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日本年轻人对政治的态度正成为舆论关注焦点。7月的参议院选举，年轻人投票取向的变化，成为自民党惨败、参政党等激进民粹政党兴起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后石破”首相人选，能力存疑、但“年轻”“有活力”的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等成为热门，而那些经验丰富的资深政治家在“最适任首相”民调中远远落后于小泉等人。在日本这个高度老龄化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年轻人”如此受到关注？
欧美民主政治中已广为人知的“脱嵌”或者“非代表性危机”，在日本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过去，社会群体通过政党来表达诉求，各大政党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具体到自民党，冷战时期该党拥有众多业界团体的支持，其拥趸很多都是“有组织的人”。“组织票”成为选举中的“铁票”，是支撑自民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但现在自民党的组织票大幅缩水，意味着相当多的选民不再愿意加入某一社会群体，成为“游离者”。20世纪60年代不支持特定政党的“无党派层”选民只有6%，而《朝日新闻》2024年的一份民调显示，“无党派层”达到59%。也就是说，原本自民党的民众根基已经“流体化”。“无党派层”的流向，往往会造成日本选举结果难以预料的变化。
在无党派阶层中，年轻人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因为年龄越小，“非组织化”越明显。据日本一般社团法人PMI的调查，20—30岁的日本人，有57.5%没有特定支持政党。这些人容易受到社会焦点议题与氛围的影响，出现向某一方集中投票的情况。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参政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大幅跃进，就是这种集中投票的结果。
“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短视近利漠视未来”，英国广播公司之前的一个标题为观察当前的日本政治提供了注脚。相比于那些宏大的问题，日本年轻人更关心涉及自身利益的议题，比如学费、就业、收入增长等。20—30岁的年轻人中，有1/3是非正式工，不仅工资低，工作还不稳定，缺乏归属感。能够进入大企业端“长期饭碗”的毕竟是少数，那些中小企业的正式工，收入实际上也并不稳定。
经济基础不稳定的日本年轻人希望改变现状，对民粹主张最为敏感，于是就有了那些投其所好的政党：你们希望增加收入，可以，我们主张减税；你们觉得外国人抢了你们机会，可以，我们提出反移民政策。参政党和国民民主党就是这样的政党。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参议院选前民调，18—29岁年轻人中，愿意投给国民民主党的达到29%，投给参政党的有20%，明显高于投给自民党的比率。而在安倍晋三内阁和菅义伟内阁时期，18—29岁年轻人对自民党的支持率曾长期维持在50%—60%的高位。原因无他，当时自民党的“安倍经济学”，本质上也属民粹政策。
选民的流量化带来自民党年轻政治明星的崛起。在论资排辈的自民党，政治资历按当选议员次数来定。曾几何时，自民党只有各派阀领袖才有资格竞选党总裁，也只有当过党干事长、大藏相（财务相）、外相等重要职位的重量级政治家才有竞选总裁的底气。然而，观察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热门人选，小泉进次郎是1981年生的小字辈，1974年的小林鹰之虽然不算太年轻，但他2012年才首次当选议员，资历很浅。高市早苗和林芳正都是1961年生人，虽然已经60岁出头，但在自民党内也只能算“中等年资”。
之所以“年轻人”在自民党内出头，是因为党总裁选举不再是以能力为标准，而是以“能否在选举中帮助自民党获胜”为准绳，能从选民手中挖到选票的总裁就是好总裁。可以说，过去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是“硬实力”的比拼，而现在则是所谓“形象”的比拼。
自民党总裁选举之所以会比拼“形象”，和上述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的变化息息相关。冷战时期，日本民众更倾向于根据政策来决定投票取向，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日本政治的媒体化，政治家的形象在投票行为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不管有没有能力，形象好，就很可能拉来选票。若是有一些能够抓住选民痒点的民粹主张，那就更好了。
在日本，选民的浅层化和政治家的浅层化，已经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浅层的选民形成流量的主体，而政界为了获取这些流量，纷纷推出能够吸引这些流量的民粹政策或者政治明星。网络化时代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值得继续观察。（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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