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汉，三千年一遇

这几年，摄影师余嘉喜欢上一种不太常用的打光设备——头灯。

它体积小巧，操作便捷，是考古队员必备的装备之一。平时往头上一套，当作照明，用时伸手摘下，就能开始拍摄。虽然功能与可以调节亮度色温的灯棒、影室灯相比毫无优势，但余嘉已经知足。每次下坑，跪趴在四根钢管悬吊住的、一米见方的工作平台上时，他都庆幸自己还有这样一个保底方案。

余嘉用头灯给器物打光 图源：余嘉

喜欢头灯还有一个原因，是光线足够“白”，拍摄的照片不会显得太过风格化。像是一种提醒，看到的人“必须正视”。这恰恰是余嘉的目的——那些面具、象牙、祭坛被打烂丢弃在这里，而铺着层层青铜碎片的土地上，我们和它们已隔了数千年的生死劳作。他希望世人再见古蜀时，风格是清冷神秘，绝不是诡谲怪异。

从2020年1月27日到2022年11月9日，一千多天里，余嘉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唯一的官方摄影师。在他的硬盘设备中，存有超过十万张文物照片，从青铜神坛、青铜大面具，到龟背形网格状器、金鸟形饰，涵盖了陶器、铜器、金器、玉器、石器、象牙等不同种类。

区别于“正投影”的传统拍摄方法，他的打光不仅在文物正上方，也在侧面、背面，任何角度，“像拍人一样”。这样的艺术化表达，奇特地形成一种统一的影像特质。在他的照片里，青铜人面半仰躺着如倾倒的佛像，不觉可怖，反而有些安详；当考古人员完整提取出青铜大面具时，那跨越千年的对视，既是疑问，也是坚定的回答；在少有关注的角落里，文物留在泥土中的锈迹印痕，显现出非凡的青铜质地。他说，“考古发掘和文物影像也可以很艺术并具有生命力。”

事实证明，余嘉是对的。自新一轮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三星堆持续火爆，陆续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十大年度国家 IP”“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以及“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流传在媒体、展览书目中的三星堆图像，绝大多数出自余嘉之手。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出，有一面墙全都是他的作品。

2024年2月，中共广汉市委宣传部、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启动了“全域三星堆化”广汉城市形象设计大赛，设计内容从公交车身到城市路名牌外观，从城市景观小品到主次干道路灯造型，还有城市卡通形象、Logo、宣传语等，几乎无所不包。它们是历史矿洞里长长的影子，在灯光的配合下，描摹出已逝文明的轮廓。

因此，打光不仅是技能，更是沉重的义务。明白这一点，余嘉重拾起头灯，奔波各地，办展、写书、参加活动去了。

百科上说，三星堆遗址最早于1929年，被一个名叫燕道诚的当地农民发现，是中国西南地区至2022年为止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但很长时间里，它的存在没有被足够重视。直至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面具、金面罩、金杖、象牙等上千件珍贵文物，轰动国内外。这才有了张爱萍将军题词称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1988年，三星堆遗址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撤销广汉县，设立县级广汉市，由四川省直辖，德阳市代管，延续至今；1997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始全面展示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

事实就是这样，许多人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共识，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余嘉读师范期间，三星堆的影响力远没有现如今这么强。作为广汉人，余嘉最初对三星堆的印象也不深，只记得那时候三星堆挖到了宝，要建一座博物馆。还没建成的时候，余嘉朝鸭子河畔远远望去，看到一座灰白色的圆筒状建筑，像一座“烧砖的窑”。

余嘉知道，广汉是有“家底”的，挖出宝贝不算稀奇。这里是成都市的东北边，在古代，广汉被称为雒城，在《三国演义》中，就有凤雏先生死于雒城外落凤坡的故事，还有诸葛亮、张飞、赵云、魏延、黄忠齐聚，上演群英会战攻雒城、金雁桥头擒张任的好戏。

战国时期，秦国设立雒县。汉高祖刘邦专门设立广汉郡，将雒县等13个县、道涵盖在内，与巴郡、蜀郡并行。汉代后，广汉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商贸中心。在清代《读史方舆纪要》中曾提到：“自昔争蜀者，必争广汉。”

1939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来到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城，看见在西门城楼上挂着写有“驱逐倭寇”四个大字的标语。如今，这座城楼连同魁星阁、城隍庙古戏台、黄河会馆等诸多古建筑已不复存在。

梁思成拍摄的墙上写有抗战标语的广汉西城门

图源：《影子之城》

上世纪90年代，广汉弥漫着迷人的奋斗气息。1991年7月，四川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四川广汉经济开发区；1994年，广汉首次进入四川省十强县榜单；多年的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广汉通过脱钩、拍卖、股份化、租赁等方式，推动了企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

具体来说，1993 年更名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广汉分院”的这所学校，如今承担了民航80%以上的飞行员培养；90年代末向阳镇开业的第一家牛杂火锅，开启了如今占据全国重要地位的广汉火锅食材行业。

在人人都向上的氛围里，余嘉也不闲着。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来到村小教书，还跑到当地电台做兼职，主要负责直播、点歌、接热线电话，有时候也去跑现场做报道，一个月能多补贴120块钱。

1997年10月，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放，余嘉作为电台主持人参加开馆仪式，工作是完成电台的报道和录制任务，这也是余嘉第一次正式接触三星堆。仪式设在博物馆门口的空地上，面前摆了几个话筒。余嘉记得话筒很劣质，是塑料的，一台音响放在旁边，周围彩旗飘飘。来参加的人很多，流程主要是领导讲话。余嘉就站在不远处录制领导讲话的声音。那时，余嘉对三星堆没有概念，只是当作一个正常的采访工作，并没有放在心上。

1999年，余嘉兼职工作的电台停播。不久后，余嘉被借调到市委宣传部，安排到《新广汉》副刊部，让他做一些文化报道。借着采访工作，余嘉和广汉文化圈开始熟络起来，也有了更多机会前往三星堆采访。

他能明显感受到，有关三星堆的话题总能引起广汉读者的注意，重要的原因是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开放后，广汉开始将三星堆元素融入市政建设，广汉人开始对三星堆有文化归属感。奔着三星堆博物馆来的游客也渐渐变多了，一出火车站汽车站，拉客的小汽车总是会主动问，三星堆走不走？

走在广汉市区街头，三星堆的元素随处可见。路灯以青铜大立人为原型，融入三星堆特有的图案元素；公交站台顶部挂着青铜兽面的图腾；马路地面和两旁的居民楼墙面都印着青铜面具；在前往三星堆博物馆的必经之路上，鸭子河畔的围栏浮雕也都刻着青铜凤鸟、虎、鸡等文物。

工作中，余嘉有一种让人会心一笑的狡黠。每次外出拍摄，他只交上去十几张照片。宣传部的其他领导慢慢注意到他，照片虽少，却几乎没有废片，相比其他交了上百张原片的记者，这个小伙子的“出片率”格外高。于是后来有重要活动，领导都点名让余嘉跟拍。其实，这是余嘉有意为之，他自觉不是“科班出身”，摄影底子差，所以每次拍完都会花不少时间，专门挑出好看的照片呈交。

2007年，余嘉被选为担任广汉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在他的带动下，协会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每年，协会都会举办至少两次摄影比赛，从确定比赛主题、制定规则，到联系评委、安排场地，每一个环节余嘉都亲力亲为。

处处都是伏笔。1997年到2007年，三星堆从无名之辈成为全国闻名的文化遗址，余嘉也从村小教师变身协会主席、报社栋梁。这不算多么伟大的奇迹，却是那个年代广汉的生机与活力的证明。

十几年后，《人民画报》的《中国考古黄金十年》专题报道把余嘉拍摄的照片作为封面图。照片里，修长的青铜人头像斜躺埋在土里将露未露。此刻余嘉意气风发，提前感受到类似的澎湃气象。他也成了一座“烧砖的窑”，内里燃烧着激情，等待一切发生。

2007年是三星堆博物馆建馆十周年，博物馆举办了“重走南方丝绸之路”的建馆庆典活动，邀请专家一同出发，沿着缅甸、越南等国家走了一个多月。余嘉担任活动特约摄影，负责器物摄影及人物摄影，重点是将文物拍漂亮，拍完整。

为了将所见所闻写成稿件回传，余嘉和此行多位专家进行了交流。过程中，余嘉第一次和后来的师傅肖先进见面。肖先进是三星堆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全国文博先进工作者，也是他最初坚持贷款筹建三星堆博物馆，将三星堆的文物留在了广汉本地。在三星堆文物保护和研究史上，他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权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关系也越来越近，交流内容也越来越多，什么都聊，逐渐成了“忘年交”，后来索性以师徒相称。

除了和肖先进的交情，余嘉此行的另一大收获，是发现南方丝绸之路沿途的文明，竟有不少三星堆的影子。在那之后，余嘉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和我们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好像是冥冥中的缘分，在余嘉心生疑问的第二年，广汉又“挖出”宝贝了。央视编导胡劲草在拍摄《梁思成林徽因》纪录片过程中，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查阅资料，偶然发现了500多张黑白照片，这是当年营造学社在广汉拍摄的全套照片。

营造学社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保护和研究古建筑为宗旨的民间学术团体，云集了诸如梁思成、刘敦桢等著名学者。

作家萧易这么描述：“梁思成眼前的雒城，修建于清乾隆年间。蜿蜒的护城河，围起一座四方形的城池，周长5千米的城墙有垛口3271个，设有东门朝阳、南门薰风、西门迎爽、北门承恩四道城门，东、南、西、北四条正街是古城主要通道，街上牌坊林立，商铺鳞次栉比，文庙、城隍庙是城市的中心建筑，开元寺、牛王庙、药王庙、文昌宫沿着城墙分布，而湖广会馆、四川会馆、广东会馆、溪南祠、透龙祠、黄氏祠等则隐藏在大街小巷中。

城里的公共建筑大多是清朝遗留下来的，县政府、卫生院、邮政局、警察局虽有洋气的名字，却也借用古建筑：县政府是清代衙署所在地，卫生院占据了某个不知名的祠堂，警察局则借用了亚圣祠；城外的乡镇中，还散落着数不胜数的寺院、宗祠、会馆、民居。”

1941年夏天，受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委托，梁思成与刘致平应邀到广汉（戴季陶的家乡）参与重修县志，留下了这套广汉县的完整影像资料。

时间回到2008年，三星堆博物馆有关负责同志听闻这批珍贵影像的存在，立即前往林洙家中寻访拿回了第一批广汉图片。余嘉和师傅肖先进后来都看过这批图片，相比余嘉，肖先进更有感触些。

肖先进出生于1944年，梁思成记录下的正是他儿时的广汉。 他看着城内52座牌坊被拆去填地基，看着龙兴寺罗汉堂被拆去修剧场，看着当年营造学社拍摄的70余处古建筑，如今只有文庙、龙居寺、溪南祠、益兰祠、四川会馆等留存下来，他是这一切变化的亲历者。

许多看过图册的人，都惊叹于广汉建筑的精美古朴，阅罢，摇摇头说：“可惜了。”

这话让余嘉听了，久久不能忘怀。他又想起自己隐隐约约说不出口的困惑：我们和我们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惊叹与感概吗？总觉得有些隔岸观火、事不关己的意味。他想，师傅不会这么说。

2011年，余嘉正式提出想要根据梁思成的广汉图像做一本书。他说，我不想做一件“可惜了”的事情。他选择的方法是讲故事，他要让读者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广汉人，理解一座真实存在过的广汉县城。

在筹备和策划的几年里，余嘉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变化。报纸《新广汉》被手机报取代被迫停刊，职位没了，但余嘉被领导留在了宣传部，成了一个不属于任何部门的“自由人”。2016年，宣传部部长换了领导，余嘉选择调到文化馆，当一名摄影干部。

在文化馆工作期间，余嘉终于完成了自己作为总策划和执行人的第一本书，并命名为《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他的合作者是作家萧易。一年多的时间里，萧易每周都会去广汉，拿着照片跟当地人聊天，一些老人看着照片，会想起自己的朋友曾经在旁边生活过，或者在里面工作过，于是一个电话又把朋友叫来。

一篇报道中提到，萧易分享了一个采访得来的细节：一位大爷告诉他，旧时的广汉，文庙在秋季祭祀之前一周，会派人物色一头牛，选定了牛，挂上红绸，就任它在城里游荡。祭祀当天，牛头祭祀孔子，牛肉则拉到菜市场去卖，因售价低廉，市场早就排起了长队。这一天，广汉城里几乎都飘荡着牛肉的香味。

虽然书中所用梁思成的图片版权已归属公共领域，不过出于尊重，领导还是让余嘉前往北京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家中寻求授权。余嘉还记得，第一次去找林洙时，林洙边整理边感叹：这是川康古建考察时留下的，一抽屉竟然全都是广汉的照片。为了补充资料，余嘉还亲自参与整理了清华大学馆藏的280余份梁思成古建筑测绘手稿。

持续的走访、调查、研究，一张张零散无章的照片组成了旧日的影子。追寻历史本就是向隐藏在深处的过往打光的过程，这些探寻的目光照不清消逝的历史，只能照出长长的影子，聊以追思和想象。

余嘉知道，他们的复原与写作终归无法带人回到过去，可没有这样“打光的人”，人们从哪里看到百年前的广汉掠影呢？

2016年，美国动作巨星施瓦辛格应邀参观三星堆博物馆，走到青铜面具人像前时，他不自觉地张开了嘴。余嘉眼疾手快，记录下这一画面：远道而来的客人与古蜀先民一左一右，一个惊讶，一个平静。这跨越时空的“对话”瞬间在网络上热度很高，被网友称为“三星堆惊呆‘终结者’”，也是余嘉第一次获得网络世界的关注。

时至今日，关于我们和历史的关系，余嘉仍没有一个答案。但那时，他想清楚了一件事，“对话”是他找寻这个答案的唯一方式。他要让图像和文字成为对话的桥梁，把光打向沉默的过往，把静止的文物照得鲜活可爱，把孤立的遗存照得系统完整，把观众的“可惜了”照成“惊呆了”。

他说，按四川话讲，这叫“文物是死的，但我们一定要把‘死宝’变成‘活宝’”。

《影子之城》的成功，让余嘉彻底在广汉打响了招牌。市政府招待客人用的两本礼品书，一本是三星堆的画册，另一本就是《影子之城》。

2019年，余嘉从广汉市文化馆调任至广汉市图书馆任馆长。这是他完全陌生的管理岗位，多年以来，他习惯了单打独斗或是小团队合作，要管理面积6160平方米、馆藏文献100余万的市图书馆，想想就头疼。

广汉市图书馆 图源：邓雨洁

2019年底，余嘉收到消息，三星堆祭祀区即将开始新一轮考古发掘。还没等余嘉作出反应，《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图片总编王彤的电话先打来了。两人此前合作多次，余嘉已是杂志的特约摄影师。

王彤第一次见余嘉，就觉得这个小伙子帅气、机灵、知识面广、上手很快，两人聊天也非常投缘。此时余嘉已经拍了不少广汉当地的风光人文，摄影技术也磨练了出来。电话里，王彤语气略显兴奋。他知道，以1号坑和2号坑已经出土的器物来看，这次针对祭祀区的考古一定非同小可，单位不会错过，大量的版位等待填充。

为了能跟踪拍摄，王彤特地出差到广汉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见面，表明了想做报道的想法。因为所在媒体的特殊性，希望能有独家内容，所以委托余嘉拍摄。

与此同时，余嘉找到了师傅肖先进，提出想要参与拍摄。作为三星堆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肖先进的意见在三星堆考古发掘方面很有“重量”。肖先进大为支持，他找到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院方以专业摄影师已配备为由拒绝。但肖先进没有放弃，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坚持以人格担保，余嘉的拍摄一定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画面。

这不仅是对余嘉的信任，更是老文博人的毒辣眼光。在他看来，余嘉的镜头不仅是记录现实，更是文物的艺术性。而这种艺术化的创作手法，正是三星堆影像记录，乃至整个考古文物摄影所缺少的。他曾对余嘉说，如果我们再不改变，就不需要人去拍照了，因为技术不断发展，三维扫描拍摄精度只会越来越高，信息量越来越大。如果必须有人往前走一步，肖先进认为，“余嘉会是那个合适的人选”。

在王彤和肖先进的斡旋下，余嘉最终拿到进入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工作证。

然而，得偿所愿的余嘉，此时却陷入惶恐和茫然。一边是繁杂的图书馆事务，需要他迅速梳理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一边是从未涉足的考古发掘现场，对这类拍摄完全不知从何下手。

王彤对他的期待很高，他叮嘱余嘉，这次拍三星堆一定要打破地域视角，不要只站在广汉，只站在中国的角度，而是要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上去拍，要对得起历史，无愧于时代。余嘉不想让任何人失望，更不想辜负肩上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可他忍不住怀疑自己：我真的可以做好吗？

余嘉开始产生逃避的冲动。工作证办好一个月，他始终不敢踏入发掘现场。开坑仪式时，他借机去福建出差，把拍摄任务丢给朋友。没拍到开工仪式和搭建大棚的过程，是余嘉后来时常提到的遗憾。

另一位驻四川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特约编辑刘乾坤，每天给余嘉打电话，追问拍摄三星堆的进度。“那时真的很煎熬，两边的工作都像山一样压过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去三星堆拍摄，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图书馆这边又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处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余嘉语气中仍带着一丝焦灼。

2021年的某一天，师傅肖先进突然来问余嘉：“华为最好的手机是什么？我要买。”余嘉感到奇怪：“我们买来干什么？”肖先进回答说：“买来奖励给大功臣。”余嘉追问才得知，这次发掘发现了金面具，“大功臣”正是发现半张金面具的冉宏林。他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

“听说发现了金面具，心里猛地一震，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这么重要的考古发现，我作为广汉人，广汉的摄影师，怎么能错过呢？”余嘉说道。

金面具器物 图源：余嘉

他开始努力适应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拍摄工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昊是余嘉的朋友，此次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中，赵昊率领团队负责8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因其统筹全局职责，被称为“坑长”。工作期间，考古人员一般每十天休息一天。休息时，赵昊经常叫上余嘉，带着学生一起出去放松。

他回忆和余嘉的初次见面，“经人介绍，知道他是常驻摄影师。一开始，我感觉他拍照的速度挺慢的。别的新闻摄影师来，找几个好看的器物拍几张就走了，可后来我发现余嘉不一样，他是想把现场完整记录下来。”

2022年5月底，考古团队正在做提取文物的预备工作，赵昊趴在神坛上专注清理灰土。狭小空间里，余嘉为了找个好角度拍照，紧贴着坑壁，找了块极小的落脚地，蹲在那儿十分费劲。

“当时那个地方已经被我占了不少空间，他没办法趴在架子上，又得换着角度拍我们的工作场景。”赵昊提到，“他冒着危险，把手伸到吊车下面，身体半吊着，就为了能拍到我和同事手上的动作。从上面拍的话，根本看不到我们手上在清理什么，只有他这个角度才能展现出来。”

余嘉从下向上拍摄的文物图源：余嘉

有时，王彤也会专程到发掘现场来，指导余嘉如何在不损害器物和打扰发掘工作的前提下进行布光和拍摄。王彤告诉余嘉，照片要尽可能丰富多元，一个器物从不同的角度去拍，要拍出和别人在玻璃舱外用手机拍的不一样的视角，拍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事实上，余嘉并不是王彤知道的第一个用“艺术化”手法拍摄文物的摄影师，利用背景、打光增强感染力和吸引力不仅需要高超的摄影技术，还需要对艺术价值有所认知。王彤觉得，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应该赋予文物更多的色彩。

在逐渐适应并融入三星堆拍摄工作过程中，余嘉也越发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广汉图书馆馆长所肩负的责任。实现“对话”不容易，他作为一个日夜与文物相处的摄影师，尚且对三星堆只得一知半解，那么大棚之外，更多的广汉人、中国人该如何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人？为此，他提出“以书为媒，共享美好艺术生活”的理念，积极推动图书馆文化活动的开展。

借此前有了妥善着落的古籍修复科室，余嘉筹备了古籍修复体验活动，让市民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体验古代遗存，感受传统文化；他也邀请三星堆亲历人员分享故事，将神秘的三星堆文化带到了市民身边。

广汉市图书馆举办的古籍修复体验活动

图源：广汉市图书馆

不同于以往单点突破的办事风格，深入参与三星堆考古发掘拍摄后的余嘉，看问题更加全面、一针见血。同事侯杰提到，余嘉格外关注广汉市图书馆少儿读者区域，要求监控系统需要随时可调取，方便家长关注和记录孩子在图书馆的状况。同时，他还牵头收集三星堆考古亲历者的声音故事，将珍贵资料进行整理归档；计划在图书馆打造三星堆数字库，把自己拍摄的一手照片资料上传到图书馆网站。

在这个过程中，余嘉不断成长，逐渐褪去了初任馆长和初涉考古拍摄时的不安和迷茫。刚到市图书馆的时候，有同事称呼他“余馆长”，余嘉总觉得不太适应，因为“长”不仅是职位，也是一种责任。现在他坦然多了，不说干得多好，至少尽心尽力，不敢懈怠。

直到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结束之前，他都过着这种“双线作战”的生活。每天早上八点半，他准时出现在图书馆，处理馆内事务。一有空闲，他就扛着设备赶往发掘现场，拍摄考古工作的进展。拍摄结束后，他又匆匆返回图书馆继续工作。

余嘉专门买了一块智能手表接电话。一方面，考古现场不允许带手机靠近；另一方面，他需要随时保持通信畅通，以便应对突发情况。为了避免设备受损，他也从不在汽车后备箱放相机，而是将相机包放在图书馆门卫钟大爷处保管，下班后再去取。

2024年，余嘉提出让图书馆“动起来”的理念，不仅是改造环境，还要吸引老百姓走进图书馆。他邀请来自成都的总工程师和设计师为图书馆改造出谋划策，并积极争取资金，他希望用五年、十年的时间为市民提供更好的环境。

侯杰见证了这一切，她从19岁就在图书馆上班，经历了四任馆长，余嘉是第四位。在与余嘉共事的过程中，侯杰看到了他从逃避到主动，从生疏到精通的成长与变化。她说，余嘉是最合格的“馆长”。

余嘉曾经问赵昊，某件器物是什么，赵昊说可能是一个铜鼓。挖着挖着，露出更多细节后，余嘉又跑去问赵昊，你再看看这是什么。赵昊回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余嘉觉得奇怪，“一个北大专门做考古的教授，又参加过全国多个大型考古发掘，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什么”。赵昊说：“鬼才知道古蜀人是怎么想的。”

从业30多年的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师张佩琛也跟余嘉说过，凡是青铜器的碎片，只要交到我的手里，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器物上的，但三星堆不行，我以为已经修完了，但时不时又会冒出来一个碎片。

这正是三星堆祭祀坑独有的特征——里面有大量的、分散打碎且被火烧过的碎片。比如至今收藏在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鸟足神像，是由1986年发掘的2号坑出土的铜鸟足人像、2021年3号坑出土的爬龙铜器盖、2022年8号坑出土的铜顶尊撑罍曲身人像、铜持龙立人像、铜杖形器等部分组合而成。谁也不知道，千年前的古蜀先民为什么要把数量如此庞大的器物打碎焚烧，分散埋葬在不同的祭祀坑。

青铜鸟足神像 图源：三星堆博物馆

余嘉走进考古现场，祭祀坑里的器物远远看去七零八落，尤其是3号坑又窄又长，晃眼一看更像是一个小型垃圾站。这么多碎片，怎么拍好三星堆？余嘉想了又想。

金大朝是故宫博物院金属文物修复保护团队中的一员。从考古发掘现场的监测，细致到祭祀坑内的环境、文物本体状况，到文物出土瞬间的紧急保护，防止其因环境变化受损，再到后期实验室里精细的修复和深入研究，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很深。

金大朝喜欢余嘉的拍摄方式，从不干扰考古人员正常作业，这让他们感到十分舒适。在祭祀坑内，余嘉像个灵活的观察者，背着专业的摄影设备，小心翼翼地在狭窄的空间里寻找拍摄位置。他的动作轻盈而谨慎，避免触碰到周围的文物和设备，眼睛时刻观察着发掘的进程，一旦找到合适的角度，便迅速按下快门。

余嘉正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工作 图源：余嘉

在修复工作室里，每次拍摄前，余嘉总会主动走到金大朝身边，轻声询问对文物修复的要求。他会认真听对方关于文物原本颜色特征的描述，还会拿出小本子，快速记录下关键信息。金大朝回忆，“他的这种态度，让我们都很愿意和他合作。”

现场另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刘瀚文的感受与金大朝类似。他记得，有时候余嘉为了不干扰正常的考古工作，会选择在大家收工后才开始拍摄。现场人员下班时，余嘉早早就等在一旁，手里拿着各种灯光器械，随时准备下坑拍摄。

他们还曾有过一次正式的合作。在评估青铜器从出土暴露在空气中，到从坑中提取出来这段时间的保存现状时，刘翰文团队遇到了难题。由于入驻现场时，部分器物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前期的照片缺失，使得评估工作缺少连贯性的资料。

得知刘翰文团队的需求后，余嘉精心挑选出针对重点器物定期拍摄的照片。那些照片被存储在四、五个5T的移动硬盘里，余嘉挨个查找，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三星堆的照片，这让刘翰文惊叹不已。这些照片为评估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帮助刘翰文团队更准确地判断器物出土时的保存状况。

准确记录不算什么，只是摄影师最本职的工作，玩弄光影、捕捉对话才是余嘉真正想做的事情。

传统的文物摄影多采用“正投影”拍摄，从正上方拍摄文物，尽可能多地呈现文物信息。这种拍摄方式虽然能满足记录需求，却缺乏情感和生命力。拍摄过程中，王彤和余嘉交流频繁。发掘现场在大棚里，光线不好，王彤建议余嘉利用自然光和人造光源结合的方式拍摄，还得设计角度，不能简单地从一个方向拍。

王彤强调，每张照片都是历史的记录，比如青铜器出土时不同的状态，一旦错过就无法重现。 “ 有件青铜器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在外面的照片（指余嘉作品《苏醒》），取出来后就再也拍不到了，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瞬间。 ”

王彤说，“摄影是光的艺术，要拍出立体感，把相机或灯光放里面，制造侧光效果，这样拍出来的东西才立体。”这话提醒了余嘉，他意识到，通过光影和构图赋予文物更多的故事性的关键就是打光，必须首先打破正投影的拍摄传统，让光“活”起来。

这么做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下到坑里。发掘工作刚开始时，虽然余嘉和三星堆博物馆方很熟，但是过去大多数考古发掘项目都不会专门配备摄影师，顶多安排一个现场记录员，想要在发掘现场“自由穿梭”，还没那个先例。

祭祀坑里第一次发现人头像时，余嘉正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中江开会，原本下午还有其他安排，但他也顾不上了，立马缩回广汉拍摄。紧赶慢赶回到现场，拍完一轮，三星堆博物馆现馆长雷雨正好也在旁边，余嘉直接把相机递给雷雨看。雷雨看完点点头，觉得拍得挺不错的，说：“你直接下坑拍吧。”余嘉听到又惊又喜。

下到坑底，离器物已经非常近，能够拍摄的角度和内容也更加丰富，完全是站在上面拍摄所不能比的。这次，余嘉在坑底拍的照片让现场专家们刮目相看。刘瀚文至今存着余嘉拍摄的一张3号祭祀坑中方尊出土提取前的照片，“它完美呈现了我研究的青铜器锈蚀物特征，所以每次做讲座都会用这张图来讲解。”

以前余嘉每次下坑拍摄都要单独申请，后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跟余嘉说，“嘉哥，你以后不需要申请了，要下就直接下。”

圆口方尊 图源：余嘉

有了足够自由的发挥空间，余嘉的手法也越来越大胆创新。3号坑的张顺利主要负责文物出土的视频拍摄工作，有时人手不够还会补位发掘工作。考古摄像要求精准记录文物出土的第一瞬间，文字记录、拍照、影像记录缺一不可。而且，像土质土色的变化、分层这样看似不起眼却对后期还原考古环境至关重要的信息，都要细致地捕捉进镜头。

每次准备提取文物时，张顺利都会提前和余嘉沟通。他会详细告知余嘉文物的大致情况，如文物的尺寸、形状、可能的出土难度等，让余嘉能够提前做好拍摄准备，选择合适的拍摄设备和角度。

他们拍摄时使用的工具主要是补光灯，3号坑方舱内有两个，余嘉自己带了一个。由于余嘉对光线的要求极高，张顺利需要按照他的指示，不断调整补光灯的位置、角度和亮度。有时为了达到理想的光线效果，一个动作要保持很长时间，但张顺利并不觉得枯燥，反而津津有味。

随着拍摄增多，余嘉的经验也不断丰富。比如拍摄带有彩绘的器物时，彩绘细节总是难以清晰呈现，这让余嘉十分苦恼。他花费大量时间调整光线角度，从不同方向、不同强度打光，仔细观察光线在彩绘上的反射效果。同时，他还不断尝试不同的拍摄距离，近景、中景、特写，逐一对比效果。

还有通过调整明暗对比，突出不同青铜人头像完全迥异的气质；巧妙利用侧光，突出青铜器表面破损的纹理，营造出岁月沧桑感；用顶光照亮主体，再通过侧灯突出神坛镂空部分细节，营造庄重神秘氛围……余嘉逐渐找到了窍门，飞速进步。

有领导第一次看到余嘉拍的“艺术照”时，觉得不知所云，“乌漆麻黑”，那段时间余嘉生怕自己被换掉。直到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的第一批照片公开，余嘉的照片受到公众喜欢，很多网友留言：“这才是我想看的发掘现场。”这位领导也跟着转变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只要有余嘉拍的照片，几乎都会转发到朋友圈。

当然，余嘉偶尔也会“翻车”。刚开始余嘉很喜欢拍象牙，黑乎乎一层，还拍了很多，王彤不满意，直接说：“我看了都不行，肯定是不行，你是编辑还是我是编辑，象牙固然是好，但我能用几张象牙？最重要的是器物。”

两人还交流过设备问题。一开始，余嘉用的是1800万像素的相机，王彤直言不行，“那是为奥运会设计的，追求速度，画质一般。”他建议余嘉换一台像素更好的相机。“以后三星堆建新馆，肯定有一面墙用于展示照片，你那台相机根本拍不出效果！”

后来，余嘉换了台1亿像素的富士相机，这种中画幅相机感应器面积大，单个成像点能记录更多信息，差值后能形成大文件，更适合记录三星堆考古发掘这样重要的场景。余嘉没想到，王彤一语成谶，2022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出，真的有一面墙挂满了他的作品。

换相机不仅提升了拍摄质量，还意外促成了余嘉与富士的合作。2021年三星堆考古直播大火，富士公司注意到了现场有人在使用富士相机，大为惊喜。此前富士一直想和国内文博圈合作，只苦于没有合适的摄影师，于是赶紧截了图到处打听，看谁认识。一开始，富士以为是媒体记者，问了一圈发现不是，又到网上检索，最后通过摄影师圈子层层找人把余嘉给翻出来了。

富士对余嘉的拍摄理念和作品非常认可，邀请他成为富士签约摄影师。富士的正式签约摄影师非常少，且只能一年一签，2024年中国签约摄影师仅11位，余嘉是其中一个。

回到考古现场，余嘉认为，除了记录文物的真实状态，摄影师还应该在光影表达的基础上，探索个人的艺术化创作。沿着这个思路，余嘉很快“进化”出了新的摄影理念，即故事化、内涵化的拍摄视角。

他每天在坑里逛来逛去，借着器物自然形成的姿态去寻找灵感。例如，当神树露出一只飞鸟在上、一只老虎在下时，他自然地拍下了“飞禽走兽”的画面；散落在青铜器间的青铜小人，像是打开一扇门正在好奇地向外探头，也被他迅速捕捉下来。

此次发掘，有一个龟背形网状器是首次被发现，其正上方正好端正地坐着一个小人，像是在祭拜。这张照片很特殊，浑然天成的状态让很多人误以为是摆拍，余嘉摆了摆手说不是，挖出来就是这样。

龟背形网状器 图源：余嘉

三星堆一共出土了两个没戴面具的人头像，其中第二个就是在这次发掘中发现的。余嘉看着他的侧脸在坑里刚刚露出，面带微笑，给人奇特的安详感，于是突发奇想将青铜器按照佛像的拍照方式去拍。照片里青铜人头像“珠圆玉润”，神秘又亲切。还有一张照片是神坛上一大一小两个青铜器，余嘉联想到《大话西游》里面的孙悟空和大佛，用青铜的冰冷塑造出了两个静物之间的宿命感。

青铜人头像躺在祭祀坑土堆里 图源：余嘉

好故事需要天时地利，余嘉也不知道能不能再遇见。因此大多数时候，他的精力放在如何通过照片展示文物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些才是可复制的路径。在拍摄每一件三星堆文物之前，他都会深入研究其历史背景、可能的用途以及在古蜀文化中的地位。

有一次，余嘉注意到器物墨绿色和黑色锈迹之间夹杂着一点难以察觉的黄色。他带着这张照片请教刘瀚文，才得知这种黄色名为铅锡黄，通常是人工制备，在油画或者珐琅器上当作颜料使用。而三星堆青铜器锈蚀中发现的这一类化合物，却是在自然腐蚀的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说极为罕见。他特意把这一点不一样的黄，放在了照片的显眼位置。

方口方尊 图源：余嘉

随着考古进程的推进，一些器物被提走，组合形态发生变化，露出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余嘉需要在这些变化中不断寻找灵感。好在三星堆此次发掘属于研究型发掘，三年时间每个坑都需要一层一层进行扫描记录，这给了余嘉更多时间创作，也有回去画分镜头、补拍的空间。

余嘉的拍摄理念也逐渐影响了考古队员。他们开始意识到，文物摄影不仅仅是记录，更是有着不俗的现实意义。后来，青铜大面具出土，原本的颜色被泥土、丝织物残留、玉器残渣和海贝所掩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锋在清理时有意识地先将右脸全部清完，留下左脸，方便余嘉“出片”。

对自己说得过去，对考古团队也能交代了，可余嘉还是不满足。

他的终极目标，是为三星堆拍出一种统一的影像风格与气质。就像故宫，随手一拍就知道是故宫，谁来都是那个味，不会认错成是卢浮宫。在他看来，只有这种影像风格彻底成为共识，三星堆的文物才是真的“会说话”了，因为那时每一个观众都能理解它们在说什么。余嘉把自己的小野心做成了彩蛋，到处演讲，演讲名字就叫做“见器如面”。

2021年，三星堆发掘现场即将迎来首次直播。时间紧迫，发掘人员都开始赶工期，白天发掘，晚上扫描。余嘉穿上防护服傍晚进坑，直到凌晨四点才出来，不上厕所也不吃饭。因为每次扫描，都会把整个坑上覆盖的塑料薄膜掀开，能完整看到整个坑内的情况，余嘉觉得机会实在难得，一分一秒都不想放过。

这股狂热的干劲保持了很久。2022年大年三十，一家人正在看电视，下午余嘉突然接了个电话，转身拿了个大包就出了家门，年夜饭都来不及和家人吃。“你爸爸肯定又去拍三星堆了！”妻子邱学庆冲女儿余童无奈地笑了笑。

一次，余嘉蹲在8号坑东边只有80公分宽的地方找角度。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余嘉满意地收起相机，准备起身，一用力却发现腰僵住了，动弹不得。他整个人踉跄了一下，相机也直直朝着坑里坠，余嘉心一紧，他不担心自己，只怕相机摔下会破坏现场。好在前期的安全防护措施到位，相机带拴在余嘉手上，没掉下去。

余嘉疼得眼睛鼻子皱作一团，没有说话，忍痛用手撑着地爬到一旁，翻出手机给医院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朋友问了情况之后判断是弯曲时间太久，膜卡住了，要尽快回去躺平。余嘉听完觉得问题并不是很大，又弓着腰拍了一个小时，最后让扫描队员帮忙背相机包，自己开车回家躺了一晚上。

每次拍照至少需要四十分钟，各种凹造型、找角度。早些时候，穿防护服认不出人时，大家会说“凹造型的那个就是余老师”。这么高强度的弯腰工作，不出问题才奇怪。但他不介意这点工伤，被一块三千年一遇的“馅饼”砸中，除了愉悦脑子里想不到别的。

在极致的投入中，余嘉仿佛有种错觉，自己能读懂三星堆，甚至在精神上与古蜀人相通。

有一次，赵昊发现了一件带有红色彩绘的器物，他知道彩绘很容易掉色，得赶紧记录下来，于是马上叫余嘉过来拍照。当时器物一半朝上，一半压在土里，朝上的部分红色彩绘已经断断续续不太明显了，但他们猜测下面的部分保存得更好。等把器物翻过来，现场几人惊呆了，红色简直娇艳欲滴，那是朱砂。

余嘉迅速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个瞬间。拍完器物，他还注意到地上因为彩绘留下的印迹，余嘉能感觉到，这些印记“保留了一些很生动的东西”。又是找角度，又是打光，费了不少心思，就为了把这个凹下去的印子拍出美感和价值。

他说，“任何的神秘的东西，或者说历史的东西，本质就是一个器物。在当时它就是一个鲜活的东西，被人拿在手里使用，或者被供起来祭祀，铸造它们的古人有很多想法寄托在上面。透过这个印迹，那个时代好像凝固下来了，我在拍它，我和它之间的距离只有时间，什么都没有变，只有我们之间的三千多年。”

后来余嘉把类似的照片整理成了一组，取名叫《印迹》，时间印在泥土里的痕迹。它们都是文物从坑里提取出来后，土层里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不是简单的外部轮廓，里面还有粘下的青铜。但这种状态只能维持十分钟，一旦脱水，颜色就会暗淡。余嘉利用反方向布光，让阴影折返回去，让凹陷的痕迹看起来凸起，拍出的印迹甚至比青铜器本身更为精致。逼真程度甚至让雷雨馆长说：“你把我烧（骗）惨了。”

《印迹》系列之一 图源：余嘉

后来三星堆发掘结束，一大群人聚餐，余嘉把一张青铜人头像留下的印记给在场的工作人员看。许多人惊叹，余嘉一抬头，看见有人已经泪流满面。

还有一张青铜凤鸟留下的印迹，颜色五彩斑斓，其中也包含刘瀚文曾对余嘉科普的铅锡黄。专家们分析，它的出现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坑里的文物被烧过，达到了一定的温度；二是有氧的参与，因为文物和地面只隔了两米的土层，周围全是水田，氧气含量不低；三是祭祀坑最上层的象牙，被腐蚀之后，生成的酸和青铜器产生了化学反应。

古蜀人开的头，中间三千年火候正好，才等到了余嘉相机亮起的一刻。他相信自己没有辜负文物，以及将文物托付于地下的三星堆。

作为图书馆馆长，余嘉出去交流和开会的机会很多，但拍摄发掘的这三年他几乎不去外地出差。唯一一次是广汉获得天府旅游名县的称号，领导点名要带余嘉去。那时除了3号坑和8号坑，其他坑已经基本发掘完成。8号坑进入象牙层，短时间不会有变化，唯一的变数就是3号坑了。余嘉心里非常恼火，他将此事告诉3号坑坑长徐斐宏，徐斐宏直接说：“没几天，你不在我不会提重要器物。”于是，余嘉安心去九寨沟出差。

去九寨沟出差需要坐长途汽车，余嘉晕车很不舒服，加上饮食也不习惯，因此回来那天没过问现场，回家吃了饭倒头就睡。凌晨一两点钟，他突然梦到一个修长的青铜人头像半躺在坑里，这是从来没出现过的情况。自己几天没有去现场了，难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第二天一早，余嘉开车行至天府大道，有一段路正在修下穿隧道，所以需要拐弯。正在这拐弯的地方，余嘉给徐斐宏打电话，问他，“这两天是不是有新发现？”徐斐宏很奇怪：“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了？”

国庆节时，徐斐宏带着余嘉到坑里准备提取，这次，余嘉穿好了防护服正式下坑拍摄。顺着梯子往下走，余嘉惊呆了，这和他梦里看到的器物一模一样，连倾倒的角度、露出地面的部分都丝毫不差。

《苏醒》 图源：余嘉

余嘉打了灯，把相机放到坑底，花两个小时复刻了一张和梦里完全一致的照片。后来，《人民画报》将这张照片选为《中国考古黄金十年》专题报道的开篇图。

包括坑里的发掘人员在内，很多人问过同一个问题，“嘉哥，为什么只有你能拍出不一样的三星堆照片？我们也是天天待在坑里，怎么也没看出来？”余嘉也不知道答案，他将原因归咎于用心的代入。同事们“不明觉厉”，却更加尊重他，配合他拍摄。

在展厅的文物拍摄难度很大，器物的摆放方式或形态已经被人为干预过，布光固定。余嘉曾经和徐斐宏打电话，说自己想在展厅里拍些东西，但很难拍。徐斐宏回答：“我相信你会拍好的。”随后停顿几秒，说：“因为我们都认识你。”

2021年3月，三星堆3号坑内埋藏的文物全面呈现，一个位于坑中部偏南背面朝上的青铜大面具十分显眼。余嘉一直在等待青铜大面具提取，多次和提取人员沟通过预估提取时间和提取方式，构思画面布局。

直到6月23日——青铜大面具的预估提取时间，早上余嘉问了不少人，都说今天下午不会提，明天才提，因为被另一件文物挡住了。于是余嘉准备正常去图书馆上班。上班之前，余嘉想着有时间还是去坑里转一圈，于是把储存卡装好，背上器材出门了。

下午三点十二分，余嘉接到3号坑坑长徐斐宏的电话：“嘉哥，你来不来？”“干啥？”“我们要提大面具了。”余嘉以为和往常一样提取过程缓慢，就说等会儿过来，徐斐宏着急了：“我十五分钟之后就要提！”余嘉慌忙起身，开车往七八公里外的发掘现场赶，生怕赶不上。

半路上，余嘉火急火燎，徐斐宏反倒发来微信：“你别慌，我们等你。”到发掘现场，余嘉穿好防护服就往里冲，一路绿灯，直接省去了以往签字等多个环节。透过玻璃大棚，余嘉看到发掘坑两边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人。余嘉心一凉，这下完了，机位没了。

转头，余嘉看到坑边的核心机位站着的文保人员小马，就问：“小马那个位置，我可不可以去那拍？”“赶紧的，就是专门给你留的。”

直到余嘉到位，坑里工作人员才结束“磨洋工”，任俊锋带领团队开始提取。和预估点位差不多，余嘉正躺在坑边，相机举过头顶，想要抓拍大面具出土的第一个正面，任俊锋此时也从下而上去看大面具，四目相对，成就了一张经典。

任俊锋提大面具 图源：余嘉

三星堆是重要的契机，它让共患难的“坑友”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王彤和余嘉认识多年，见面次数却非常有限，两人从来没觉得生分，一打起电话或者见面，说话很随意，“像是天天都见一样”。余嘉有时候喝多了就会给王彤拨个电话，王彤也不觉得烦。

余嘉不喜欢挑照片，每天拍完以后也不会挨个翻看，而是凭感觉找照片提交，因此时常漏掉一些好照片。王彤偶尔会到余嘉工作室和他一起挑照片，他们在余嘉的工作室花了很长时间，余嘉忙得趴在桌子上睡着，王彤就自己接着挑，他对照片内容很熟悉，知道哪些适合杂志。

有时，余嘉挑得烦躁，王彤打趣，“这些都是你拍的，算是你的孩子，你怎么能说烦？”

工作之余，金大朝和余嘉的交流更加频繁。在三星堆工作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一待就是一两个月，下班后一起喝茶或是吃火锅。张佩琛称呼余嘉为“大师”，他对余嘉说：“大师，你是我在三星堆工作这么久最大的收获，没有之一。”工作多年，张佩琛都没有一张像样的工作照，余嘉在修复室为他拍下不少。

余嘉拍摄张佩琛工作时 图源：余嘉

在三星堆博物馆背后，城墙、河沟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余嘉空余时间就会背着相机包到现场去，帮考古队员做器物照片的拍摄工作，或是用无人机拍现场俯视图。

发掘现场有很多穿着朴素的民工，他们大多是附近的农民。自从三星堆出土文物之后，大大小小的发掘项目数不胜数，考古队会请当地农民在农闲时一起参与发掘工作。如今，他们大多已经有七八年考古经验，手法和工具的运用相当熟练。

余嘉给每一位农民都拍一张照片，让他们单独拿着工具站在自己发掘的坑前，并记录下他们的名字。这是余嘉2025年要做的另一件大事，他想把视野聚焦到参与挖掘的具体的人身上去。

这样的故事不少，和余嘉有过相处的人，常常被他的专业和人品折服。2025年1月7日，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重返三星堆》在央视上映，分集导演赵鹤亭告诉余嘉，他把余嘉的名字也放在了片尾“摄影支持”一栏。余嘉觉得受之有愧，并没有帮什么忙。

但赵鹤亭的态度很坚定，他说：“别的不说，有不少拍摄机位都是跟你学的。”余嘉听了很高兴，他喜欢这种感觉，虽然同事们都已离开广汉，但只要彼此真心记挂，天涯也若比邻。

回忆起故事的开始，余嘉硬着头皮走进玻璃大棚覆盖的考古现场。舱内湿度很高，口罩遮住口鼻，呼出的水汽会顺着鼻尖缝隙在眼镜上形成一层水雾。那时，3号坑还在挖探方，没有器物露出。他不知道拍什么，也不敢在坑里随意架三脚架和灯，只好端起相机拍下考古工作人员的工作照。

余嘉和考古队员们的合影 图源：余嘉

当时正值疫情，加之考古发掘现场要求，进坑手续繁杂。余嘉去现场办公室找防护服穿，抬眼看到一位戴着一副银色扁框眼镜，不苟言笑的人，他把防护服一把扔给余嘉。这是余嘉进坑见到的第一位现场人员，被称为三星堆“大内总管”的吴长元。

一千多天后的封坑仪式上，所有工作人员一起拍了一张合影。站在最前面的三个人是三星堆的第一代考古人，肖先进、陈显丹和陈德安，后面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余嘉站在建设的建字下方。他曾为历史里静止的文物打光，为一个文明再现于世打光，为生活在广汉、生活在考古工作一线的人们打光，

如今，闪光灯亮起，相机记录下250万流明照亮他的短短一瞬间。

余嘉和三星堆考古人员合影 图源：余嘉

本文主要完成于2024年12月。

作者｜胡世鑫 邓雨洁 许 愿 杜锐峰

注｜冯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杜锐峰

指导老师 | 陈显玲

值班编辑｜王姝文

运营总监｜叶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