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河：绿洲走廊上的交融与共生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塔里木河，是中国第一大内流河，流域面积达102万平方公里，占新疆总面积的五分之三。塔里木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蜿蜒，中下游河道两侧绵延着总面积约1500万亩的原始胡杨林，连接着沙漠与周边山地生态系统，被誉为“沙漠生命走廊”。

塔里木河流域早期人群的“基因密码”

塔里木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塔里木河流域出现了更为成熟的聚落和文明，小河墓地是典型代表。小河文化分布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和内部是呈环状、带状分布的一块块绿洲，这些绿洲自古以来就是连通东西南北交通的驿站，是亚洲大陆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区域。

小河文化起源与发展的考古学个案，生动展现了自古以来新疆地区人群和文化的多元性和融合性。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崔银秋团队通过分析小河墓地的古人类基因组发现，这里的早期人群承袭了古北亚和古东亚混合的遗传成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团队通过分析新疆地区201例古代人类基因组数据，发现塔里木盆地早期人群的遗传成分在现代新疆人群中保留了5%至18%，表明自古以来生活在新疆的人群在遗传上是连续融合的。

▲ 小河墓地出土的干尸身上发现的麦粒、黍粒。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外，小河墓地发现大量的牛羊遗骨、胡杨木材以及小麦、黍等农作物，相关学者开展的多学科研究结果表明，小河墓地出土的小麦来自两河流域，黍来自我国华北地区，金耳环等金属器在材质和制作上表现出多样化，显示出小河人与当时周边地区其他青铜时代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或文化交流。

众多学者通过对塔里木河流域早期人群和农作物的基因解密，打破了所谓的新疆文明“西来说”，为新疆地区族源起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塔里木河流域各民族交融的生动画卷

塔里木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先秦时期，流域内形成了两块文化分区：东南部与甘青、西藏的羌人文化区相连，居民以游牧为主，兼营绿洲农业；西部和北部则聚居着使用焉耆—龟兹语、于阗语的族群，他们依托塔里木河支流发展出较为发达的灌溉农业。

到了汉代，随着张骞通西域和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大量屯田士卒进驻轮台、渠犁等地，与当地绿洲农业人群逐渐融合。中原文化也随之传入西域，西域诸国主动效仿汉制，比如，龟兹王绛宾仿建汉式宫室，莎车王延采用汉朝典章制度，楼兰、龟兹等地开始使用汉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河流域成为文化交流互鉴的中转站。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从于阗（今新疆和田）和疏勒（今新疆喀什）传入西域。文献记载，西去求法的高僧，无论是法显还是玄奘，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此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扩散至塔里木河周缘的各个绿洲。位于喀什地区的莫尔寺遗址实证了自汉至唐，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

▲ 米兰遗址内的佛寺遗址。新华社记者　宿传义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牛耕技术也传入西域，对当地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罗布泊出土的木简（《流沙坠简》考释二簿书类三十八号木简）记载，“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表明当年屯田将领在推广犁耕和牛耕先进农业技术。在贸易方面，塔里木河支流克里雅河畔的喀拉墩遗址发现了汉锦与罗马金币，说明多元文化在这里共存。

唐代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推行均田制与军屯。分布在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接受吐蕃统治后，部分改信藏传佛教，与吐蕃驻军通婚。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的米兰遗址现存有佛塔8座、佛寺3座。高昌回鹘西迁后转向农耕，回鹘文与汉文并用。《宋史》记载的“西州回鹘”朝贡使团包含汉姓成员，回鹘对中原典章制度也多有借鉴。

辽宋夏金时期，契丹人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西辽政权，推行汉式官僚制度，同时保留回鹘文化传统，对伊斯兰教采取宽容政策，实现契丹人与当地社会的深度融合。

元代，中央王朝通过征调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各民族军民屯田西域，促进多民族杂居，回鹘文被确立为官方文字之一，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与西域地区政治文化的一体化。

明清时期，随着边疆治理的不断加强，更多汉、回商人及满、汉、锡伯、蒙古等各族军民迁入塔里木河流域，在伊犁等地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清末至民国，汉、回移民开垦荒地，与维吾尔族共享坎儿井技术，形成库尔勒、阿克苏等地的混合村落。

纵观历史，塔里木河流域的各民族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时，通过经济互补、技术交流和通婚等方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

塔里木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塔里木河流域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丰富自然资源，使其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畅行要道，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纽带。

塔里木河流域是大一统体制下的“因水而治”典范。汉代西域都护府以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渭干河为天然分界，将龟兹、于阗等绿洲政权纳入治理体系，通过控制河流分配权调解争端；在轮台、渠犁等关键河段设立军屯，既维护了水利枢纽，又推广了中原的井渠技术。

唐代安西都护府在龟兹建立军镇屯田体系，唐朝将士与突厥降部共同疏浚渭干河、库车河等支流，在关键河段安排官员管理分水闸门，上游军屯优先保障灌溉，下游民田按需分配水量。

4世纪末，塔里木河突然改道，滋养楼兰的南支河流与北河合并，罗布泊的水源逐渐枯竭，楼兰古城最终彻底消失在风沙中。于阗则凭借稳定的和田河水源和发达的绿洲农业，迅速崛起为丝路南道的新枢纽。

5至6世纪，塔里木河下游断流，高昌回鹘被迫放弃原屯田区，向吐鲁番盆地收缩，转而依赖博格达山雪水发展绿洲农业。突厥则趁机占据疏勒、龟兹等河畔要冲，通过控制水源强化对丝路北道的垄断。“因水而治”和流域水源管理分配，成为历史上塔里木河流域多民族迁徙与互动的重要方式。

▲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图》中，于阗王冕服“衣冠如中国”，配饰保留西域特色。来源：敦煌研究院网站

塔里木河流域是多种文化汇聚的舞台。小河墓地出土的黍、粟源自中原，商代殷墟妇好墓则出土了大量和田玉。犍陀罗艺术经喀喇昆仑山口传入于阗，后扩展至鄯善等地。4世纪塔里木河改道，迫使鄯善僧团携粉本东迁，于阗成为主要中转站。之后，犍陀罗艺术经丝路南道传至敦煌，敦煌早期壁画中菩萨璎珞保留犍陀罗金属质感，但比例趋近中原风格，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

隋唐时期，高昌回鹘引入曲辕犁，柏孜克里克石窟汉风供养人像与回鹘文题记并存。宋元明清时期，塔里木河流域的文化交融持续深化，新疆地区发现的元代青花瓷，既有伊斯兰纹样又融合了景德镇工艺。十二木卡姆音乐吸收二胡等中原乐器元素，形成独特的演奏风格。

人群的流动、文化的交融、思想的碰撞，让塔里木河流域成为古代东西方文明、各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场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了有力例证。

塔里木河流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态实践

水，决定了塔里木河流域绿洲的存在，决定了人群的驻留、生存、繁衍。自古以来，塔里木河流域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风险，水资源短缺。塔里木河下游自20世纪70年代起断流近30年，台特玛湖干涸，土地荒漠化严重，流域70%土地荒漠化，极重度荒漠化达5万平方公里，胡杨林面积较上世纪50年代减少47%，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鲁克塔格沙漠面临合拢风险。

20世纪90年代起，在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为了保护共有家园，纷纷投入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的行动之中。自2000年第一次生态输水以来，塔里木河至今已连续输水25次，有效缓解了下游生态退化的局面。相关监测成果表明，2000年至2023年，塔里木河下游水质明显好转，且下游两岸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位明显抬升。沙化面积减少700多平方公里，植被恢复和改善面积达2300平方公里，胡杨林种群更新能力有所恢复。

▲葫芦岛景区地处塔里木河下游、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这里集沙漠、湖泊、胡杨于一体，美不胜收，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这是在新疆葫芦岛景区拍摄的胡杨景观（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多年以来，阿克苏各族群众积极开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沙雅县各族群众通过修建引洪渠、拦洪坝、涵桥等方式，对胡杨林进行引洪灌溉，并在胡杨林洪水漫溢区采用无人机和人工播种结合的方式，撒播胀果甘草、草木樨等抗逆性较强的草种，进一步提升胡杨林区植被覆盖率。

截至目前，台特玛湖植物种类从干涸期仅有的红柳、梭梭等7种根深、耐旱植物恢复到26种；土地沙化面积明显减少；鸟类种群数量较生态输水前增长115%；若羌县投放鱼苗约500万尾，鲤鱼、鲢鱼、草鱼在湖中繁衍，岸边的黄羊、马鹿等野生动物也重回故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各族群众共享生态产业和生态旅游展成果，幸福感大大提升。据新疆林业局统计，2023年，和田地区各族群众总计承包沙地种植红柳、梭梭，恢复植被15万亩，肉苁蓉嫁接技术推动每户年增收2.3万元；于田县农民种植沙漠玫瑰年收入超10万元，温宿县核桃产业园带动3000人就业，年产值达1.2亿元；尉犁县罗布人村寨开发水中胡杨景观，接待游客120万人次，各族群众共同受益。

塔里木河之变，也是新疆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之变。河水之变映照出的科学理念，正在塔河沿岸流淌绵延，塔里木河下游再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美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中，各族群众共同建设美丽家园、共同打赢了绿洲保卫战、沙漠阻击战，谱写了塔里木河流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原文化遗存数字文化西域记忆系统构建研究”（2025&ZD016）阶段性成果。】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周芳 海宁

制作 |封煜靖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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