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新乡的细菌战研究机构——甲第1855部队防疫给水新乡出张所

“甲第1855部队”（总部位于北平，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第151兵站医院’），是侵华日军继关东军第731部队之后，于1939年5月在北平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其主要研制和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并饲养大批老鼠和跳蚤。它下辖13个办事处、分部（日军称为“出张所”），分布于天津、塘沽、青岛、张家口、新乡等地。

防疫给水部出张所，其实最早源于日军华北派遣军在占据要地所所之同仁会诊疗防疫班。

防疫“新乡分班”成立于1938年7月22日，它配合时在新乡城南庄驻扎的日军第十四师团卫生队（队长，齐籐中佐）第三中队进行防疫、诊疗等活动。

此班（主任鹰取常时，1930年日本大学毕业，细菌学医学博士）隶属于日军第一军兵站部第三野战防疫部佐佐木部，负责在新乡、清化镇（今博爱）、怀庆（今沁阳）进行菌种、菌型的研究，并调查霍乱的传染路径及对霍乱患者的诊疗等。

仅1938年8月21——27日，该班支援第十四师团的防疫活动就包括：蝇、便、鱼、水、野菜、器具等206件细菌检索；霍乱菌培养及制作；新乡附近河水、池水、井水中霍乱菌生存时间的实验；霍乱菌蒸馏水中的生存时间实验等活动。

1938年7月2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直属的第十五防疫给水部（亦称‘吉村部队’）进驻新乡，10月27日该部正式编成。曾任职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的陆军军医少佐吉村信英（大阪府人），就任第十五防疫给水部部队长。

为了更好地解决细菌战临床实验与兵员教育培训问题,原兵站相关各卫生部队整编后在石家庄、新乡、太原等地分设各级陆军病院。

日军在新乡卫河南岸“暴张公园”及“静泉中学”北院内创建的“新乡陆军医院”（通称番号：1834），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直辖。医院病房由原学校教室改造而成。

1939年3月9日，军医中佐石井正巳（广岛县人）始任职新乡陆军病院院长，军医中尉岩井英男负责医院的业务。业务涉及外科学、内科学、皮肤病花柳病学、病理学、兵营防疫学等。

5月19日，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签署《同仁会诊疗及防疫机关增派事项》文件，由同仁会会长林权助负责在太原、石家庄、青岛、新乡等八地组建六个“诊疗班”和十处“防疫处”。主要负责配合驻地师团从事水质分析、细菌调查检索、尸体解剖。

日军在新乡的此任务由鹰取常时、坂部幸雄（1935年日本慈惠会医科大学毕业）、坂本昭（1937年东京大学毕业）三名军医负责。

随着日军北支防疫部改编为北支防疫给水部，与新乡陆军医院同处一地的防疫班也随之于1940年3月升格为“北支防疫给水部新乡出张所”。内部设有“理化学实验室”、“检镜室”、“洗涤灭菌室”等研究配套部门，其业务涉及军队防疫、地方防疫、给水业务、理化学实验等。

先后有隆文雄（军医中尉，1941年3月14日由北平陆军医院调至新乡任职）、濑户丰（军医中尉1941年12月20日由步兵郾城第一〇一联队调至新乡任职）、酒井英芝（军医大尉，原1855部队郑州支部职员）等日籍军官在此担任出张所所长。

固定的场所极大地便利了日军对于生化细菌的研究。大量研究论文相继出现在“同仁会医学杂志”上。

如由日军甲第1855部队陆军军医大尉长木大三（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毕业，1938年9月27日在新乡‘吉村部队’服役。北平本部第一课细菌研究负责人）发表的《北支河南省新郷ニテ分離セルdurazzo型「パラチフス」A菌ノ一株》（北支河南省新乡分离出甲型副伤寒菌杜雷佐一株）研究报告，其文中称：1939年8月15日在新乡发现一日本人加藤患病，经查其排泄物，检查出此种伤寒变种病菌。

又如坂部幸雄与北支防疫班班长高木逸磨医学博士，于1940年4月合著的《北支新鄉に於て行へるコレラ菌の抵抗試驗成績》（在北支新乡进行的霍乱菌的抵抗试验成绩），道出了试验地点及试验项目和试验成绩。

其他如《北支新鄉地區に於ける外科的疾患》（北支新乡地区外科的疾病）、《新鄉に於ける黃癬群》（在新乡的黄癣群）、《新鄉小學生口角炎》、《新鄉に於ける井出反應, 血型, 包莖に就て》（新乡关于井出反应、血型、包茎的信息）、《中國人の下腿潰瘍に對する統計的観察附, 下腿潰瘍患者の黴毒村田氏反應成績に就て》（关于中国人下肢溃疡的统计观察 附：下肢溃疡患者的梅毒村田反应结果）等所谓的“临床业报”，均出自该机构刊物，其作者多为医学学士、博士，如名古屋帝大医学部齐藤外科 (主任教授齐藤真博士)、同仁会新乡诊疗防疫班(班长三好龙儿，医学学士)。

日军在加紧细菌及病毒研制、培养的同时，积极将所获“成果”运用于对中国军民的实战中，以期达到“以寡敌众”“以快制胜”的预想和对黄河以北抗日力量的长久威慑。

1938年9月新乡有46人死于霍乱，另有居新乡之朝鲜人7人、日本人3人皆亡于此；10月，日军在豫北道清路两侧地区滥施霍乱及疟疫病菌，内黄、博爱等县尤剧，每村均有百数十人传染；1939年8月，“我军收复濮阳后，发现敌（日军）在城内向井中投各种病菌，并由井内淘得小瓷瓶甚多，经查明为伤寒菌。”

为扫荡晋冀鲁豫和晋绥抗日根据地，关东军第731部队部队长军医少将石井四郎（千叶县人），于1941年4月“派6架飞机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新乡、滑县、浚县和晋绥边区的河曲、保德、兴县、岚县等地投下400公斤鼠疫菌”，“半个月后，（石井四郎）接到驻华北日军总司令部的报告，共有35万人感染鼠疫，死亡者多达15．6万余人。”

“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我（中岛京子，女，石川县人）在太原市西洋市街北支派遣军直属部队防疫给水部工作。在河南作战时，日军在新乡一带以救济为名把伤寒菌掺入白面，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对此，我曾予以协助。”

1940年5月延津八里庄、1941年5月济源封门口、1942年4月获嘉徐营、1944年5月延津野厂等地，在日军的扫荡中，抗战将士及无辜百姓均遭到被施放毒气的灭绝人性卑劣伎俩。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在御寨（今牧野区玉河村）设置的化学战教育队，其中的“基本训练科目”之一就是处理火焰放射器与使用瓦斯攻击，其设置目的亦显而易见。

“（华北）方面军十二军十八秋（1943年秋）鲁西作战”计划制定后，驻防山东的“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

受日军炸卫河毁堤、人口流离避难的影响，是年秋新乡老火车站、中同乡（今中同街）、保安街（今民主路）、北关等处发生霍乱，中同乡东街日籍住户山口德太郎9月2日发病，5日死亡。检验排泄物，结果确定为真性霍乱。

保安街西段有三、四户发病，日军将感染疫户住所附近用绳子围圈站岗，禁止随便出入。九月实行铁路检疫，对无“虎烈拉（霍乱）”注射证和旅行证明书者，强行扣留检疫。

仅8月3日至11日，在驿前（今东关街西头路北）、新民街（今新华街）、钟鼓楼（今石榴园西头与姜庄街东头交汇处）、北门、城内西街、十字街（城里十字）等处强行注射“虎烈拉”疫苗者就达95513人，其涉及人数之多难以想象。

从“1944年9月上旬到1944年10月上旬期间（注：指日军于9月10日至10月5日进行的‘林县作战’和10月6日至10月30日的‘滑县作战’），（日军第一一七师团师团长铃木启久）计划和指挥了第一一七师团林县作战。该作战结束后于1944年10月上旬，作战部队撤退林县地区时，命令第一二军配属来的军防疫给水班（注：田村防疫给水班、矢尾板防疫给水班），在林县城、合涧镇、东窑、林县城北部等地区散布虎烈拉（指霍乱）菌苗，由于霍乱，集体屠杀了该地和平居民100名以上。”（1956年5月5日中田卯三郎检举铃木启久的材料）

但是，战争的发展形势并未如日军所愿，兵力的匮乏及在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的连挫窘境，使得其疲于有限兵力的不断调动。

驻扎新乡的铃木启久第一一七师团被调至东北之后，日军第六独立警备队于在1945年3月15日新乡组建，司令部设在新乡。

同日，依据日军华北方面军3月5日参编第115号组建第168兵站医院令，“新乡陆军医院”改编为日军第168兵站医院（通称番号：491），栗本博雄军医中佐（和歌山人）负责管理。

从3月兵站医院成立至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前，医院及防疫出张所依然进行着各种研究，并接收日军病患治疗。

“到8月15日，战事结束了……战争结束后第七天，我们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陆军医院去……”（第1855部队本部第三课卫生兵松井宽治供词）

9月17日，驻新乡日军同仁会被中国国民政府第一战区接收，第168兵站医院在原地待命接收。

1946年3月24日，第168兵站医院的职员476名及病患人员491人从新乡乘火车出发驶向上海，由上海陆续回国。

至此，依靠“医院”的幌子身份，在新乡进行细菌研究的出张所成员得以全身而退，逃避了“战犯”的罪名。

长木大三，后任职日本北里大学卫生学部长；坂本昭，以政治家的身份于1967年——1978年任高知市长；前新乡陆军医院院长石井正巳，以退役陆军军医少将的身份至1987年11月94岁始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