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城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

作者：[德]乌韦·诺伊玛尔 柳雨薇 译

但记者营就是这样，不是激情澎湃就是无聊至极，很少会有中间情况。

——欧内斯特·塞西尔·迪恩，

1945年10月9日致妻子洛伊丝的信

1945年11月，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纽伦堡。一个罪恶政权的军政高层将在此接受法律的追责，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断无先例的。正如主导此事的美国人所强调的那样：法治原则高于复仇心理。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的司法宫开庭审判纳粹政权的主要战犯。需在重大刑事法庭即600号法庭受审的21人中，马丁·鲍曼 缺席了审判；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卧病在床、无法受审，法庭因此中止了对他的起诉；德国劳工阵线的领导人罗伯特·莱伊则于开庭前在牢房里用一根布条上吊自尽。真正接受审判的，就像档案中简洁表述的那样，只剩下“戈林及其同党”。至于战争的主犯，阿道夫·希特勒，以及他的两位最重要的帮手，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都通过自杀逃避了罪责。

审判程序早在这一年的10月18日就已在柏林开启。由于美方坚持审判地点要在美占区内，法庭才被迁往纽伦堡，之后所有的庭审便都在这座昔日的弗兰肯城市举行。在法庭选址的诸多考虑中，现实条件当然至关重要：坐落在菲尔特街上的纽伦堡司法宫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于1916年落成并投入使用，在战争中仅轻微受损，旁边还建有一所监狱。但人们更看重的，还是纽伦堡的象征意义。这座城市在国际上早已臭名昭著，一年一度的纳粹党代会就在这里举办，希特勒也正是在此颁布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灭绝人性的法律——旨在“保护德意志血统和荣誉”的《纽伦堡法案》。将审判主要战犯的法庭设在此地，也就因此显得别有深意。纽伦堡审判不应是温斯顿·丘吉尔最初主张的特别军事法庭，也不应是苏联式的作秀公审，而是真正意义上伸张正义的审判。它应当基于道德原则行事，以与纳粹肆无忌惮的强权统治划清界限。这次审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以越过国家豁免权的壁垒，创建一套忠于法治和民主原则的全球性多边体系。

纽伦堡审判应在全世界面前留下公正的印象，在审判团的所有成员中，美方尤其看重这一点。为此，法庭尝试为每位被告单独量刑。受到起诉的除了个人，还包括纳粹德国的各个核心组织：帝国内阁、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盖世太保、保安勤务处和党卫队、冲锋队，以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参谋总部。控方希望证明这些组织的犯罪本质。所有参与者都心知肚明，这次审判将是一场巨大的实验，毕竟现存的法律中，没有一项对一位“帝国元帅”或“帝国部长”的职权范围做出过限制。在这片法律的“新大陆”上，人们必须扮演开拓者的角色。然而，正如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 杰克逊在开庭致辞中所说，被告的罪行是如此“精心策划、邪恶且破坏力巨大”，“人类文明……无法承受此类灾难的重演”。这场审判不只是为了赎罪和宣泄，同时也是要让后世引以为鉴。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前线不断发回的、对纳粹暴行的报告，同盟国的主要成员国就已经达成共识，要求惩处纳粹德国的领导人。1945年8月于伦敦签署的美、英、法、苏四国协定申明了对主要战犯进行审判的法律依据，明确了符合正义原则的审判程序和指控的罪名，同时列出了主要战犯的名单。军事法庭由签署协定的四个同盟国各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组成。此外，四个国家又各自任命一名首席检察官及多名助手，组成起诉委员会。法庭一共提出了四项指控：反和平密谋罪、发动和实施侵略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考虑到法国和苏联在德国占领时期遭受的巨大苦难，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指控理应由这两个国家提出；英美两国则负责与反和平密谋和策划侵略相关的指控。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审判宣告开庭。这是司法史上首次用四种乃至更多语言进行的审判，美国IBM公司为此免费提供了一套特殊的同声传译设备，庭上每把座椅的扶手处都设有相应的按钮，只要按下，就能从耳机中听到英、俄、德、法四语版本的庭审内容。这为各国记者及时跟踪审判进展提供了便利，也使这次审判成为全球瞩目的公共事件。当然，新技术并不总是可靠，这套设备就偏偏在1946年10月1日宣布赫尔曼·戈林的死刑判决时出现了故障。

纽伦堡主要战犯审判的重大意义直接反映在到场的媒体数量上。各国都派出了通讯记者，专门报道这一备受关注的新闻事件。他们肩负着明确的任务：不仅要留下文字记录，还要为后世保留庭审现场的声音和影像资料。这些记录将成为一堂生动的历史课、一场“教育性审判”（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语）。 精良的无线电设备鸟巢般悬挂在法庭的天花板上，播音员可以通过这些设备直播他们对庭审的评论，这是此前任何诉讼中从未有过的。一位亲历者向斯图加特广播电台这样描述他的见闻：“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名记者，以及11位摄影和摄像师见证了庭审的全过程。美国媒体派出的代表最多，足有100人；英联邦派出了50人，法国40到50人，苏联则有25到30人。”据记者马德莱娜·雅各布回忆，几乎整个法国媒体界都参与了报道，从保守派的《费加罗报》，到基督教民主阵营的《黎明报》，再到共产主义立场的《人道主义报》和在抵抗运动中诞生的《解放报》，以及《共和主义者报》这样的地区性报纸，几乎每家知名媒体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被告们对这些记者充满了恐惧。“在法庭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好脸色，”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回忆录中写道，“但当记者们开始对我们的刑期下注时，我还是感到震惊。对死刑投注的结果甚至会传到我们这里。”

被告们由佩戴白色军盔和白手套的美军士兵看守，他们在媒体界的一些旧识就坐在对面，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霍华德·史密斯、路易斯·洛赫纳和弗雷德里克·奥克斯纳，他们 直到四十年代初还在德国为美国媒体发回报道。奥克斯纳曾在柏林担任合众社的中欧经理，是未来的美国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的上司。美国参战后，奥克斯纳和其他记者被盖世太保关押在巴特瑙海姆达五个月之久，直到在一次战俘交换中被释放。如今，他们在纽伦堡再度相遇，世界却已是另一番模样。

德国新闻界的“零时”

在纽伦堡，德国记者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彼时，德国新闻业正百废待兴：盟军占领德国后，纳粹政权掌控下的新闻机构被悉数取缔。在放弃了对新闻进行事先审查的计划后，军管政府发布的“时事简报”暂时承担了新闻报道的职能。直到1945年夏天，第一批德国报纸才获准出版。为满足公众的新闻需求，加强盟军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沟通，建立一支新的德国媒体队伍迫在眉睫。第一份获批的报纸《亚琛新闻》于 1945年6月20日开始出版，不久后的8月1日，《法兰克福评论报》也随之发行。到纽伦堡审判开始时，美国已为20家德国报纸颁发了出版许可。由于纸张短缺，这些报纸通常每周只发行两到三期，每期仅有几个版面。随后，四份跨区域的“模范报纸”相继创立，它们分别是英占区的《世界报》、法占区的《法国新闻》、美占区的《新报》，以及苏占区的《每日评论报》。

在盟军的占领政策中，去军事化、非纳粹化和民主化被视为三大核心任务。盟军特别强调，新闻界必须与纳粹时期的媒体从业者保持距离。在纽伦堡，最初，为得到许可的报纸进行报道的记者几乎全部来自战胜国。这些记者的文章被视为德国新闻工作者的典范，承担着教育德国民众的责任。然而，盟军最终还是接受了“由德国人为德国人报道”的理念，允许德国记者进入纽伦堡司法宫。在法庭约250个记者席位中，德国记者被分配到了7个席位，因此只能轮流出席审判。此外，苏联代表团也将其配额中的5个席位让给了来自苏占区的德国记者。其中包括当时年仅22岁的马库斯·沃尔夫，后来的东德情报部门负责人。

德国人坚持要求自行报道审判、形成独立判断的权利。1945年9月5日，时任《莱茵—内卡河报》主编的特奥多尔· 豪斯，也就是后来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统，在一篇题为《德国新闻界》的社论中自信地写道：“现在有一个能让德国人自发承担起对军管政府和德国人民的责任，诠释德国的命运，并按自己的理解参与到这场漫长而艰难的复苏中的机会。我们在充分权衡了心理层面的障碍和种种实际困难之后抓住了它。……我们欢迎参与和协助，我们不畏讥笑与嘲讽。”

然而，美国人在委派记者时并非总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这一点从冒名顶替者瓦尔特·乌尔曼（Walter Ullmann）的故事中可见一斑。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人在解放摩斯堡战俘营时救出了这位出生于维也纳的乌尔曼先生，他当即声称自己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此人就以“乔·勒尔曼博士”（Dr. Jo Lherman）的名义在柏林经营过一个实验剧场，甚至还接受过埃里希·凯斯特纳的采访。在屡次因欺诈入狱后，如今他摇身一变，以“加斯顿·乌尔曼博士”（Dr. Gaston Oulmàn）的身份重新亮相，自称是古巴一家新闻社的负责人，而他也确实为几家奥地利报纸报道过西班牙内战。身穿自己设计的、左肩饰有古巴国旗的制服，当然，主要是因为他流利的德语，他成功赢得了美国驻巴伐利亚广播电台的代表的信任，成为慕尼黑广播电台的正式雇员，专门负责纽伦堡审判的报道。

受权刊发，选自《作家城堡：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德]乌韦·诺伊玛尔 著，柳雨薇 译，新星出版社 2025年9月。

每周一至周六，乌尔曼的《纽伦堡评论》都会在电台的黄金时段播出，节目从晚八点十五分开始，持续十五分钟。截至纽伦堡审判结束，他共撰写了近三百篇评论。这些评论风格犀利、语气夸张，听众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他经常用刻薄的语言讽刺出席的证人，纳粹抵抗运动的拉豪森将军就因外貌被他戏称为“驿站长”。他的最后一篇对最终判决的评论更是吸引了数百万听众。然而，由于在评论中对被告流露出些许同情，并对判决结果提出了质疑，他失去了同盟国的支持。在评论戈林的判决时，他说道：“或许这次判决唯一不合理之处在于，它声称整个审判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利于戈林的证据，连一丁点减刑的理由都没有，也就是说，他犯下了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

慕尼黑广播电台没有与乌尔曼续约。在美国驻慕尼黑领事馆致信古巴，要求补办乌尔曼声称丢失的证件时，这场骗局终于彻底暴露，因为哈瓦那方面完全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我们很遗憾无法为您签发所需的证件，”美国领事如此回复乌尔曼，“因为您无法为您的古巴国籍提供证明。”考虑到公开此事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在审判结束之前，美方一直对乌尔曼的欺诈行为三缄其口。他在纽伦堡的记者同行最多也只是隐约感觉到，这位操着一口德语的“古巴人”有些古怪。

同样获得美国认证的还有《莱茵—内卡河报》的记者恩斯特·米歇尔（Ernst Michel），一位出生于曼海姆的犹太人。在特奥多尔·豪斯的支持下，米歇尔成了唯一一位获准在1946年春天报道纽伦堡审判的奥斯维辛幸存者。在一些私人文章中，他署名为：特派记者恩斯特·米歇尔，奥斯维辛编号 104995。他从奥斯维辛生还的经历堪称奇迹：当有人在病房里询问囚犯中是否有人能写一手好字时，他在关键时刻举起了手，成为记录患病囚犯名单的书记员。他的父母都在奥斯维辛遇难。在一次死亡行军中，米歇尔在萨克森州境内成功逃脱，随后返回曼海姆寻找幸存的家人。通过中间人的推荐，他与特奥多尔·豪斯结识，并被聘为其报社的记者。

很难想象，当恩斯特·米歇尔1946年3月第一次在法庭上看到昔日的纳粹高层时，是怎样的心情。当时出庭的有以煽动反犹情绪为职的小报《先锋报》的主编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 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和“元首的代言人” 鲁道夫·赫斯。赫尔曼·戈林听说有一名奥斯维辛幸存者在报道审判，便通过律师邀请米歇尔到他的牢房，希望与他见面。“安 排这次会面的前提是不会留下任何记录。”米歇尔在自传中写道。“我很紧张。我该说些什么？我应该和他握手吗？该向他提问吗？既然我无法把这次会面报道出来，为什么还要让自己陷入如此痛苦的境地？当我和斯塔默尔博士走进他的牢房时，戈林站起身。他时刻处于士兵的看守下。‘这就是您问起的那个年轻记者。’斯塔默尔博士指着我介绍道。戈林看着我，似乎准备与我握手，但在看到我的反应后，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我就像被变成了盐柱一样站在那里……我僵硬地站着，斯塔默尔博士正在讨论第二天审判的安排。突然间，一阵冲动席卷了我，我冲向门口，请求军警放我离开。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除了为德国报纸撰稿的大屠杀幸存者恩斯特·米歇尔，还有一些犹太记者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为巴勒斯坦的希伯来语媒体做报道，比如特拉维夫《国土报》的记者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tsch）。他与另一位犹太记者罗伯特·容克同住，后者当时是《苏黎世周刊》的撰稿人之一，并在日后获得了“诺贝尔替代奖”。沙布塞·克鲁格曼（Shabse Klugman）则用意第绪语为巴伐利亚被解放犹太人中央委员会（Zentralkomitee der befreiten Juden）的报刊《我们的道路》（Undzer veg）撰写文章。

审判开庭时，许多犹太记者都对盟军抱有期望，他们满心以为这些解放者会为犹太人伸张正义。《我们的道路》在审判初期的报道也的确传递了这样的印象，即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将成为审判的核心议题。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很快被深深的失望所取代。仅仅九天后，沙布塞·克鲁格曼写道：“我们的血海深仇被压缩在‘危害人类罪’这样一个狭小的框架内，甚至只占其中的一个条目，名为‘针对犹太人的罪行’。”不久后，他更加绝望地写道：“我们的案件、我们巨大的悲剧在这个法庭中被置于何处？”的确，在被传唤的 139 名证人中，仅有 3 位是犹太裔，立陶宛诗人阿夫罗姆·苏茨克维尔（Avrom Sutzkever）便是其中之一。他于1946年2月27日出庭作证，却被苏联检察官L.N.斯米尔诺夫粗暴介绍成了苏联公民。当苏茨克维尔希望用意第绪语作证时，却被告知由于没有翻译，他只能使用俄语，也就是审判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法国在审判中主要负责“危害人类罪”的起诉，他们本应将大屠杀作为起诉书的核心内容，然而，法国人更倾向于把重心放在非犹太裔法国平民和抵抗运动成员的证词上，这一点从他们对证人的选择中可以见得：他们传唤了非犹太裔奥斯维辛幸存者克劳德·瓦扬—库蒂里耶（Claude Vaillant-Couturier）。心理因素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大屠杀的残酷程度超越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人们倾向于逃避现实，不愿直面这些罪行的全貌。英国助理法官诺曼·伯克特形容苏联证人的证词“过于夸张”。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 杰克逊则认为，犹太证人可能带有更多的复仇情绪，不如其他证人可靠，这可能会对犯罪事实的确认产生负面影响。

德国记者经常抱怨他们在法庭上“二等公民”的处境，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他们要克服更多的障碍。他们的文章受到严格的管控和审查。在苏联占领区，未经审查员批准的文章无法发表；盟军虽然鼓励对审判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但却并不欢迎批判性的分析。

根据新闻监管部门的要求，纽伦堡审判的报道必须在报纸上占据醒目的位置。大约三分之一的报道刊登在头版，另有五分之一甚至被安排在单独的特刊版面上。这样的排版方式让读者很难忽视这些报道。在美国占领区，新闻管制还会通过美国创办的德国综合新闻社（DANA）来进行，该机构负责审判报道的监督工作，所有发布的文章都须经过事先审查。

起初，德国记者几乎被物理隔绝起来。盟军明令禁止与德国民众亲善，因此，也没有人愿意与德国记者有所往来。德国记者们只能持黄色记者证，通过专门的通道进入法庭，而外国记者则持有蓝色记者证，还可以自由出入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PX）购买美国货。德国记者还被禁止进入记者营，只能自己寻找住处。在1946年4月9日的一封联名信中，八位德国记者向美占区信息管制处（ICD）长官罗伯特·A. 麦克卢尔将军抱怨道：“在目前的身心状况下，我们这些获准报道审判的德国记者根本无法发挥我们应有的工作能力。”《斯图加特报》的记者埃里卡·诺伊霍伊泽（Erika Neuhäuser）表示，她和同事有时感觉自己“像是被流放了一般”。在麦克卢尔的介入下，这种状况在 1946 年春天有所改善。他们获准与同盟国记者交流，可以在午休时段在法庭的餐厅用餐，还被安排了更合适的工作场所，但食品供应和住宿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在法贝尔堡

其他国家记者的待遇则要好得多。他们在纽伦堡城外有一座单独的记者营，营地受到严密的保护，提供床位、餐食以及往返纽伦堡的班车服务，这就是坐落于法贝尔—卡斯特尔伯爵城堡内的国际记者营。城堡建筑群由两部分组成：建于19世纪的老城堡和建于 20 世纪初的新城堡。这个广阔的庄园包括一座公园、一座别墅和其他建筑，记者营占了其中七栋，其中之一便是设有餐厅和酒吧的城堡主楼。城堡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德国人不得入内。”

新闻记者汉斯·鲁道夫·贝恩多夫（Hans Rudolf Berndorff）亲自领教了这条禁入令的严格程度。贝恩多夫曾是乌尔斯坦出版集团的首席记者，他与一位名叫福里斯特的英国记者一同来到纽伦堡。福里斯特为英国的德国新闻社工作，德语说得磕磕绊绊，但对贝恩多夫非常友好。“如果只有我自己，我踏进城堡有多快，被扔出来就有多快，”贝恩多夫轻描淡写地记录道，“但福里斯特是个异想天开的家伙。他跟我说：‘难道要让贝恩多夫先生睡在大街上吗？简直胡闹！我是不会去睡觉的，除非你找到过夜的地方。’福里斯特可不是在开玩笑，他当即找到当地市长询问道：‘这里有谁是纳粹分子？’市长思索良久后答道：‘我想，每个人都是。’福里斯特指向一栋小房子问他，里面住着的人是否也是纳粹。市长回答：‘是。’”最终，福里斯特靠黄油和巧克力之类的贿赂成功说服了这家人收留贝恩多夫。德国记者留在了施泰因，但也只能住在记者营之外。

营地的负责人尽量根据性别和职业来分配住宿，同时还要顾及当时的政治形势。由于东西方的两极对立，苏联记者被单独安置在“红房子”中，女性和已婚夫妇被安排在花园中的独栋别墅，广播技术人员则住在所谓的“绿房子”里。

城堡的内部装潢颇为奢华，但由于战争期间被军方征用（城堡塔楼曾被用作防空炮台），留下了不少难看的污渍和弹痕。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 杰克逊拒绝将审判的控方团队安置在城堡中，即便如此，作为国际记者营地，城堡倒还勉强够用。不过，像威廉·夏伊勒这样的记者可不这样想。他们习惯了巴黎斯克里布酒店这类市中心的豪华酒店，该酒店曾在1944年巴黎解放后被用作记者营。

相比之下，施泰因的记者们住在与世隔绝的郊区，许多人抱怨营地过于拥挤、条件恶劣且秩序混乱，有的房间甚至要挤下十张行军床。记者们常常为了几部总在失灵的电话陷入争执，盥洗室的数量也远远不够。每天早晨，寥寥几间盥洗室门前都会排起长队。据彼得·德·门德尔松回忆，即便在零下的寒冷天气里，也能看到身着睡衣的记者们匆匆跑过庭院、赶往隔壁楼浴室的身影。

在城堡内专心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的生活极其混乱、让人难受，我完全没办法好好做任何事情。”门德尔松在写给远在伦敦的妻子希尔德·施皮尔（Hilde Spiel）的信中诉苦，“我们住的城堡虽然很大，但极其拥挤，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安静写作、思考的地方，甚至连静静坐一会儿都是奢望。所有记者共用一个大工作间，里面总是有三四十台打字机同时响着，一个扬声器不时播放通知，门外还有一个乐手在弹钢琴，给那些无所事事的家伙提供消遣。工作间外面就是酒吧。真是糟糕透了。”

维利·勃兰特当时也住在记者营中，他那时持挪威护照，为斯堪的纳维亚一家工人报纸做报道。他的看法则更加务实：“城堡自然会唤起与睡袋和行军床不同的想象，但后者才是战地记者的常态。”的确，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几个月之久，但这些记者的官方身份依然是战地记者。

城堡的建筑美学也并不为所有住客所欣赏。这座宏伟的建筑没有得到多少认可，反而被形容为“德国式的丑陋”，是一座“献给糟糕品味的纪念碑”，还有人称整个建筑群为“噩梦”。批评的矛头还指向了法贝尔家族的财富来源。埃尔莎·特里奥莱 嘲讽道：“不知道法贝尔家族卖出了多少根铅笔，才造出了这座丑陋至极的城堡。”丽贝卡·韦斯特则认为城堡的建筑风格和内部装潢正是德国国民性格的体现。

不过，有必要为这座建筑的名誉做一些辩护。平心而论，战后的外国记者很少对德国事物发表正面评价，尤其是在纽伦堡，在德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首次公之于众的背景下。英美记者中有不少人持坚定的反德立场，他们也被称为“范西塔特主义者”。一些记者，如珍妮特·弗兰纳和玛莎·盖尔霍恩，甚 至在私人信件中直言自己对德国人的憎恨。因此，尽管在今天的艺术史研究中，法贝尔堡被誉为弗兰肯地区历史主义建筑和青年风格的“卓越典范”，但在当时的记者们眼里，这只是一座亟须修缮的老房子。

由于各国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上的差异，记者们的工作条件也各不相同。因为纽伦堡和奥斯陆之间的电话线路尚未接通，维利·勃兰特只能经由伦敦或哥本哈根转送电报回国。考虑到消息传递的时间较长，他必须确保文章在刊登时依然具有时效性。

相比之下，1947至1949年间举行的纽伦堡后续审判中，记者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了显著改善。服务和组织结构更加完善，记者人数也有了明显减少。为占领军工作的口译员也住在城堡中，正如一位兴奋的住客描述的那样享受着“配有浴室的大房间、上好的食物和饮料、专门的休息室以及随时可用的车辆”。当然，即便是在主要战犯审判期间，记者们也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现存的照片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在宴会厅共进晚餐，或是在贵族式的扶手椅上下棋的闲适场景。

本文选摘自《作家城堡：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第一章 铅笔堡中的记者营”。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