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与家庭这道单选题, 女性科学家怎么选也是错？

物理学家肖希妮•高斯（Shohini Ghose）的新书“Her Space, Her Time”讲了一系列女性先驱科学家的故事，她们才华横溢，本应有更完整的科学生涯，却有可能在选择婚姻后被制度逼迫让渡出发展空间。肖希妮也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是幸运的，但对整个科学界而言，这是一场远没有结束的时空博弈。

在物理学的世界里，爱情有时比量子纠缠更令人困惑。对肖希妮而言，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不仅解开了量子信息科学的谜题，也收获了一场浪漫的爱恋。

令肖希妮坠入爱河的伴侣，和她一样，也是一位物理系研究生。他们的恋情充满了“书呆子”式的浪漫：课堂上关于量子力学展开激烈辩论，课后一起郊游、听音乐会、看电影。当千禧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他们决定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他们的婚礼如同一场学术庆典。邀请函上印着物理学家的名言，婚宴上回荡着只有同行才懂的物理笑话。最动人的一幕是，双方导师询问结婚礼物时，彼此竟不约而同地为对方挑选了费曼的《物理学讲义》精装本——这被他们笑称为“物理版麦琪的礼物”。

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于1961年至1964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为本科生讲授课程时的讲义汇编。

婚后，肖希妮的博士研究进展神速。她投身于新兴的量子信息领域，尤其痴迷于量子纠缠现象。她总觉得，那些无论相隔多远都能瞬间相互影响的粒子，仿佛就是她与爱人之间的情感的见证。

然而，现实的“引力”很快将理想拉回地面。三年后，她成功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博士后职位。然而，令她纠结的是，工作地点远在一万五千公里之外的澳大利亚。这一次，时空没有为因为他们的爱情而扭曲，反而要将他们越扯越远。

这对夫妇面临的是学术界著名的“双体问题”：两个有抱负的学者，如何在一个机会分布极不均衡的系统中共同前行？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之前的类似案例结局都并不完美。

哈丽特•布鲁克斯，加拿大首位女性核物理学家，她在1898年至1904年的六年时间里发现了氡元素，并测定了其半衰期，开启了放射性元素嬗变的理论，发现了放射性退离效应，并指出了放射性衰变的多阶段性。在此过程中，她成为了第一位在麦吉尔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女性，也是第一位与居里夫人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事的人。她在三所著名学术机构证明了她的能力，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她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欧内斯特•卢瑟福承认她的才华，称她是另一个玛丽•居里，但这不足以挽救她的事业。她在宣布订婚后，不得不放弃了在巴纳德学院的教职。

哈丽特•布鲁克斯发现了氡元素，推动了核物理学领域的发展。然而却因为婚姻而失去了教职。

图源：Shohini Ghose, “Her Space, Her Time”.

哈丽特•布鲁克斯并不是物理学中唯一一个因性别、婚姻与家庭而离开学界的女性。德国量子物理学家露西•门辛，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终止了科研生涯；英国剑桥的莫伊莉•贝克，虽才华横溢，却因“婚姻禁令”无法继续工作……很多怀揣梦想走进科学的女性，却因为婚姻与家庭的桎梏，而从科学史中逐渐消失。

但是，肖希妮不愿重蹈覆辙。她拒绝为了事业牺牲家庭，也坚决反对向无形的“婚姻禁令”屈服。幸运的是，她拥有一个支持她的伴侣。两人立下约定：绝不让任何一方的职业发展凌驾于共同生活之上。于是，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到澳大利亚工作的机会。同样的，几年后，她的丈夫获得极具吸引力的、赴欧洲的研究职位时，同样的原则再次让他们选择守在彼此身边，不离不弃。

然而，这种将情感置于第一位的选择，最终并没有换来圆满的结局。虽然肖希妮成为了物理学教授，开启了崭新的学术生涯，而她的另一半却抱憾离开了物理学领域。

多年后，已成为威尔弗里德•劳里埃大学物理学与计算机科学教授、劳里埃女性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的肖希妮，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心中仍充满复杂情感。她感激那个“为她弯曲了时空”的男人，也总会想起两人如何在制度的缝隙中，艰难地为彼此找到了容身之地。

肖希妮•高斯的故事揭示了学术界一个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困境：即便性别歧视的明文规定已经成为历史，其精神内核仍以“双体问题”、“非升即走”等隐形壁垒，持续阻碍着女性学者的职业发展。真正的社会进步不能依赖个体的牺牲或妥协，而需系统性变革。

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而言，应重视建立“伴侣同步”支持机制，如提供弹性聘期、托育与带薪育儿假，并改变以单一论文指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唯有当制度真正包容家庭责任，打破“理想学者”即“无家庭牵绊者”的刻板印象，科学界才能真正留住那些愿意一生奉献科研的人。否则，每一次的“个人选择”，都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损失。

参考文献：

https://thereader.mitpress.mit.edu/the-forgotten-half-life-of-women-in-phy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