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研资金削减，百名科学家失业，药品开支十年连降

过去十年，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HS）在药物开支上的下滑，像一条无声的裂缝，慢慢割裂着公共医疗与制药行业的信任。

直到近期，这条裂缝终于演变成肉眼可见的危机。

英国科学大臣帕特里克・瓦伦斯，这位曾任职于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的高管，在议会质询时罕见地流露出紧迫感。

“我们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我们坐在这里看行业衰退的局面。过去十年正是这样，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必须采取行动。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

他为何会有这种焦虑？英国药业现在面临怎样的困境？

瓦伦斯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就在他发声前，制药行业的“撤离潮”已接连上演。

美国默沙东先是宣布取消伦敦价值10亿英镑的研究中心，裁撤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125名科学家。

紧接着，默沙东又计划关闭米尔顿凯恩斯的动物健康研发基地，将业务全部转移到奥地利。

而另一家英国本土巨头阿斯利康的动作同样沉重：上周五刚宣布推迟2亿英镑新实验室建设，距离今年一月放弃450百万英镑斯皮克疫苗基地投资，不过短短数月。

阿斯利康英国总裁汤姆・基思-罗奇（TomKeith-Roach）直言，尽管仍在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但“英国药物投资不足的形势正在不断恶化”。

这场危机的根源，藏在NHS十年如一日的药物开支下滑里。

瓦伦斯在质询中透露，自2015年起，NHS的药物开支比例就持续走低，如今仅维持在9%，这个数字背后，是制药行业日益减弱的投资信心。

药企们的抱怨集中在两点：一是政府药物定价的不稳定性，二是对生命科学行业的投入不足，这两点直接打乱了他们的研发与生产计划。

但矛盾的另一面，是政府的两难：随着医疗技术升级，新药和治疗方案的价格水涨船高，如何平衡高成本药物的定价，让患者能用上最新治疗，又不压垮公共财政，成了卡在中间的“硬骨头”。

争议还延伸到了监管层面。负责药品审批的MHRA（药品与健康产品管理局）和决定药物是否进入NHS的NICE（国家卫生与护理卓越研究院），成了药企与政府之间的又一个分歧点。

制药公司觉得审批流程繁琐又耗时，拖慢了新药落地的节奏；可政府的考量更现实，必须确保药物能广泛、公平地分配到民众手中，尤其是在财政有限的情况下，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一边是行业对效率的渴求，一边是公共医疗的公平诉求，两者的拉扯让僵局迟迟无法打破。

为了扭转局面，英国政府做出新的动作，但效果却不怎么明显。

瓦伦斯提出，MHRA和NICE应当加强合作，打通审批与准入的壁垒。

新任健康副部长祖比尔・艾哈迈德（ZubirAhmed），这位苏格兰外科医生，更是提出了新的思路：“重新审视药物定价模式”，主张从“经济效益和临床效果”的角度重新评估药物价值，这或许能为高价新药的定价找到突破口。

但关键的“硬骨头”仍未啃下：上个月政府与制药行业关于药品定价机制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这被视作药企撤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瓦伦斯强调，政府正与企业进行“关于英国商业环境的广泛讨论”，但他那句“我们不能失去这个行业，英国需要保住这个行业，尤其是阿斯利康和葛兰素史克”，还是暴露了政府的焦虑。

更让人忧心的是英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位置，英国制药行业协会（ABPI）主席理查德・托比特毫不避讳地指出：“英国在与美国、比利时、爱尔兰、新加坡和德国的竞争中正在落后。”

当其他国家纷纷为制药行业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和充足的投资支持时，英国的僵局无疑在将优质资源推向竞争对手，默沙东转向奥地利，就是最直接的信号。

这场僵局表面看是NHS投入不足，但深层里，是公共财政、行业利益、患者权益与全球竞争的多重博弈。

站在政府角度，NHS是民生支柱，控制药物开支是为了兼顾教育、养老等更多民生领域，过度倾斜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可站在药企角度，研发一款新药往往需要十年时间和数十亿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