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两遍的路：纪念历史学家柯文

走过两遍的路

文 |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最后一章，我提出美国中国学的新取向，与其说它是单一、清晰的取向，不如说是林林总总研究方法的集合，我将之称为“中国中心观”。

“中国中心观”1970年前后出现，我认为该取向着力克服了前人西方中心的偏见。史华慈、鲁道夫夫妇，以及越来越多学人质疑“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所谓壁垒分明、互不兼容的体系，这对西方理解中国近世史有重大意义。学界继承的19世纪立论结构——中国野蛮，西方文明；中国无力自成线性变革，需要“外来之力”才能变革；只有西方才是外来之力的载体；西方入侵之后，“传统”中国社会会让步于新的“现代”中国，现代中国必然效仿西方——被全面动摇，现代化语境中过去与现在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模型。

该取向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成果是孔飞力的里程碑式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1970）。在开篇探讨“现代历史的边界”时，孔飞力注意到学界对中国现代历史时期转变的研究，至少背后隐含“现代”的定义是“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中国社会之外、传统之外的时期”的观点。他对此定义深感不适，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摒弃此定义之前，必须要先从中国一成不变、循环往复的旧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他在序言中关注的中心问题是西方大举入侵前，中国社会变革的本质。孔飞力提到“18世纪中国人口从1.5亿到3亿现象级增长；通货膨胀严重，通胀率可能高达300％；经济越发货币化，农业社会经济竞争加剧”。此等变化规模之大，他因此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否仅是传统的循环变化。

孔飞力

孔飞力首创的角度颠覆了中国近世史研究中对过去作用的理解，因此重新定义了19世纪中国不同变化孰轻孰重的认知。这一新取向的优势是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又有了自己的主体性，他开辟的新路径中，西方在这段历史的作用不再那么自我膨胀，而更脚踏实地。“传统”和“现代性”关系的崭新理解正在成形之时，即大约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反映这种想法的学术研究开始出现，这绝不是巧合。

柯文在上海演讲，右为复旦大学经济史家汪熙

这些研究有许多共性。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着手解决中国语境下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受西方影响，甚至西方直接造成的，但也可能与西方完全没有关系。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是中国的问题，有两重含义：其一，这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过的；其二，需要以中国（而不是西方）为标尺衡量这些问题的历史意义。研究过去的传统范式——全以西方为历史的开端，以西方来衡量历史事件的意义——被明确或暗中摒弃。中国近世史叙事的开端不是欧洲航海家恩里克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不是西方扩张主义的一星半点儿苗头，而是中国。随着越来越多学者找寻中国的故事线，而且他们如有神助，确实找到了一个，中国的故事远没有在1840年陷入停顿，遭到西方阻拦、取代，而是在19世纪甚至未来都一直占据中央核心地位。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对这一变化趋势的论述最为经典。他写道：

渐渐，社会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整个16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学界不再认为清朝只是重蹈覆辙，1644年、1911年不再是关键节点，而是找到了走向共和的这四个世纪中国史中绵延不绝的进程：长江下游城市化，雇用劳役代替力役，一些形式的地区贸易出现，大众识字率上升，士绅阶层扩大，地方治理商品化——这些现象始于明末，生发的行政、政治变革在清朝继续演变，某种意义上，在20世纪初成为社会史进程的最强音。

中国中心观的第二个特点是把复杂广袤的中华分解为更小、更好把握的空间个体。采取这一策略主要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有天壤之别，若想更细致、清晰地理解这个整体，我们需要明确这些区别是什么、有多大，而且理解整体不能只是索然无味地反映不同区域的最小公分母。这一学术进路下，西方历史学家对省级乃至县级的研究如雨后春笋，我们对中国的多元理解更加丰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体系理论也以关注多元中国见长，激发了人们对中国广阔内陆地区内部差异这一重要问题的思考。

中国中心观的第三个特点在20世纪70—80年代愈发广为流传，即中国社会的纵向多层级安排。上一段讲了空间或“横向”划分，这里加上纵轴。70年代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往往关注上层视角：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其他中外战争等重要的国家事件，以及康有为、梁启超这类声名远扬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物等。新的中国中心观则聚焦中国社会下层：商人、宗教领袖、信众、下层士绅、地方武装，甚至地痞流氓。因此该取向的长处之一就是打开了大门，从更多层次分析了19世纪中国大众历史这一前人忽略的领域。

柯文与《在中国发现历史》译者林同奇

中国中心观的第四个层面是，该流派的学者高度接纳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策略，并在历史研究中大力引入这些方法。这本身并非以中国为中心，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应用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优势一直为人所知。而之前的方法却有意无意间勾连现代化理论，负载着众多西方中心的假设。前文已经讲到，现代化理论指导的研究在理解中国方面有重大缺陷。20世纪60年代，学界的两个进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科学和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之间嫁接融合的语境。一是认识到社会史的重要性，催生了一大批前人未曾预见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合作的机遇与成果。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家更加明辨社会科学理论中深藏着的一些狭隘地方主义，即使这种批判性思维依然有限、微弱，但狭隘地方主义必须被根除。这方面开拓新路的自然是人类学。人类学的研究主体往往是西方之外的社会，因此比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都能更敏镜地看到种族中心偏见的危险之处。

此处简要介绍的“中国中心观”颠覆了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理解。美国学界此前一致认为，中国近代史和古代史的分水岭是鸦片战争，近代史多有变革事件，但前人印象中古代史几乎一成不变，或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变革。近些年越来越多学者达成共识：19世纪中国史的真正分水岭是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孔飞力将太平天国比作“很多层面上中国古代史通往近代史大门的铰链”。罗威廉（Wiliam Rowe）总结大平天国造成的物质、人口损失后，断言太平天国与其后爆发的捻军起义、西北回民起义，“对清朝人口而言，毋庸置疑更符合分水岭的定义”，而非鸦片战争。

少年柯文

中国中心观更广阔的视角

中国史领域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是美国历史学界更广阔转变的一部分，非洲、中东穆斯林和西方之外其他地区的研究，近些年也有类似的转变。每个领城转变的节点、情况不同，但转变方问大致类似，都是离开外部殖民史视角，转向内部视角，积极正视任何西方之外社会的历史，以其自身条件、内部眼光观之，不将其视作西方历史理论或实际上的附庸。

如前所述，中国史领域的转变始于1970年前后，正是当时，一些史学家心存严重的西方中心偏见，复辟旧的帝国主义范式，攻击现代化理论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在一些人看来，越战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至暗时刻——用强大的武力，摧毁一个远比自己弱小贫穷的国家。许多美国历史学家痛恨自己国家战争期间的行为，深以为耻，因此以新的眼光看待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等亚洲国家上个世纪困境的根源，这种认识顺理成章。

越战对美国的意义，却超越了帝国主义。越战与1973年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事件、1979年到1981年的伊朗人质危机一道，迫使美国人认识到强权的局限性，让世界弯腰为美国服务的能力是有实实在在的限制的。越战的另一层意义也深深影响了美国的中国史学家。越战揭露了美国全球霸权背后的政治、道德、文化神话，因此也许是第一次解放了美国史学家，使他们放弃西方规范、衡量标准，走向更真诚以他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走向不以西方历史经验，而以中国经验为根本的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