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层本月频繁互动，什么信号？

【文/观察者网 王慧】9月以来，中美高层开启了一轮密集互动。

9月9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应约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视频通话。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

9月14日至15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会谈。

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方面传出消息，众议院两党代表团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如果成行，这将是自2019年以来美国众议员首次对华进行此类访问。

中美高层近期如此频繁地积极互动，是在释放什么信号？双方如何打交道，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实质问题？接下来中国关系会如何发展？取决于哪些关键变量？

围绕上述问题，观察者网独家对话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全面解读当下中美关系。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前两天刚刚结束的中美马德里会谈，双方事后都用了一些比较积极的词汇对会谈作了评价，您是怎样解读这次会谈的？尤其是美方的会后表态，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TikTok问题上，中方立场强硬（a very aggressive ask），您对此有何分析？

吴心伯：我认为本次中美马德里会谈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在此之前，中美已谈了三轮，主要围绕关税问题展开。这次不仅谈到了关税，还谈到贸易和投资等问题，谈判范围扩大了。比如说TikTok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在美投资的问题，前面三场都没谈，这是一个变化。

其次，这次谈判应该是在为接下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相关协议做准备。美方认为中方提出的建议比较aggressive（强硬）。我的理解是，中方希望推动美方与我们相向而行，在更广泛的领域达成更具实质性的协议，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两个问题。

应该来说，目前我们看到的谈判效果还是不错的，双方应该大致形成了一种sense（理解判断），接下来要看能够在多大范围内达成谅解。现在看起来，框架已经有了，当然接下来需要把一些细节和具体内容谈好。

观察者网：与今年中美前三次会谈不同，这次马德里会谈，双方会谈后都集中提到了TikTok，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双方似乎都觉得已经为妥善解决TikTok相关问题找到了新的途经，并达成了基本框架共识，之后美国媒体也就这个话题做了许多解读，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TikTok问题如果获得解决，您觉得对未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及其合作有何意义？

吴心伯：在TikTok的事情上，此前中美双方在政府和企业层面经过了激烈地交锋。到这次会谈的时候，我想双方都有意愿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协议。

中方在基本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包括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和其中涉及的国家安全利益。美方不得不接受现实，在有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双方的立场都有所调整，美方得到的东西比他们预期的要少，中方在一些方面显示出了一定的灵活性。

如果TikTok问题得到解决，将对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它将作为一个信号，传递出美国对中国在美投资的态度，尤其是对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领域的投资态度。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有助于推动美国对中国在美投资的相关政策做出调整，这就是其意义所在。

观察者网：芬太尼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又一重要话题，美国以打击芬太尼为由，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了20%关税，美国政府为何迟迟不愿调整这部分关税？这次马德里会谈后，您觉得会不会出现转机？

吴心伯：很明显，这20%的关税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在芬太尼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筹码和杠杆。当时特朗普讲了，如果芬太尼问题解决了，这20%的关税就可以取消。现在他认为，中方在芬太尼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仍与他的要求或预期有一定距离，因此迟迟不愿取消。

不过，我感觉，现在双方都在朝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努力，因此可能在不太久的将来，这20%的关税是有望被取消。

芬太尼问题不仅涉及经贸领域，还关系到双方在执法领域的合作，因此并非纯粹的经贸议题。我们看到，最近双方的接触已经超越经贸领域，扩展到国防、外交等领域。要解决芬太尼问题，中美两国的执法部门必须面对面坐下来，讨论合作方式。

其实在拜登时期，中美两国在芬太尼问题上建立了合作机制，并发挥了作用。但特朗普上台后，将其搁置一旁，直接用关税向中国施压，这种方式当然行不通，最终美国还是需要坐下来和中国谈。

观察者网：今年以来，也就是特朗普这个任期以来，中美已经展开四轮经贸谈判。您怎么看这四次经贸会谈的议题、节奏和进展？双方有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来解决彼此存在的问题？

吴心伯：我认为，前三轮会谈总体围绕关税战问题展开，包括美方加征关税，以及美方关心的中国恢复对美稀土产品出口等议题。这些都与关税战紧密相关，讨论的议题有限，范围也比较窄。

第四轮会谈扩展到关税以外的问题，比如说TikTok就关系到投资议题。我相信，双方也谈了其他经贸领域的问题，如中方关心的美国对华技术打压、美国对华企业的制裁清单等。当然，美方也向中方提出了其他诉求。

因此，以第四轮谈判为标志，中美经贸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前三轮为第一阶段，主要围绕关税战，从第四轮开启的第二阶段，中美开始在更广泛的经贸领域解决双方关切，寻求达成协议。

接下来，大家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元首会晤必须要有成果出来，那么经贸领域首先要有成果。因此我认为，接下来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互动节奏会加快、力度会加大。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这四轮谈判的地点都不在中国和美国，而是分别在日内瓦、伦敦、斯德哥尔摩和马德里举行。也就是四次都选址欧洲，且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这是为什么？

吴心伯：选择欧洲作为谈判地点，从地理上看，双方代表团的飞行距离相对对等。欧洲相当于一个中间点，从技术上来讲对双方都较为公平，不存在一方需长途跋涉。

为什么谈判一直在第三方国家举行？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美经贸谈判，双方国内都高度重视，如果在对方国家举行或轮流举行，双方都会感受到巨大压力。要让谈判取得进展，应该选择一个相对超脱、轻松的环境。这样，谈判人员不会感受到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反而能展现灵活性、建设性和创造性。因此，选一个第三方、压力较小的地点，往往更有利于谈判取得进展。

观察者网：这届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似乎一直没有拿出清晰、明确、系统的亚太战略，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吴心伯：特朗普政府缺乏清晰的亚太战略，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首先，特朗普2.0上任以来，其主要关注点仍在欧洲的俄乌冲突以及中东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亚太地区并非其优先关注。

其次，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亚太政策走向存在不同声音和想法：一种观点主张减少在美国欧洲和中东的投入，转而聚焦亚太，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这是当时拜登想干的事情；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应进一步收缩，包括适度从亚太撤出，集中资源和注意力到美洲和美国本土安全。

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出这两种观点哪个完全占据上风，仍处于内部的政策辩论和协调阶段过程中。所以昨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施灿德也讲到，必须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防务战略报告正式出台，才能确认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政策讨论基本告一段落，那时候才能看得比较清晰。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这一届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也还没有形成？战略重心在哪里还不够明确？

吴心伯：对。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和特朗普2.0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有关。

过去，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器，在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特朗普上台后，对其进行大幅裁员，好像现在负责整个亚洲事务的只剩下一人。

特朗普认为，他不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出主意，他们只会牵制他，他只要一个执行他决定和意愿的机构就行。为什么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文件到现在还迟迟拿不出来？人手不够啊，这是最直接的制约

观察者网：您刚刚讲到，美国政府内部有一种声音是要把美国的战略中心转向亚太，如果按照这个战略方案，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美经贸问题等重大问题又在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吴心伯：之前拜登政府就是要在亚太聚焦中国，从他的印太战略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中国打“南海牌”和 “台湾牌”，强调在台湾问题上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如果特朗普政府也是这个思路，我们可以预期，中美在南海和台海的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发生冲突，包括意外冲突的风险也会增大。

在经贸领域，不管美国的亚太战略怎么走，对华经贸关系都是特朗普个人的重点关注。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在和中国搞好总体关系的情况下，通过谈判解决经贸问题，这是一个双赢思路。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一方面加大在南海和台海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提出很高的要求，要中国做出让步。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经济和安全领域会产生一种张力，是相互矛盾的。

特朗普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如果他足够聪明，那就应该降低在对华安全牌上的力度，同时积极推进和中国的经济合作谈判，改善双边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他关心的经贸问题。

观察者网：特朗普此前曾明确表态，不想和中国起冲突，发生任何战争。前几天，中美两国防长的通话中也谈到了台湾问题，美国防长也有类似表态。虽然美国这样表态，但还是在不断地打“台湾牌”，对此您有何分析判断？在现行状态下，您觉得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可能做出调整？如果调整，是拿出诚意与中国相向而行还是两面三刀与中国背道而驰？

吴心伯：美国的对台政策具有巨大的惯性。长期以来，美国都对华打“台湾牌”，把台湾问题作为其对华战略、亚太战略或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杠杆，因此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张牌。

从未来的走向来看，如果美国继续强化打“台湾牌”，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中国将加大塑造台湾问题环境的力度，争取在台湾问题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掌控能力和主导权。这就意味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将逐渐被边缘化，中方会采用一切办法强化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导权。到一定程度，美国的“台湾牌”就打不成了。甚至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下，中美在台海发生严重冲突。这与特朗普和美国防长“不希望和中国发生冲突”的表态是背道而驰的。

另一种办法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个明智的调整，回到美国所宣誓的政策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真正关心的是和平解决，只要关心和平解决，这个事情就好办，因为中方的对台政策是和平统一。美国只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个问题不就和平解决了？中美冲突的风险不也就消除了？

因此，我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已到了一个需要大智慧和大政治魄力的阶段。就像当年尼克松在美国对台政策上的调整一样，现在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

观察者网：近期，中美高层互动频繁，防长、外长、贸易代表先后进行通话或会谈。双方的各层级的沟通呈现比较积极和频密的态势，您觉得这是在释放一种什么信号？

吴心伯：中美关系今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打关税战，不打不相识；第二阶段是打打谈谈，一边打一边谈；第三阶段则是元首会晤。

目前，我们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在这一过渡期，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互动显著增加，包括经贸谈判、防长通话、外长通话，以及美国国会议员来访等。这些交往的目的是为中美元首会晤创造条件、改善气氛，这些都是在释放比较积极的信号。

观察者网：您对特朗普这一任期中美关系的变化态势有何观察？接下来决定中美关系走势的关键变量有哪些？您有什么预判？

吴心伯：这半年多来，特朗普在对华问题上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学习过程。一开始，他对中国采取胁迫性的关税战策略，打得非常激烈，以为能迫使中国让步。之后发现此路不通，中国进行反击，导致美国受伤，于是转向求和，与中国谈判，进入交易阶段。从胁迫到交易，这是一个显著变化。因为谈判做交易需要双方互相让步，即“give and take”。

再往下走，如果中美进行元首会晤，双方能否在政治甚至战略层面达成一些新的重要谅解？这将不仅仅是就某个具体问题谈判达成交易，而是在更大范围内考虑整体中美关系。这要看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此意愿和能力来和中国达成这样一个战略或政治上的大谅解，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关键变量首先是要处理好分歧。目前，中美之间主要问题是分歧众多，包括经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等。首先要把这些分歧管控好，逐步减少分歧。然后，在此基础上，中美能否找到合作领域？通过合作改善双边关系气氛，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积极动力。这两点都是重要的变量。

接下来的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元首外交一方面能为中美前一阶段的互动画上句号，另一方面还要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制定路线图和发展方向。

观察者网：接下来大家都非常期待中美双方的元首会晤。您觉得要促成这次元首会晤，中美双方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吴心伯：中美双方都希望实现元首会晤，我相信双方也在为此做准备。

首先，经贸问题是关键，需要在这一领域要有成果出来。

其次，在一些核心敏感问题上，美方要小心，比如说台湾和问题南海问题。不要这时候在台海或南海引发和中国的紧张甚至冲突，那肯定不利于元首会晤。

观察者网：中美之间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之间的正确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您觉得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认知是怎样的？有没有存在偏差？如果有的话，有没有可能纠偏？在哪些方面需要纠偏？

吴心伯：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有两点很突出：第一，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对手甚至敌人；第二，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战略竞争、遏制或威慑等方式，阻止中国力量的发展，包括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我认为这两点认知都存在严重误判。

在第一点上，今年中美贸易战就清楚显示，现在美国在经贸上离不开中国。比如说，中国不向美国出口稀土，美国很多重要供应链就断掉了；中国不购买美国大豆，美国农业会面临困境。因此，美国不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威胁或对手，实际上，中美之间存在重要利益上的相互依存。中国首先应该是美国的伙伴，其次才是在一定意义上的竞争对手，但绝非敌人。美国必须调整这一认知。

第二点，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打压和遏制来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这越来越被证明不可能成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美国将这种希望寄托在这上面，最终只会导致幻想破灭。包括以为通过军事威慑可以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正如昨天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所言，中国军队已做好准备，绝不允许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得逞，随时准备挫败任何外部武力干涉。从政治意志、决心和能力来看，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不是美国能够阻止的。

美国战略界只有在上述关键两点认知上进行调整，才能推动形成比较合理、可行的对华政策。

观察者网：中美双方正频繁互动，怎么才能更好地相互适应，更有效地打交道并解决实质问题？

吴心伯：从这一段时间的中美经贸谈判可以看出，中美打交道想要取得积极和建设性的成果，有几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是要平等相待。如果美国不能平等对待中国，谈判恐怕都难以启动，即使勉强谈起来，也不可能有成果。

其次，双方要尊重对方的合理利益关切。双方都有利益诉求，只要这些诉求合理，都应考虑对方的关切。这在经贸领域如此，在其他领域也同样适用。

第三，中美关系要处理好，还需不断建立政治互信。仅在技术层面打转是不行的。如果政治层面缺乏互信，很多问题就无法处理，也谈不出结果。要建立政治互信，包括元首之间的互动与谅解，以及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等，这些都非常重要。

第四，要顺利推进元首会晤，双方需尽快增加两国政府各个部门的互动和接触，不能仅限于经贸问题。这包括外交、国防、执法、人文交流，两国立法机构之间的互动，甚至地方政府和省州之间的互动，这些都需要活跃起来。

（林琛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