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与思想｜1929年瑞士达沃斯，两位哲学巨擘的历史性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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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总的来说，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这次争论经常被看作一种哲学寓言 ，一种对各色关切的戏剧化，其中不仅有哲学的关切，还有文化的关切，或许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关切，而且由于它归根到底是一次争辩，它就频繁地被用来象征各种二元论的斗争：理性对非理性，认识论对形而上学，自由主义对法西斯主义，启蒙对反对者，等等。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基于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我对这种寓言式解读深表怀疑：它们通常含糊其词，把哲学上极其复杂的问题还原为纯粹的口号或过度简化的世界观；它们有时候带有攻击性，提议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一众智识问题，而方法是将这些分解为非智识性的斗争，在各色意识形态旗帜下互相攻讦。事实上，我对本书的一个期望恰恰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达沃斯争论会如此频繁地转化为寓言。但这是一个附带的目的。此处的主要任务是结合历史叙事与哲学重构：我希望加深对辩论本身的哲学与历史理解，因此，我试图在任何必要的地方去寓言化，促进理解而不是论战。”

上面这段话摘自作者的序言。

我作为读者，估计连彼得·戈登所鄙视的“寓言式解读”的读者都算不上，对于将近一百年前的这个达沃斯争论，我持有的就是八卦的兴趣。所以在越来越丧失信心的翻阅过程当中，只是确认了一点：要推荐，但我没有资格写推荐语。

这本书适合有一定的康德哲学基础的人，对符号学、现象学有点悟性和参透力的人，当然，还包括存在主义哲学。这样的读者大概会像看华山论剑一样，一边看，一边感慨：这绝世武功，这师徒传承，这名门正派，这魔教，啧啧。

经“望mountain”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七章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这出戏是关键……

—《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拜访托特瑙山

1945年秋，莫里斯·德·冈迪亚克和阿尔弗雷德·德·托瓦尔尼茨基这两位使者代表法国重新出现的智识生活，从巴黎向东前往弗莱堡拜访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当时正和妻子埃尔福丽德生活在法国占领军多少有些随意的监视之下。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尚不明朗， 他的过去很快就会成为官方审查的对象：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国家 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年曾担任过弗莱堡大学校长。尽管他在 1945年12月向去纳粹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责，但关于他与纳粹合作的真正意义与真实程度的诸多传言开始增加。他暂时被禁止教学和旅行，很感激如今生活在国外的老朋友和学生给他邮寄来咖啡和其他各种礼物。因此，来到海德格尔家中的这两位年轻人，可以看作是非官方的审判代理人，他们同时也在寻求德法文化和解的可能性，更具体地说，他们是让—保罗·萨特的非正式代表，而在那些年里，萨特看起来就是法国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化身。几个月后，即 1946年 1月，他们在新创立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这次访问的记录。

在发表的文本中，德·冈迪亚克提到他和同伴被带进海德格尔的书房，在压抑的氛围下开始了谈话。在过去，人们认为海德格尔大概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但如今他要忍受着类似软禁的待遇， 参加他研讨班和讲座的学生曾在这位德国思想家身上辨识出来的近乎神奇的魅力，现在看来完全消失了。为了缓和谈话的气氛，德·冈迪 亚克提醒这位哲学家，他们以前至少见过一次面：大约在 1929 年复活节前后，当时还是学生的德·冈迪亚克和许多同伴一起前往达沃斯 朝圣，目睹了一场巨人间的智识冲突—海德格尔与卡西尔这两位当时的伟大哲学家的会面。“这段记忆，”德·冈迪亚克写道，“略微让他愉快了一些。”他接着讲到了海德格尔对该事件的回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德·冈迪亚克叙述了海德格尔的说法，“在就康德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同犹太人卡西尔公开握手’。这样的说法有失体面，但如今却变成了正直生活和道德的凭证。”德·冈迪亚克继续写道：“就在这时，海德格尔打开抽屉，没费什么力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褪色照片，回忆起了那些清白的时光。”德·冈迪亚 克忍不住讽刺道：“就在不久之前，到处都还弥漫着对盖世太保的恐惧，我不相信他那时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找出这枚小小的信物。”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哲学记忆中，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达沃斯争论就已经开始呈现出对欧洲观念史近乎寓言的意义。在先前的章节中我们看到，这场争端的同时代目击者如何为其赋予了在战间期哲学转变中的关键意义。甚至在今日，达沃斯的交锋也仍然是 20 世纪思想史叙事的一块试金石。来自不同学科与意识形态阵营的学者，动辄将其视为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启蒙与反启蒙、理性主 义与反理性主义之间决裂的最后时刻—仿佛 20世纪思想的诸多决定性斗争都在这起单一事件中得以成形。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样的判断？当一场哲学争论被渲染上如此丰富的历史意义时，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当其后的岁月带来了哲学和政治观点的微妙转变时，我们如何才能恢复其真实的意义？在此，我试图保持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区分。 当然，人们或许会说，哲学的迫切要求在于，其论证应当仅仅通过哲学手段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涉及非哲学的世界。根据这种观点，哲学看起来要求一种苦修（askesis），这种原则性尝试要求将思想与所有世俗事物分开。为了遵从这个原则（诚然，这一原则在此表述得极为冒失，极不妥当），我在先前的章节中试图仔细审慎地回顾卡西尔—海德格尔辩论的复杂历史，以便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利害。

但如我们所见，哲学的意义不可能轻易从文化与政治记忆中分离出来。一旦哲学开始分化，进入人类事务更广泛的叙事，它就参与了共同的记忆。哲学与记忆的相互纠缠可能看起来既是显然的，又是良性的，通常来说，也确实是良性的。但是，当对历史的不公的记忆仍然如此鲜明，以至于它拷问人的良知并拒绝沉默时，这种纠缠就可能造成困难。当这种情况发生，哲学苦修的习惯性姿态就可能显得站不住脚，甚至不人道。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记忆开始重新塑造我们对哲学往事的理解。这种转变能否反转？这种寓言能否被拆解？面对历史的扰乱，我们能否恢复哲学的清白？尽管我欣赏这种恢复源初意义的渴望甚至必要性，但在我看来，它的前景再怎么说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对过去哲学辩论的诠释，不可避免地被过去与当下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打上了印记。我在这里所说的分化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东西，相信哲学的意义存在着纯朴的时刻，确实是件蠢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尝试了解记忆是如何起作用的。

一场小型演出

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之间的对抗，其象征性的分化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一旦我们回想起这一点，那么严格地从哲学上来理解这种对抗的挑战就变得愈加困难。亲眼见证这场争执的评论者谈到了其戏剧性的场面及其有趣的比较研究。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记者们将这场辩论比作塞塔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之间的对话，在托马斯·曼以达沃斯为 背景的理念小说《魔山》中，他们分别是启蒙运动和浪漫革命的支持 者。对于聚集于此的学生来说，这个场合的戏剧性尤为明显，他们中的一些人恢复旧俗，在人群面前重新上演了这场争论，以作为轻松的娱乐。在这场小型演出中，扮演卡西尔的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哲学学生列维纳斯，而海德格尔则由博尔诺扮演。几家报纸在报道中都提 到了这起小小的事件，但没有一家暗示这件事有何不寻常之处，尽管在今日，这样的表演会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妥。在 1987年的一次采访中，列维纳斯回忆说，他那时拥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他蘸了些白色粉末以便更好地模仿“那位大师（卡西尔）高贵的灰色发式”。列维纳斯还为对话写了台本。他给博尔诺写了“在我看来戏拟海德格尔词源学发明”的台词（例如）：“‘解释（interpretari）就是把某种东西放到它头上。’”此后在1992年的一次采访中，列维纳斯补充了海德格尔“不断攻击”卡西尔言论的细节。为了捕捉卡西尔“那种并不好斗且有点凄凉的态度”，列维纳斯在扮演卡西尔时数次重复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列维纳斯还补充了另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事实：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二人都在观众里，他们看着自己的学生将他们的哲学对话降格为低级喜剧。

我们并不知道两位哲学家对这种平庸可笑的重现有何感受。有人说卡西尔遭受了更大的嘲笑，他甚至可能私下对列维纳斯的滑稽模仿感到恼怒。没有任何关于海德格尔反应的记录。尽管如此，我们确实知道，列维纳斯后来懊悔于他早年对海德格尔的崇拜，他尤其懊悔让卡西尔受到折辱：列维纳斯于 1973年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语系的资助下担任该校的客座教授。佛蒙特大学哲学教授理查德·休格曼在两位同事的陪同下前往巴尔的摩，在那里会见了这位哲学家和他的妻子，在交谈中度过了一个下午。根据休格曼的说法，列维纳斯自己提到了达沃斯争论的话题：“你们知道那种学会里的辩论吗？就是人们互相嘲弄的那种。”（休格曼和同事都说不知道。）“好吧，”列维纳斯继续说道，“海德格尔邀请我去达沃斯。我整得相当出色，卡西尔实在太容易模仿了；他的头发就像冰激凌甜筒。恐怕我演得比我原先料想的要好得多。”他接着补充说：“我总是说，假如我来了美国，我会请求卡西尔夫人的原谅。我那时不知道，我们也不可能知道 1933 年会发生什么。这可是《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你无法绕过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休格曼记得相当清楚，列维纳斯随后又补充说：（海德格尔）“不是我们的朋友”。休格曼在总结这次谈话时评论说：“在我看来显而易见，列维纳斯内心很矛盾，甚至感到羞愧。”6还有人写道，列维纳斯曾计划在访美期间于耶鲁大学发表演讲，还希望找到托妮·卡西尔，亲自向她致歉。列维纳斯是否寻找过她，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努力注定徒劳：她在 1961 年就已经去世了。

为什么列维纳斯如此受到懊悔的折磨？很难想象仅仅是因为那次演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绝不是唯一嘲笑两位哲学家的观众。逻辑实证主义者鲁道夫·卡尔纳普甚至可以说更加无礼，而他的批评更具哲学意义。在达沃斯耐着性子听完海德格尔所有三场康德讲座后，相较于诠释的实质内容，卡尔纳普看起来对这位哲学家的古怪术语印象更深：一位名叫恩斯特·本茨（他后来成了杰出的神学家）的二十二岁学生多年后回忆说，在海德格尔一次讲座后的下午，几位来宾决定乘坐缆车欣赏当地风景，缆车从达沃斯广场的山谷上升到雅各布山被白雪覆盖的高耸顶峰。包括卡西尔和卡尔纳普在内的许多教授和学生挤在缆车里，随着缆车上升而轻微摇晃。卡西尔扭过头看向邻座：“同事先生，”他问道，“你会怎么用数理逻辑的语言来表达海德格尔先生今天的讲座内容？”卡尔纳普回答说：“很简单：叮—咚—铛！”

这个玩笑不需要太多解释，因为它仅仅意在表明海德格尔的哲学可以被还原为胡说。卡尔纳普轻蔑的“解说”既像是教堂钟声的叮当响，又大概类似于胡戈·巴尔这样的达达派诗人的癫狂的反语义学。卡尔纳普更有可能指向了世纪之交的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的准形而上学诗句，他的灵感来源与英国胡话诗人刘易斯·卡罗尔以 及爱德华·李尔同出一脉。（事实上，摩根斯坦是《钟声叮咚》这首 奇怪小诗的作者，该诗发表于 1905年的诗集《绞架之歌》中。）尽管笑话往往会浓缩多重不宜述说的含义，并充当隐蔽攻击的手段，但卡尔纳普针对海德格尔讲座哲学内容的难堪描述不仅仅意在嘲笑：它预示了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伪语句”的批判，卡尔纳普将会把这种批 判纳入著名论文《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该文初稿完成于 1930 年 11月。我们从迈克尔·弗里德曼那里得知，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的态度绝非不屑一顾：弗里德曼引用了卡尔纳普 1929 年3月18日在达沃斯写的一则日记，他在其中评论道，“卡西尔说得很好，但有点像个牧师……海德格尔严肃又客观，他这人颇有魅力”。在接下来那一年（那时他已经读完了《存在与时间》），卡尔纳普参加了一个讨论小组，同行们“惊讶于我能够解释海德格尔”。然而，尽管卡尔纳普为理解海德格尔的哲学认真努力过，但他最终得出结论，这种哲学充斥着无法证实的语句，比如“无之无化”，因此从他的“科学”视角来看，这些语句毫无意义。

卡尔纳普的裁决异常严厉，并非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如此蔑视。不过，即使是对达沃斯交锋的最漫不经心的回忆，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哲学与记忆的相互交织，以及智识辩论的历史与政治评价最初被赋予独立生命的方式。列维纳斯所说的小型演出值得注意，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学术界一段闲话，而是因为它提供了微小且带有缺陷的透镜，让我们得以一窥个人与集体记忆发挥作用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它们帮助塑造了我们对哲学往事更大规模且更为规范的判断。年轻的海德格尔因其对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解读而受到推崇，但甚至最钦佩他的学生看来也会马上嘲笑他的解释风格，这种风格猛烈地颠倒文本，甚至到了明显“胡说”的地步。相较之下，几乎所有见过卡西尔的人都视他为受人尊敬的人物，即便他有点冷淡。卡西尔在哲学和政治上都是温和派，他不愿意参与任何形式的论战。在象征性的意义上，他就是“和平主义者”。值得考虑之处在于，这种对比很容易被用来达到历史与政治寓言的目的。并非所有的哲学辩论本身都适合于这种讽刺和政治象征。但倘若事实证明，无法纯粹根据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达沃斯的交锋，那么这部分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容易受到政治戏剧化的影响。

题图来自电影《卧虎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