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萧军研究会收藏的“太上皇帝”玺章赏析

太上皇帝玺作为中国古代帝制晚期的特殊印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这类印章主要出现在清朝末期皇权更迭的特殊历史阶段，尤其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嘉庆帝时期，乾隆成为"太上皇"后所使用的权力象征。

内务府的乾隆六十年

太上皇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帝王禅让传统，是皇帝生前让位给继承人，自己退居二线但仍保留最高权威的制度。作为这一制度的物质载体，太上皇帝玺不仅具有行政功能，更代表着特殊的权力结构与政治关系。它是皇权交接期间权力过渡与延续的重要实物证据，反映了清王朝统治思想与政治运作机制。

研究太上皇帝玺具有多重学术意义：首先，从政治史角度，它是探索清王朝晚期权力结构变化的重要实证；其次，从文物学角度，通过对印章材质、制作工艺和雕刻技术的考察，可以了解清代宫廷手工艺的高超水平；再者，从艺术史视角，其篆书印文与龙钮雕刻体现了清代官式艺术的审美特征与象征系统；最后，从文化传播角度，其递藏历程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传承路径与知识分子对历史文物的珍视态度。

太上皇帝玺的研究还能填补清代宫廷印章研究的空白，为学界提供更全面的清代皇权研究素材。特别是乾隆时期的太上皇帝玺，由于其特殊历史地位和稀有度，更是清代帝制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对于了解乾隆晚期至嘉庆早期的政治变迁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随着近年来文物研究方法的日益多元化，对太上皇帝玺的跨学科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物质文化角度重新理解清代皇权运作的微观机制，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与艺术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一、印章形制与工艺特征

太上皇帝玺的材质选用田黄石，这一选择本身就体现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田黄石产于福建寿山，是中国传统"印石四宝"之首，素有"石中之王"的美誉，历来被视为珍贵稀有的印材。乾隆时期的太上皇帝玺采用的田黄石质地细腻，色泽温润如凝脂，呈现出独特的金黄色调，这种色彩与皇权的象征色——黄色相呼应，进一步彰显了太上皇的尊贵身份。

“太上皇帝”四字玺文

田黄石材质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质地温润细腻，刀感适中，既不过硬难以雕琢，也不过软易于磨损；二是色泽纯正，呈现出独特的"凝脂蜡黄"色调，这种色彩在阳光下会呈现出微妙的光泽变化；三是材质均匀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适合长期使用和保存，这对于代表皇权延续的印玺尤为重要。

从雕刻工艺来看，太上皇帝玺体现了清代宫廷玉工的精湛技艺。其钮部多采用双龙或九龙盘踞的立体雕刻，龙形姿态生动，鳞片清晰可辨，须爪分明有力。雕刻技法上融合了圆雕、浮雕与阴刻等多种手法，尤其在处理龙的转折与盘踞姿态时，巧妙利用石材的自然纹理，使龙形与石质浑然一体。印文则采用传统篆书，刀法遒劲有力，笔画方正，结构严谨，体现了"馆阁体"的庄重特点。

"寸玺寸金"是形容印玺珍贵的传统说法，而太上皇帝玺则将这一说法提升到了极致。根据清宫制度，太上皇帝玺的规制严格受控，其尺寸一般为方形，边长约在3至5厘米之间，高度约为4至6厘米。这种规格既符合实用需要，又便于携带和保管。从制作工序来看，太上皇帝玺需经过选材、设计、雕琢、校对、封装等多道严格工序，每一环节都由内务府造办处的顶级工匠完成，并经过多重检验，确保其无一瑕疵。

雕工细腻的松下老人赏月图

太上皇帝玺的制作不仅是工艺的体现，更是一种政治仪式。从乾隆朝的记载来看，太上皇帝玺的制作由内务府专门监制，整个过程都有严格的记录和仪式，体现了清王朝对于皇权象征物的重视。这种严谨的制作过程也确保了太上皇帝玺在材质、工艺和规制上都达到了最高标准，成为清代宫廷印玺中的巅峰之作。

二、铭文与历史考证

太上皇帝玺的款识"乾隆六十年内务府製"是理解这一重要历史文物的关键入口。这一款识清晰记载了印玺的制作时间与机构，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的年代信息。乾隆六十年（1795年）是乾隆帝禅位给嘉庆帝的关键时刻，太上皇帝玺的制作正是为了配合这一重大政治转折而精心打造的。

乾隆六十年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标志着乾隆帝从实际执政者转变为"太上皇"的身份变化。款识中的"内务府製"则表明了该印玺由清朝宫廷内务府负责监制，这也符合清代宫廷印玺制作的惯例。内务府作为管理皇室内务的核心机构，其下设的造办处专门负责皇帝及皇室成员使用的各类物品制作，包括印玺在内。由内务府制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枚太上皇帝玺的正统性与权威性。

饱含时代特色的雕刻印记

太上皇帝玺的印文采用了传统篆书，这是中国古代帝王玺印的传统样式。其篆书风格庄重典雅，笔画方正有力，结构严谨均衡，完全符合宫廷"馆阁体"的审美标准。从书法艺术角度看，其篆书刻工精细，刀法遒劲有力，转折处理得当，体现了清代宫廷篆刻艺术的高超水准。尤其是松下老人的构图，更能折射出作为进入耄耋之年的轻松神韵。

印文内容直接彰显了乾隆帝作为太上皇的特殊身份与权力。通过对印文的解读，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乾隆帝虽已禅位但仍保持最高权威的政治意图。这种"退而不休"的权力安排也在印文的用字遣词中得到了微妙体现。太上皇帝玺的印文中往往包含着传统帝王术的核心理念，如"敬天法祖"、"垂拱而治"等思想。

从历史文献考证角度看，乾隆六十年制作的太上皇帝玺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有明确记载。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印玺的制作过程、材料选用、工艺要求等信息，为我们理解这一重要文物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档案中还记载了乾隆帝对于太上皇帝玺制作的特别关注，体现了这一印玺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太上皇帝玺的款识与印文不仅是历史信息的载体，更是清代晚期复杂权力结构的物质象征。通过对款识和篆书印文的深入解析，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乾隆、嘉庆两朝之交的权力过渡与政治运作机制，为清代政治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佐证。

三、文化流转与递藏链条

太上皇帝玺的递藏历程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文物流转史，从清宫内廷到文化名人之手，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中文物命运的独特轨迹。

这枚乾隆六十年（1795年）内务府制作的太上皇帝玺，最初存放于清宫内廷，作为乾隆帝退位后作为太上皇使用的权力象征。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宫廷文物流散，这枚珍贵的印玺也离开了紫禁城的宝库。在民国初期的动荡年代，许多宫廷文物流入民间收藏家手中，这枚太上皇帝玺也未能幸免。

经过辗转，这枚印玺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收藏。鲁迅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热衷于金石篆刻的鉴赏家与收藏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理解和热爱，尤其对印章艺术情有独钟。鲁迅收藏此玺，既出于对其历史价值的认识，也源于对其艺术价值的欣赏。在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曾多次提及对古印章的收藏心得，这枚太上皇帝玺应是其收藏中的重要一员。

鲁迅逝世后，这枚珍贵的印玺交由其挚友与学生，左翼作家萧军继承。萧军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34年，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友关系。鲁迅生前曾将部分珍贵藏品赠予或托付给萧军，这枚太上皇帝玺很可能是在这一过程中转入萧军之手。萧军对这一珍贵文物倍加珍视，不仅将其视为鲁迅先生的珍贵遗物，也认识到其作为历史文物的重要价值。在萧军的保管期间，这枚印玺曾多次被用于研究和展览，为学界了解清代宫廷印玺艺术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萧军还曾撰文记述这枚印玺的艺术特点和历史背景，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这一递藏链条——从清宫内廷到鲁迅再到萧军——不仅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中文物流转的轨迹，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特别是鲁迅和萧军这两位现代文学巨匠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展现了他们在"革故鼎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华文明物质载体的尊重与保护。

太上皇帝玺的递藏历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社会中传承与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文物保护意识从皇家收藏到民间学者收藏的转变过程，为我们理解中国文物保护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四、艺术与史料价值

太上皇帝玺的双龙钮雕不仅是精湛工艺的体现，更蕴含着丰富的政治隐喻，特别是在乾隆禅位嘉庆的皇权过渡期间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双龙钮作为太上皇帝玺的顶部装饰，其盘踞姿态生动传神，龙形刻画细腻，鳞片清晰可辨，须爪分明有力。这种立体雕刻手法融合了圆雕、浮雕与阴刻等多种技艺，巧妙利用田黄石材的自然纹理，使龙形与石质浑然一体，展现了清代宫廷玉工的卓越技艺。

从政治象征层面分析，双龙钮设计包含多重隐喻：首先，龙作为中国传统皇权的象征，双龙并存暗示着乾隆与嘉庆两代皇帝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权力共存状态。其次，龙的盘踞姿态象征着权力的稳固与延续，传达出皇权交接过程中的稳定性与连贯性。再者，双龙相互缠绕又各自独立的构图，精妙地反映了太上皇与在位皇帝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表面上权力已经转移，实质上乾隆仍保持着最高权威。

在皇权过渡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这枚太上皇帝玺的双龙钮雕具有更为深远的政治意义。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禅位给嘉庆帝后，采取了"垂帘听政"的方式继续掌控朝政。双龙钮雕正是这种特殊政治安排的物质象征，它通过视觉艺术形式展现了乾隆"退而不休"的政治策略。这种权力安排也反映在印玺的使用场合上，太上皇帝玺主要用于乾隆以太上皇身份处理重大政务时的文书盖印，是其保留实权的重要工具。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太上皇帝玺的双龙钮雕也是清代皇权演变的重要见证。乾隆晚期至嘉庆早期的权力结构变化，标志着清王朝统治方式的微妙转型。双龙钮的艺术表现形式，既保持了传统帝制的庄严肃穆，又通过精细的雕刻技艺展现了清代宫廷艺术的巅峰水准，成为研究清代政治文化与艺术审美的重要实物资料。

总之，太上皇帝玺的双龙钮雕不仅是艺术杰作，更是权力符号学的经典案例。通过对其形制、工艺与象征意义的深入解析，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清代晚期复杂的权力运作机制，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艺术传统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