（陈来，2018），最具代表这种观念的“资格”。同时，偏好中间与偏好极端是同一维度上的一体两面，是一切社会所有人群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选择实践的，尽管这种选择的过程可能“日用而不知”。笔者设想，为什么不能拓展中庸在社会行为学的含义，用这一本土化的概念指代具有全球普遍性的中间或极端偏好行为及其背后动因呢？此则本文力所不及，或当仰赖理论学者面向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对话和争取。

本文尝试在全球性的尺度上“勾勒”出不同地区中间偏好的系统性差异，但如我们在文中承认的，文章在解释中庸观念的日常习得、非儒家文化区的区域异质性等细节上欠缺“深描”。非洲和伊斯兰区域偏好两端选项的文化根源是什么，新教欧洲文化区为什么同时偏好中间和极端，不同文化区和不同问题内容的交互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留给未来研究的疑问。中庸的历史脉络在文本中，日常实践在田野里，我们赤忱地期待中庸研究在社会学的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