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欣：在田野中捕捉问题

来源 | 法律人类学世界

《法律人类学论丛》第9辑

作者 | 贺欣，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在田野中捕捉问题》，主要是分享自己在田野中碰到的一些困惑和吃过的一些教训。很多同学和朋友常常会认为，在田野里面可能会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因为只要到田野里面去，自然就会碰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拿回来，然后做些记录，就可以写成经验式的文章，但是这是对田野很大的误解。在田野的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其实也是一种研究方式。我们有很多做学问的方式。主流的方式显然是在书斋里面去找问题，在图书馆阅读、研究文献中去找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田野是一种辅助研究的方式，至少我作为一个法学学者而非具有人类学专业背景的人是这么去看待这些问题的。

田野作为一种辅助的方式，它的提问方式和它找问题的方式会有什么独特之处？很多人到了田野，他发现了很多现象，有了很多新鲜的观察，有意思的问题，有价值的洞见。可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捕捉这些发现从而把它们变成真正的学术问题。如果大家留心的话，会注意到我用的是“捕捉”两个字，就是如何捕捉问题，那就说明这些问题是可能存在的，需要去很用心地琢磨，才能把它抓到。从某个程度上讲，它同做生意的人去捕捉商机，战士去捕捉战机，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这些机会是需要努力地去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要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把它抓住。因此，通过这样的一种田野方式到实地去了解这个社会的基本运作规律、某特定法律的执行、某个社会机构的运作，以及某些因素的交互点，就知道自己应该去寻找什么问题了？很多人寻找问题的方式往往是读了一些书以后，就以“求同”为自己的研究思路。我认为，这种思路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或是很难找到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大家认为律师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帮助当事人。那我们到田野里面去发现他们正在帮助当事人。那这时候，或许我们并没有获得新颖的题目。我想表达的是，要去寻找、捕捉问题的关键在于“求异”。实际上，就是看你怎么样能够在田野中找到一些和你读过的东西、了解的东西有所不同的地方。

首先从我自己一些失败的经验开始谈起，大概是在十年前，当时我受了某地的一位领导的邀请到他们那里去做调研。当时他说：“你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些调研，然后了解一下当地婚姻法的落实情况，就婚姻法和婚姻习俗的互动会不会引发一些有意思的思考。”后来，我去那个地方调研去了。到了以后，当地接待我的人员比邀请我去调研的那位领导还担心。他担心我的安全想方设法地说在当地要找个人陪我一起调研。当时我需要从省会城市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后来，他找来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同时也是政协委员，他一路上对我非常照顾。最后，这位律师陪我到了那个城市后，我才知道，那个城市其实是他的家乡，所以他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完全可以满足我各种各样的调查要求。比如说，要访问哪些机构？去访谈什么样的人？ 去什么样的地方参观有意思？所有活动，他都做了详尽安排。在这个过程中，他都尽其所能地回答了无数个我想要了解的问题。在调查实地收集完一堆资料以后，我才发现，由于某些原因，原本打算做的研究没办法进行下去。最后，这个项目就搁置了。多年以后，我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律师执业的特殊形态，正是我当时想做的那个研究。看完那篇文章以后我才发现，那时候我之所以进行不下去，是因为忽略了关键问题。为此，我特别感慨：自己花了那么多的功夫，费了那么大的劲，收集了材料，结果最重要的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我又想起了那位陪伴我十天有余，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的那位律师。当时，若我想要访谈更多像他这样的律师，他肯定会想尽办法帮我联系，而且还会告诉我当地律师平时都是怎么办案子的？办得如何？以及这中间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材料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颖的。为什么我会忽视这么重要的材料呢？为什么对田野里的关键问题视而不见？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的我对律师执业的相关文献及其研究现状把握不够，不知道律师执业已有的形态是什么，更没有想到新型律师的出现会对律师执业带来哪些挑战。

可以这么说，在田野里面能够捕捉到问题，关键在于对文献的把握、理解的程度，还需要形成理论脉络。之后，在田野中，碰到“差异”或新奇的事物时，我们是否能够马上敏锐地发现并捕捉住问题，继而专门研究。我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是迄今为止我田野经历的最大的一个失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这个经历或许也有获得收获的一面。

尽管后来我没有做类似的研究，但是港大法学院的一位硕士生主动找到了我，与我分享了他正在做的关于LGBT[LGBT是同性者 （lesbian）、男同性恋者 （gay） 、双性向者 （bisexual）、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等词组的英文缩写，中文又名“彩虹族”“彩虹族群”“性少数者”等。该词于1988年在美国首次出现。20世纪90年代，“LGBT” 作为中性词被用来称呼上述四个群体，以表示尊重。尽管LGBT 群体内部对不同群体的接纳程度不一，且仍然存在争议，但 “LGBT”一词的使用还是被认为具有包容性的积极意义，现今已获得了许多英语系国家中多数LGBT族群和LGBT媒体的认同及采用。——编者注]案件的研究。他从裁判文书网上下载了所有能找到的案例，并且读了很多我以前写的书和有关家暴的文章，特别受启发于家暴“删除”这个观点。他发现，法官在接受相关LGBT的案件时，也存在类似“删除”的行为；很多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可能会选择驳回或者视而不见，或者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来处理。他会把我关于 “删除”家暴的研究思路放在法官审理LGBT诉讼过程中。多数LGBT的诉讼请求是财产请求。因此，他还考虑到了诸如夫妻双方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如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才清楚？按什么标准来分割？婚姻存续期间，赠与的财产是否要归还等问题。我认真读了他的研究成果，研究做得非常好，问题也很有意思，并鼓励他采取做田野调查的方式进一步观察。

在我出国留学之前，LGBT的现象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公开出现过。很多人认为，社会对这类群体的容忍度很低。但这位硕士生通过对1000多个判决书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社会的宽容度其实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可以公开地生活在一起，有的甚至同居时间达到或者超过十年，而且还可以将双方的纠纷起诉到法院，并公开自己的身份。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实际上对他们的身份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认可：第一个承认的方式是，法院没有直接拒绝受理这类案件；第二个承认的方式是，以它公开的、变通的方式来裁判。这个方式特别值得继续研究。另外，就社会对LGBT宽容度的转变就可以深入研究。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转变的过程，还可以去做一些比较，例如，将缅甸、新加坡、美国和中国的案例做比较。简而言之就是，想要很好地捕捉到问题，不想错过问题，就要掌握这个问题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把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得非常透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会促发一些新问题出现。

再举一个发生在我第一次田野调查时的失败经历。最近，清华大学的赵晓力老师出了一本法律与文学的书。这本书中有一张我跟他当年在陕北田野调查时拍的照片，而那个失败的经历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当时能够跟赵晓力老师和强世功老师一起给朱苏力老师做项目，我感到很幸运。朱苏力老师还派我们三人到强世功老师的家乡去做田野调查。田野时间大概有七天到十天，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碰到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人和事。其中最有名的一件事可能大家都知道——朱苏力老师还把它写成了《为什么“送法上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的案例讲的就是农村信用社是怎么样到一个沙漠边缘的借款户家去催还贷款的经过。收集到这个材料的那天是非常具有偶然性的。那天早上，我们在小饭馆里边吃早餐边商量一会的工作计划。后来，看见旁边吃早餐的另一桌人就是信用社收贷的人，里面还有当地的公安局局长，我们就一起聊天，这才知道他们当时就要去催还贷款。当时，强世功老师就提议更改计划，暂不按之前的计划执行，先跟信用社的人去一趟。经过一天的跋涉，基本上把整个过程都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我跑前跑后，忙着照相、端茶、倒水之类的跑龙套的活儿，这些事情显然是当时我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个过程中的感受，我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我想，这个案例发生在沙漠边缘，虽然那里风景独特，但我们跑了那么远就为了调查这么一个事情，实在搞不懂这里面的意义是什么，这些事情好像都再正常不过了。过程很简单，有人贷了款，你带着一帮人去收贷，然后找不到借贷人，就去找村主任从中斡旋，最后双方调解结案。我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也没有发现独特在哪里。我当时只是把那次调研当作学生要完成的社会调查这项任务。我不过是帮师兄们做点事情。可是，把这个故事送到朱苏力老师那里以后，朱苏力老师马上就写出了《为什么“送法上门”？》[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47-57页。]这篇文章，我还记得，当时朱苏力老师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们，这篇文章很快就被《社会学研究》接收了，主编还对他热情洋溢地赞赏了一番。最后，这篇文章也成为朱苏力老师《送法下乡》里面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朱苏力老师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我却视而不见？尽管我是把整个全过程记录下来，收集第一手材料的人，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朱苏力老师对中国法律发展的过程、国家的能力和局限性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能够很敏锐地发现到问题的关键在哪儿。他不仅非常熟悉这方面的文献，更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法律并不是制定出来自然就会落实，而是需要某种权力枢纽——权力的网络才能够实现。强世功老师关于《权力网络》的文章也是如此，尽管那篇文章没有太多的“求异”的思维，更多的是“求同”的思维。他的观点可能源于读了福柯的著作。福柯讲的权力运作就需要网络。强世功老师发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司法若不依赖政府机构这个网络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这个现实问题。所以，能够发现问题，能够把一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毫不出彩的事情升华为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姑且不论是否是一篇著名的文章，我想这与对文献的了解程度和对整个社会格局的把握是息息相关的。

稍微再分享一点成功经验，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失败的经验。很多年前，我到珠三角做调研。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很多地区外资工厂由于资金短缺了，做不下去了，一些投资者就跑了。这些工厂的厂房都是租的，原材料也所剩无几，地也都是地方政府以很便宜的价格给的。其中不少是投资者卷款跑路，导致大量工人上街讨薪。讨薪讨不来，去找政府也没用，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上街堵路。当时，我在珠三角的法院做调研，介绍我调研的同学就把上述那些情况告诉了我，并告诉我这样一个现象：当工人一上街堵路、闹事的时候，法院就得马上出动，到大街上去劝工人们不要堵了，应该到法院来起诉，法院会尽快处理，帮工人把钱拿回来。我觉得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但不知道怎么着手去写。后来，我与我的合作者分享这个故事。他当时是加州大学社会学的教授，他听了这个故事后，马上就说可以写篇好文章。一是因为法院的格局变化，本来法院的办案的原则是不告不理，即一种被动式的司法体系。全世界基本上都是如此。但现在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主动的司法机构，还到街上去劝人家赶紧来法院起诉，法院很快就能出判决结果。另外一个原因是，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数都是集中于研究抗争者的行为。因为抗争者的行为比较好调查，满街都是抗争者。研究者很容易就能和抗争者面对面进行交流，他会想研究者诉说所有委屈、策略和手段。所以，田野调查进入非常方便。但是这个故事却提供了另外一方的主体，那就是政府，包括法院，他们是如何回应劳工抗争的。这就是《马路上的法庭——某基层政府对劳动者集体抗争的包容》[苏阳、贺欣：《马路上的法庭——某基层政府对劳动者集体抗争的包容》，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第482-500页。]这篇文章的来源。而这篇文章在发表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也引起很多反响，要点就在于它抓住了现有文献没有关注的问题。而我们从这个问题切入，就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

回到主题，把握住文献非常重要，能够找到现有研究的漏洞，并抓住学术发展趋势，这个问题就会成为转折点。一旦抓住这样一个转折点后，可能就扭转了之后其他类似研究的取向，还可能因此获得更多关注。关注法院及相关政府部门回应劳工抗争的内在逻辑和动作模式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成为一项具有路径突破的研究。

由此可见，是否到田野去，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工作是对文献的理解，对故事本身的学术敏锐度，这种学术的嗅觉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因此，我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强调，不论是学生，还是年轻的同事，关键要从田野返回去，认真地阅读和理解文献，发现文献里面的漏洞。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直接到田野里面去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胡子眉毛一把抓”，抓到很多东西，每个都觉得有新的理解，但最后并不能把文章真正给写出来。

关于有同学提到在“求异”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发现，如何选择“异”的问题。我认为，这时候可能需要看看“异”的新颖程度。这个新颖程度取决于跟什么文献对比。看哪些问题真正可能提出更大的问题。这时候，那就不仅要事先做好准备，事后还要继续去读文献，这可能要比去田野本身还要重要。能不能有所发现，永远是在这个文献和实际的经历之间反复推敲，左右摇摆的那个过程中出现的，没准哪一刻就会有发现了。我刚才提到过的关于“删除”家暴的那个故事如果说当时也算是一个成功的、一点点惊艳的话，也是跟我事后读文献有关。因为我当时去法院调研的时候，坐在法院里面，完全就被震撼到了。这在我的英文著作里面也提到过，是我到法院调研时碰到的第一个离婚案件。这个案件中的女方声称她的面目被打了600多次，然后当着她自己父亲的面挨打，当着儿子的面也挨打，声泪俱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所谓的法学教授坐在那里，剩下的只有同情，就没有别的想法，脑子基本上是被当事人的故事牵着走的。整个过程观察下来，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写。当然会有油然而生的一种想法，就是想办法怎么样保 护这个受害者。事实上这并不够，这个思路本身也很老套，也不够有意思。 后来我又回去读文献，突然就发现在其他的国家的调解制度里面也有家暴的案例，然后我又仔细去做进一步研究。我发现，在中国调解中的家暴案件“删除”现象特别严重。原因很简单，就是法院的法官既是裁判员又是调解员，集两种权力于一身，所以在调解的时候很容易把家暴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实践中，法官不可能考虑家暴的原因在于，如果要考虑家暴的话，那也没法调解，考虑家暴就会影响法官想要调解这样的结果。如果调解和审判是分开的，这种情况就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要做个总结的话，那就是文献重于田野，田野可以不去，但文献不能不读；如果只是去田野，那是不够的，一定要反复地读文献；去之前读，去的时候也在读，然后回来的时候还继续在读；这样才有可能找到有意思的问题。以上，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

下面，我想稍微强调一下观察能力。到田野里面去时，你若要捕捉问题的话，还是需要基本的观察能力的。当然，观察能力越敏锐越好，也跟前面一个问题是相关的。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首先要对文献有所理解。如果完全不了解文献的话，观察能力是没有办法敏锐起来的。观察能力是需要训练的。例如，有的人可能交流能力比较差，到田野里很难跟人自来熟。“自来熟”本身就是一个能力。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特别是来自东北、北京的朋友。他们就有天然自来熟的能力，很快就跟所有人处得特别好。观察能力也是一样，有些人天生就有这种观察能力。我自己不一定有这种能力，但往往我会碰到一些同行，或者是学生，或者是我的助手，他们有这种能力。他们有一些观察让我觉得非常兴奋。我下面要讲的这些故事，其实也不一定是我自己的经历，有一些是我的助手和我的学生，以及我的朋友的经历。

最早的一次观察，是观察一件很简单的事。比如说观察陪审员。陪审员在法院里面做些什么工作？在中国法院体系里面，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陪审员法》（以下简称《陪审员法》）出台以后，陪审员都是做非常辅助性的角色，不承担实质工作。但我们的观察是发生在《陪审员法》出台之前。那个时候，陪审员的角色其实更加边缘化，而且他们会对法院有很大的依赖关系。因为当时的陪审员可能很多都是退休的，或者暂时没有工作的人员，到法院来陪审可以获得一定的陪审费用。这时候的陪审员，观察的角度很平常，也不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会发现，陪审员可能一早就来到法院等开庭。比如说，八点钟开庭的话，他们在七点三十分或者七点五十分就来了。大部分的陪审员可能就是站在走廊上等开庭。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跟其他当事人一样，是要等着的。但是，也有一些陪审员不是就这么简单地站在那里等，而是到法院的图书馆里面去打扫卫生和整理文件，甚至有时候还会招呼要来图书馆的其他法院有关工作人员。这就很有意思。为什么陪审员会做这些事情？他来法院不仅是一个法庭庭审的参与者，还与法院之间有很基本的依赖关系。他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讨好”法院或者是“讨好” 这个法院的工作人员，给法院做出某种贡献，留给法院好印象。这时候你要认真去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这个陪审员这么做，为什么其他陪审员没有这么做？这个陪审员年龄可能在四十岁左右或者四十岁多一点，因为害怕下岗，所以对这份工作特别期待。如果这样一个陪审员放到庭审过程里面去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会服从法官对他的安排？在多大程度上，他能够提出独立的意见？事实很明显，陪审员和法院之间的依附关系特别清晰，所以很难做到提出独立意见。这些事情就摆在那里，也很简单，如果你能够把它捕捉到，然后视为一个口子，就会发现更有意思的事情。

另外一个故事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个同事和学生在检察院调研的时候，想问检察官一些问题，恰巧就碰到了公安的同事来访。这位来访公安同事级别与检察官差不多，也没有公安的领导来，基本上是平级的一些中层干部。这个公安的同事来了以后，给检察官带了一盒茶叶。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因为我们的公检法三家的权力次序基本上是按照公安、检察院、法院这样一种顺序来排序的，那很大程度上来讲，我们可以认为，公安是其中权力最大的，并强调侦查中心主义。因为公安有调查权。只要公安一启动调查，把证据找到，基本上这个案件就已经定案了，所以公安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所谓公安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 的，法院是“吃饭”的。“做饭”的和“端饭”的权力显然是有巨大差别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公安的同事会给检察官送茶叶这样的情况？原因很有趣，显然是这名公安有求于检察官。若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公安的干警和检察官之间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讲的侦查主义，或者说公安是“做饭”的情况可能慢慢地被取代了。因为，检察院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他们慢慢掌握了整个刑事审判里面最关键的权力。在认罪认罚里面，检察院有量刑建议权。因为他们的量刑建议权，所以会对公安取证、取证方式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因此，公安发现自己在很多情况下有求于检察院，就不敢轻举妄动。很多事情要去请教检察院，需要检察院的合作和帮助，这才出现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变化——公安的干警给检察官送茶叶而不是相反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特别敏锐的观察能力。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小，它不是因为别的事情。但如果是因为别的事情，比如两个人关系特别好，也有可能。那么，你可以进一步的去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许就可以从这里面打开一个缺口。因此，观察能力是需要某种因素促成的。

对文献的理解怎么样？对这个事情本身的理解怎么样？对这个世事是不是洞明？曹雪芹经常讲“世事洞明皆学问”，讲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因为社会科学或者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的运作。社会的基本规律，你如果了解得不是很清楚的话，我想很难抓到很有意思的、很有洞察力的发现。

我们讲做学问，其实跟我们对社会的理解是不能分开来的。因为学问只是说它通过概念、分类和手段来研究这个社会而已，所以在根本上，就取决于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对学问如何做，这两者是高度一致的、不能分割的。我经常会跟学生讲，如果只是到学校读博士的话，可能并不适合研究法律社会学或者法律人类学，可能积累一些社会经验，有一些人生历练，这个问题会看得更清楚。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高度相关的。我在书里面也提过，如果对研究社会和理解社会没有什么兴趣的话，根本就没有必要来读社会学、社会科学、法律社会学。但如果对社会运作、规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特别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个学科是属于你的，你应该去努力研究。

我最后再讲一个例子。我看到了一个外国博士生的研究成果，研究的是中国的死刑复核。死刑复核这个题目有它的敏感性，并不是说它不能研究。因为死刑复核是刑事审判实现惩罚和刑事正义的一个过程。关于死刑的数字是国家机密，这是法律规定的，这个我们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但是这个博士生他想了解死刑复核的过程，研究的却是死刑复核涉及的很多因素，比如，法官和律师。他对律师的观察，我觉得非常的敏锐。最高法院复核庭的法官都是资深法官，因为他们要么是在最高院有很多经历和很长时间的经验，要么就是从各地法院里面抽调上去的各地法院的精英，所以他们说话是非常慎重的。这位博士生在他的书里面引了这么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文中写到，有一个最高法院复核庭的法官说：“从来没有一个律师的意见让我觉得是有用的。”这个话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首先最直接的是，死刑复核的律师有没有真正的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从这位法官非常肯定的言语中来看，显然是没有的。可以去进一步深究，法官是不是完全不需要这些律师的意见？显然不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死刑复核稍微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死刑复核工作是非常细致的，法官是非常认真的，他们是非常有能力的。网上也发表过他们很多这类事迹。那么这位法官为什么会这么去看待律师？作者对这句话有很高的重视。他通过这句话进一步去研究死刑复核的律师组成问题。比如，什么样的律师会做死刑复核的案件？他很快发现，总体而言，并不是大咖律师，或者很有名的律师，大多数的律师是新手或者才刚毕业的学生，要不就是从来没有做过类似案件的律师来做。事实上作者也很清楚地指出，中国根本就没有死刑复核的专业律师，大部分律师都是有一搭没一搭，有案件就做，没有案件就不做。作者又进一步调查，比如，这个死刑复核律师花在每一个死刑复核案件上的平均时间是多少？这是死刑复核案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是关于人的生死。没有经验和不成熟的律师，甚至不是专业的律师，若只是花很短的时间提出所谓的意见，这些意见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价值的？多大程度上是能够帮助最高法院复核庭的法官重新审查复核案件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的死刑复核律师，乃至于刑事案件的律师，都不是专业的律师，不愿意投入时间，没有特别的技能，提不出来什么有价值、有帮助的意见。刑事律师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像我们常看到的西方文献刊载的，或者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刘忠老师在他文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当然也是引用别人的这种文献。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你要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捕捉能力。一旦碰到那么小的缺口，就会发现，这里面可能藏着很大的文章，可以重新去审视一个职业定位是什么？他们的能力是什么？律师为什么会跟检察官、法官形成那么大的职业能力的差别？以至于最高法院的法官会说没有看到一个死刑复核律师的意见是有用和有价值的，而那些死刑复核律师又是那么努力地去寻找每个案件可能潜在的纰漏，以使他们的复核工作可以完整地做下去。因此，在田野里面，需要有一叶知秋的能力，管中窥豹的能力。这往往也是跟日常训练，就是对文献的理解和这个行业的理解本身分不开的。现在，我们发现，这两方面有这样一种结合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在田野里面去捕捉问题、发现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做大。这时候你要碰到一些很大的问题，当然就会很兴奋。但如果你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然后慢慢地作答，之后再去其他地方去找相关材料认证。因为回到刚才最早讲的话来讲，就是说，在田野里面去找材料，仅仅是我们找材料的一种方式而已，其他的方式也是完全可以找到这种材料的。只不过要看每个人的偏好是什么样。比如说刘忠老师，他就特别喜欢看档案，看传记小说，那么他就能够从一些律师自己的自传体中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很好。

如果在田野里遇到访谈人所说情况与实际不符合，我觉得可以有两方面来做回应。第一个原因是信任度不够的问题。你在田野里面，人家跟你说的可能是些他认为应该给你说的话，而不是他心里想说的话。他属于经常在社会学里面会讲到的——在表演的状态。他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他应该做什么样的表演。这个表演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是他的真实的地方。在这种状态中，可能需要做的事情是增加信任去克服这种差异。如果说，他一直在讲官话或者假话，或者套话，你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我觉得这条路其实就不一定能行得通。补救的方法是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去观察。田野提供的特别大优势是让你去观察。田野可以让你从不同的方式去认证，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我在其他场合也提到过这一点。比如，有个法官跟我聊天，他就讲离婚案件第一轮，法官基本上就是给退回去的，根本就不会判离。那这时候他讲得有道理，或者分析得也非常的有道理，但是我并不是说马上就去照单全收，反而马上找机会去听庭审。几个庭审听下来，再跟法官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这时，就发现可以从侧面去认证他说的情况。因此，第一步需要去考虑的是，能不能够想办法去增加这种信任关系，能够使得他对你放心。你得让他了解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通过他对你的“考试”。当他对你有进一步的了解，把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一个朋友来对待的时候，而不是你要拿他来做 研究对象，拿他的东西来写，拿出去报道，然后可能对他产生负面影响等等。他要克服这样的一种心理感受之后，我想你可以达到。他不至于那么明显地、不停地给你说那些完全不真实的东西。第二点是需要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式去认证的。

关于选择田野点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困难，不一定是所有你想去的地方都是能去的。包括我今天想去某些地方做某些题目的研究，其实也去不了。在做某一些研究的时候，可能要看机遇。就是这些机遇，包括学校介绍信或者老师的推荐。但我对这种介绍信是非常的怀疑的。因为我在这方面吃过很多亏，所以我基本上是完全不用这种方式的。很多情况可能就是要看你的特定关系才能切入。你的关系也许是很偶然的。这就使得某一些你特别想研究的题目，不一定就有那样的切入点可以进得去。但我也有另外一个可行的方式，那就是长时间的投入。如果你特别想了解某一个题目的话，如果这个社区基本上是开放的，不是那么敏感的话，只要你有足够的时间，总是可以克服的。我可以给大家举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我在书里面可能也提到过。一位来自其他国家的女孩，比如一个女学生，她怎么能够研究中国的妓女的法律意识，这个美国的教授如何到非洲去研究中国企业的发展变化、管理方式和管理文化。这些我想都是极其困难的。包括我刚才讲的，研究最高院的死刑复核的那个例子，作者是一个美国的学生。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他的中文讲得怎么样。我相信他能够讲一点中文，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中文就非常流利。你想，他到另外一个国家要去研究那么敏感的问题， 然后他还可以捕捉到那么多重要的信息，做得还非常好，好到让我本人觉得很汗颜。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做的是要给自己一点信心，再给自己一点耐心。就像一个战场，你怎么攻入这个堡垒，需要更多地去想办法。我这里没有办法给一种立竿见影的特效药，或者是一把钥匙，拿了以后就可以开门。你可能需要见机行事，依赖不同的资源，才有不同的切入点。因为我们这节课也是公开课，我也没有办法分享很私人的故事。如果是在我的课堂上，我就会讲一些很奇葩的个人经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非常巧，因为某种关系就切进去了，可是在此之前，你就会不停地吃闭门羹，然后碰到很大困难。这可能恰恰就是说，你找的方法可能不是对的，还有一些捷径，或者可以使到巧劲的地方，你没有找到。你需要更多地去琢磨，然后也需要一点幸运，一点点“lucky”！

关于问题的来源这个问题，我认为，来源有多种。可能是来源于文献，也可以来源于个人生活，乃至是新闻。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文献重于田野？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学术界的事情。学术界知识创新的依据讲的是在文献上的知识更新。因为只有在文献上产生的这种变化，有记录更新，才算是知识的一种创新。所以，它就是一个学术界的对话。如果说田野里面发生的事情可能很精彩，但事实上它在文献上并不重要的话，其实并没有办法形成特别重要的学术问题。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所以为什么我讲文献会重于田野。很多人可能很了解田野。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来讲，不可能比田野里面的人更了解田野。比如说，我们研究出租车司机的一些事情，出租车司机可能比我们还懂，而且他懂得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出租车司机就能成为很好的学者。他们在田野里面的实践中了解了很多实际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写出来，他们就在做很大的学问，或者是有学术上的贡献。恰恰相反，我们只是需要了解出租车司机生活的某一些方面、某一些片段和某一些故事。我们放到这个学术里面的对照体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增加了我们对某一些学术见解的理解。这就是说，为什么文献重于田野。

关于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的问题，天赋是需要的。但是我一直在不停地强调谈到做学问，我非常同意施一公的话，天赋是最不重要的一种能力。我不敢说自己的经验，因为我把我自己说得再笨再差，大家都知道我是北大的本科生。但是我培养了一些学生，他们就不是北大的本科生。通过我对周围年轻人的观察，我觉得能够出成就最重要的是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我觉得有天赋的人，他会学得快一点，但是并不代表有天赋的人，他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如果持续学习的能力也可以视为一种天赋的话，那我同意这个天赋更重要。但那要简单的区分，我就自己特别执着地追求，我觉得是可以自己习来的。1996年我在去陕北的时候，说实话，我也是脑子一片空白，包里只放了一本书，是俞敏洪讲关于GRE单词的书。后来就会发现，可能自己也会到田野去，我也会有一些观察，然后也会通过这种观察来写文章。我觉得它是可以习来的，可以通过总结，可以通过反思，可以通过一步一步学的。我不觉得学术是完全由特别聪明的人来独占的。特别是从田野来讲，它需要大量的时间，然后需要很细致的观察，需要跟文献反复的理解、思考和拉扯。这时候我就发现，只要你舍得投入时间下功夫，然后有一定的领悟力，只要通过勤奋地去写作，去试错，是可以培养的。

在访谈的时候出现的权利关系，越往上走是越难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如何改变？这时候需要回到刚才讲的这种信任关系，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抗争者最容易研究，访民最容易研究，民工最容易研究。因为他们社会地位比较低。我在书里面提到过，在调研过程中遇见拉板车的、拉三轮车的，他非常开心跟你聊，情况就是这样。你要往上走到官员，早一些年可能还好，现在或者说更敏感的时候，到了省级的官员，哪怕原来关系很好，可能他们也会变得很慎重。你要到国家级，那可能就更难了。然后你要想准备控场的话，其实会比较困难。坦率地讲，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不是很多。我往往会找其他的突破口，在突破口搞不定的时候，我就从别的方式去做。

田野调查时间多久合适？我在一篇文章里面有专门提到过以前人类学的研究特别要求时间，往往都是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它需要非常细致、深入地观察。事实上，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类“业余选手”，本来是做法律的，然后要进行一些田野调查的话。时间上肯定是受到很大的限制。时间短，就看你是什么样的题目，看你做了多少准备，有什么样的一种资源，这些都是相关的。我不觉得需要特别长的时间，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有一个星期很多事情就已经处理完了。如果你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话，你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话，这个时间足够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以前在其他场合也特别强调，你知道想问什么样的问题？你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你到了以后，去找什么人来谈？然后你要进入档案室的时候，知道翻看哪本书？复印的是哪一页？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事先如果是很清楚的话，这个时间并不是太长。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现在出去做田野的话，能够待个一两周，都已经是非常奢侈的。时间长短不一定，要看你做什么样的研究。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等当事人的话，一个一个地等，那可能就需要一两个月乃至两三个月。就像我有一个学生，做当事人的法律意识调查，只能在那个法院门口等。如果仅仅是想了解某一类案件的处理，我想有个几天时间找七八个人去问一下，然后参加一些庭审，找一些材料，基本就够了。

最后，我觉得“00后”去田野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相信进入田野很多人很紧张，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是面对书本、老师、同学、图书馆。到社会里面去，需要面对活生生的人，是要跟人打交道，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在课上，我会跟学生说，一个田野项目，需要一系列技巧，包括社交的技巧、交流的技巧、发问的技巧、记录的技巧、准备的技巧。这些东西他必须面对的，都不是死的东西。不像在图书馆查档案，或是在线上看材料，文献是死的，可以反复地去观看，但田野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田野里有很多机会是转瞬即逝的。很早的时候，赵晓力老师就跟我说过，田野最担心的事情是，去了以后语言听不懂，方言差别太大。等到差不多听懂的时候，却要走了，这是个很麻烦又难解决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走了以后才发现特别想要问的问题没有问到。很大程度上这是跟准备工作有关。自己研究的什么问题，心里面要清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田野调查期间的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整理、撰写田野笔记，看看还存在什么问题，明天需要再问什么问题。经验都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我不同意按出生年份来界定一个人的田野能力。我认为，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成长，只要有心去做，就不是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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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王睿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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