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之强：厦门大学的长汀时代

作平按：此文已刊《山花》2025年第9期，并收入我的新著《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该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目前各大平台已有销售。

我们必须要有一所中国的大学，屹立在敌人面前。

——萨本栋

1、

峰回路转，沙滩、洋楼、喧嚣的街市和带着咸味的海风都甩在了身后。

从负山面海的校园出发，我耗费四个多小时，驱车将近三百公里，翻越了三条基本平行的山脉：博平岭、玳瑁山和武夷山南段。

然后，黄昏的夕光下，蛾子与蝙蝠在微风中竞相飞舞时，我终于看到了在照片上早就熟悉的那道大门。大门正中，悬一方匾，黑底黄字：国立厦门大学。其下，括号内是一行白色小字：1937年—1945年。

这是福建与江西交界的一座小城，群峰耸峙，江流环绕，名曰长汀。大门在一条小街背面，进门，两株侧柏高大挺拔，生长了一千多年。当年，那群从海边赶来的学子匆匆走进小城时，亭亭如华盖的侧柏，曾让他们惊诧于它的伟岸和葱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转瞬之间，八载岁月在侧柏的凝视下倏忽而过，一度被断言办不下去的厦门大学，在国破家亡的动荡岁月里，出人意料地逆风飞扬，完成了化蛹为蝶的嬗变。

2、

密集的枪声自西南方传来，与园子里尖利的蝉声纠缠在一起，更添了几分烦闷不安。

这是1937年7月11日的清华园。这一天，时年三十五岁的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萨本栋行色匆匆地穿过校园，朝校门外走去。

其时，意味着全面抗战揭开序幕的七七事变刚过四天，日军正在加紧攻打北平。就在七七事变前一天，萨本栋接到教育部通知：他被任命为南方一所大学的校长。

那所大学在十天前才由私立改为国立，校址在距北平两千公里的东海之滨。

那就是厦门大学。

萨本栋并非厦门大学校长第一人选。在他之前，有关方面更属意大名鼎鼎的胡适，其次是作家许地山——即入选小学语文课本的《落花生》的作者。不过，胡适婉谢，许地山另有安排。

萨本栋接受了任命。不过，他提出只干一年——这一点，和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时提出只干半年如出一辙。作为学有所成的学者，他们更希望回到书斋和实验室。

然而，竺可桢的浙大校长一干就是十三年，萨本栋的厦大校长，一干也是将近八年。并且，就像浙大在竺可桢手中脱胎换骨一样，厦大也在萨本栋手中涅槃再生。

厦门岛北面，隔着一线浅浅的海峡，海岬上有一座墓园，长眠在这里的，是厦门大学创办者陈嘉庚。

从地理上说，福建多山地丘陵，戴云山和武夷山及其众多支脉横亘起伏，不仅平原稀少，且路途难行，难以养活更多人口。作为一种补偿，福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下南洋便是一种古老而又必须的生存方式。

陈嘉庚就是众多下南洋的福建人之一。十七岁时，陈嘉庚漂洋过海，前往新加坡，在父亲经营的米店学习经商。以后，多年打拼，终成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陈嘉庚的理想不只是把企业做大做强，而是希望在经商成功后办教育，通过教育造就人才，拯救国家。

陈嘉庚曾说，“我国政府既不注意教育，国民复自顾私利，视财如命，互相推诿，袖手旁观，以致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家之发展，全在乎教育”。

有鉴于此，陈嘉庚企图以一已之力办学兴教。他后来回忆说，“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

今天，集美是厦门市下辖六区之一，民国时，则是同安县管辖的乡镇，称为集美社。陈嘉庚的老家，就在集美。

陈嘉庚办教育的步伐，也从集美迈出——从1917年派弟弟陈敬贤回乡创建集美中学开始，几年间，多所学校在小小的集美落地生根，既有中学小学，也有师范，还有商业、水产、航海之类的专门学堂。

陈嘉庚的教育理想更为远大。在他看来，他所处的时代，“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要想四者臻于完善，“非有高等教育学识，不足以躐等而达。”

为了创办理想中的大学，1919年，陈嘉庚把南洋的企业交由弟弟打理，他亲自回到厦门。

把校址选在厦门，并非这里与家乡一水之隔。更重要者在于，陈嘉庚认为，厦门“若合浙江广东沿海而言，则堪称为最中心的地位”；“又若大而言之，合南洋诸国，则更为中心的中心。”

按陈嘉庚设想，厦大所需经费，他本人固然出大头，但也希望向南洋富商募捐另有收益。1920年7月的发起人大会上，陈嘉庚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又承诺在十二年里再捐三百万作运营费。

没想到，陈嘉庚写信甚至亲自登门劝捐，也没能说动其他富商。这样，厦大的经费，只能由陈嘉庚独自承担：从创办到改为国立，陈嘉庚共向厦大投入九百多万。

而这十几年间，他的企业的总利润，也不过八百多万。黄炎培感叹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初生的厦大既无名气，又僻处海隅，陈嘉庚及校长林庆祥都深知它的短板，难以迅速跻身有影响的大学行列。为此，他们不惜重金，从各大名校礼聘名师。

厦大规定：教授月薪四百元，讲师两百元，助教一百五十元。与此相比，像著名的复旦大学，教授也只能拿两百元。按当时购买能力，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一个月生活费大概在二十五元左右，四百元相当于今天十几万。

高薪吸引下，不少知名学者、作家前往厦大。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鲁迅。此外，林语堂、顾颉刚、郑天挺、姜立夫等人都或长或短地执教于厦大。

厦大毕竟偏处闽南，其文化氛围与生活便利，自然无法望上海、北平和广州等大城市之项背。尤其是作为一所刚组建的新大学，师生并没有多少归属感和认同感，因而，流风所及，厦大发生了两次声势浩大的学潮。

究其原因，大抵出于办学理念、文理科观念和门户之争，但“私立时期两次大的学潮，不仅震动全国学界，也使厦大创建数年间所取得的成绩，顿时化为乌有。刚刚走上正轨的学校，差点因此而倒闭。”

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知名教授纷纷离开——以鲁迅而言，他原本受聘两年，但只执教几个月就辞职了。

一方面，他赞扬厦大校园 “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另一方面，他认为，“ 此地生活也实在无聊，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这学校花钱不可谓不多，而并无基金，也无计划，办事散漫之至，我看是办不好的。”

比名教授辞职和学潮更严重的是，随着1929年全球经济危济来袭，数十年间一直生意兴隆，利润丰厚的陈嘉庚公司开始出现巨额亏损。面对危机，陈嘉庚的亲朋都劝他停止向厦大和集美学校提供经费。

陈嘉庚坚决不同意，他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并且，大学“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可以说，如今已成百年名校的厦大和集大，它们曾经命若游丝，存亡只在陈嘉庚一念之间。

以后几年，陈嘉庚公司经营愈加困难，虽然他仍尽可能多地向厦大注入资金，但已入不敷出。幸而，在南洋有相当人脉的校长林文庆，多次远渡重洋，向南洋富商募捐，以吃百家饭的办法，厦大得以继续生存。

生存虽无问题，但生存却是以裁院并系作代价的。1936年，当在国内享有声誉的厦大教育学院合并为教育学系且并入文学院时，一时谣诼纷起。坊间传说，陈嘉庚将抛弃厦大，林文庆将辞校长，厦大将关张。

风雨飘摇之际，陈嘉庚想到了惟一的出路：由私立转国立。

一系列交涉和协商后，1937年7月1日，经国民政府核定，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立，其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私立转国立五天后，萨本栋被任命为校长。六天后，七七事变。

受命于危难之际，交到萨本栋手上的，是一副烂摊子。

3、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东南边，即厦门岛南端，环岛路内侧，有一座草木蓊郁的小山，名为胡里山。胡里山上，逶迄的城墙，环绕着巨大的炮台。在厦门周遭，除了胡里山炮台外，还另有多处炮台。这些气象雄伟的炮台表明，厦门是一个兵家必争的海疆要地。

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攻陷北平和天津。其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看出来，日本的野心，绝不会止步于华北，它迟早会对东南沿海发动攻击。

7月11日离开北平后，萨本栋前往南京向教育部报到，尔后，于24号来到厦门，并在两天后接管厦大。

就任校长后，萨本栋发布的第一道重要文告是减薪——私立十六年来，无论经费多紧张，厦大从未拖欠工资。但改为国立后，受战事影响，教育部拔款未能如期到帐。

萨本栋宣布，月薪两百以上的按六成支领，月薪在一百到两百的按七成五支领，月薪在五十一至一百的按九成支领，月薪在五十以下的全额支领。至于校长，也就是他本人，按三成五支领。

比处理薪水更让萨本栋头痛的是迁校。8月13日，日军袭击上海松沪。24日，厦门的日本侨民撤离。萨本栋明白，日军即将对厦门发起攻击，而地处厦门岛南端海滨，并与胡里山炮台毗邻的厦大，一定会遭到炮火袭击。

厦门大学西南边，隔着几百米水道，是一座只有一平方公里多的小岛，即如今已是厦门地标的鼓浪屿。1842年鸦片战争后，厦门开放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英、美、西班牙三国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

到1902年，鼓浪屿化身公共租界，更多西方国家在岛上设领事馆，修教堂，办学校，开洋行，鼓浪屿成了厦门最繁荣、最独特的地区。

与厦大一路之隔的胡里山绿树成荫，山顶及山腰，林立着数十门火炮，最引人注目的那一门，重达八万多公斤，炮管长达十一米，那就是清末生产的克虏伯大炮。

1937年9月3日，日军军舰炮击厦门，胡里山炮台的克虏伯大炮闻声迎战。刹那间，海陆之上，炮弹呼啸，吼声如雷。

几乎和炮台一样处于前沿的厦大校园里，师生们一下子感受到了战争的危险。于是，萨本栋决定，把学校暂迁鼓浪屿——今天鼓浪屿上的厦门二中，当年分属英华中学和毓德女中，它们，就是厦大在鼓浪屿期间的栖身之地。

鼓浪屿虽是公共租界，但它本身太小，且处于海防前线，并非久留之地。按国民政府规划，厦大也要像浙大、同济等东南地区高校一样，迁往山高水远的西部——四川、贵州或云南。

但是，萨本栋提出了他的主张：把厦大留在福建。

之所以这样做，减轻迁徙路途太远的困难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在于，萨本栋认为，当东南沿海的大学纷纷内迁，厦大只有坚持留在福建，东南各地的青年才有机会求学。

所以，他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主张是，厦大应该迁到一个交通相对发达的地方，以便闽浙赣粤学生就读。新的校址还要有一个比较优良的环境，师生才能在乱世的刀光剑影下安心教学。

福建省主席陈仪以及教育部同意了萨本栋的建议。但是，具体迁到福建哪个地方，才契合萨本栋的主张呢？

赣闽交界处的一座小城浮出水面。

那就是长汀。

4、

长汀，又称汀州。汉代设长汀县，唐朝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设汀州，治长汀，是为福建五大州之一。此后直到清末，长汀均为州、郡、路、府治所。

曾在长汀生活过的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把长汀与湖南凤凰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中国最美的两座小城。

宋代汀州知州陈轩有一首七绝，描写十分到位——一千年后的今天，虽然长汀长大了也长高了，但基本格局依然和旧时相差无几：

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

花继腊梅长不歇，鸟啼春谷半无名。

为什么选择长汀而不是其它闽西小城，和厦大教务长兼文学院长周辨明有关——周辨明的父亲，早在19世纪末就在长汀一带传教，对当地十分熟悉。当萨本栋决定迁往闽西时，正是派周辨明前往长汀一带考察并打前站。

长汀距厦门近三百公里，地处闽赣交界地带。这里群山环绕，道路崎岖，属于易守难攻之地，日军难以靠近——事实上，整个福建除沿海外，大多是山地，福建才在东南半壁失守的情况下，如同孤舟出没于惊涛骇浪，大部分未被日军攻陷。

历史上的长汀曾是州、郡、路、府治所，是闽西中心城市，但大多数人对它仍然一无所知。毕竟，它离沿海口岸太远，离中心城市也太远，它是一座陷在大山里的小城。

施蛰存描写说，“长汀一带，没有名山胜迹，都是平凡的山岭，从来不见有成群结队‘朝山进香’式的游客。山里永远是长林丰草，除了打柴采茶的山农以外，不见人迹，除了鸟鸣蝉噪，风动泉流以外，不闻声息。”

从海水拍岸的鼓浪屿到山深闻鹧鸪的长汀城，厦大师生必须渡过白鹭翔集的鹭海，必须翻越无数座大山，必须涉过无数条溪流。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脚。

经过二十天的长途跋涉后，1938年1月14日，厦大师生终于走进了古老的长汀。三天后复课，各年级学生共计一百九十八名。

5、

中国的大多数县市都能看到文庙。而今，这些几乎都属文物的老建筑，最多时，全国计有一千五百多座。

文庙既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府学、州学和县学校址。贞观年间，唐太宗下诏，“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自此文庙遍地开花。到明清，几乎每一府、州、县治所，都有文庙的红墙黄瓦。

对那些因战争硝烟而不得不内迁的诸多大学学子来说，文庙，是一个亲切而安稳的存在。

从浙大到西南联大，从同济到复旦，当然也包括厦大，几乎每一所内迁大学，都和文庙有不解之缘——当府学、州学和县学不复存在后，文庙往往因高大的屋宇，宽敞的庭院，居于市中心的位置而成为本地最重要的公共空间，而当纷飞的战火迫使学子们不得不另觅一处能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时，文庙便是首选。

长汀城里，从汀江边的济川门，到西北方的卧龙山麓，有一条主要街道，名为兆征路——几十年前，它的名字叫中山路。兆征路与南北向的横岗岭相交的夹角里，是当地人称为孔子庙的汀州府学文庙，即汀州文庙。

汀州文庙斜对过，横岗岭一侧，是长汀县学文庙，即长汀文庙。就是说，长汀有两座文庙，一座是汀州文庙，一座是长汀文庙。

如今，汀州文庙虽因早年修建政府办公楼和学校被拆除了一部分，但棂星门、泮池和大成殿等重要组成部分前些年得以复建。至于长汀文庙，老建筑几乎荡然无存。

那个夕光下的黄昏，当我穿过兆征路和横岗岭来到长汀文庙前时，我看到几米高的台阶处，就是那座老照片上熟悉的国立厦门大学的大门。不过，大门乃是十几年前仿建的——它致敬的，正是艰难条件下，厦门大学在长汀的峥嵘岁月。

6、

当年，厦大师生从大海之滨来到山环水绕的长汀后，长汀地方政府把专员公署楼以及附近的监狱署腾让给了厦大。

我看到过一张厦大办公室的老照片，是一栋两层的西式小洋楼，白色的墙壁，高大的罗马柱，楼前种有桂树等花木，看上去优雅漂亮。

至于悬有“国立厦门大学”牌匾大门后的大成殿，那是朱熹、辛弃疾和纪晓岚等名人曾经讲学的地方，它因其宽大而改作礼堂。

大成殿后面的崇圣祠和尊经阁等附属建筑，分别作了校长办公室、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大成殿前面的名宦祠和乡贤祠，则充当了教室——几十年后，老建筑被拆除，平整为中区小学操场。

和专员公署楼及长汀文庙一起提供给厦大的，还有汀州文庙隔壁的城隍庙。此外，同在中山路的长汀中学，也让出部分房舍。

当时，长汀有且仅有一家稍微像样的饭店，即长汀饭店，充当了包括施蛰存在内的教授们的临时居所。

至于身为校长的萨本栋，他没有住进条件相对较好的长汀饭店，而是住进了一座小庙。

多年后，我穿过横岗岭，沿着曲折的街巷，向着卧龙山方向寻找了足足半小时后，终于在一条破败的小巷里找到了那座小庙：仓颉庙。

这仿佛是一种暗示：仓颉是传说中创制汉字的人，据说，仓颉造字成功后，天雨粟而鬼夜哭。文字让人类文明得以代代相传，从而脱离蒙昧，“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

一个执教鞭，以教化天下英才为已任的大学校长，庶几，也相当于另一种意义上的仓颉。

在仓颉庙破败陈旧的木门旁，有一块褪色的红字匾牌：厦大校长萨本栋旧居。旧居里，简单的陈列着一些图文，介绍萨本栋的生平。破败逼仄的屋子，散发出一股腐败的霉味，让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我在屋子和小巷里盘桓了大半个小时，始终没看到一个人。天气闷热，半空中滚动着隐隐的雷声。

7、

考察民国时期的大学，我发现，校长们大抵有一个共性：他们既是各自专业学有所长的优秀学者——如竺可桢是气象学家，王世杰是法学家，韦卓民是哲学家，萨本栋则是知名物理学家和电机工程专家，他的《普通物理学》乃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用汉语撰写的高校教材。

几十年后，李政道还记忆犹新地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普通物理学》一书就是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先生著的。在当时，那是中国国内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生都要读的课本，这本书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难得的是，他们总是具有一种平易、宽容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既能开民主之风气，又能倡自由之精神。

1943级中文系学生朱一雄回忆说，在长汀上厦大时，他酷爱绘画，入学不久，就创作了五六十幅作品。有一天早晨，他没征得学校任何人同意，自作主张把学校礼堂的东西全部搬走，然后陈设他的作品。

就在他正忙活时，萨本栋和教务长谢玉铭进来了。萨本栋看到礼堂里陈列的画，有些愕然，问谢玉铭：我不是说要在礼堂给同学们讲话吗？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办画展？这是哪里来的画家？是什么人？

谢玉铭看了看旁边的介绍说：牌子上说他叫朱一雄，应该是一年级的新生吧。朱一雄听了，忙上前道歉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校长要用礼堂。

对这个莽撞的学生，萨本栋没有责怪，更没有让他中止画展，而是微笑着说，让我看看你的画吧。于是，“三个人在画展的许多画的前面走了一圈，萨校长在门口的签名簿上写下几行字，‘成功不能靠十分的天才，但要靠九十分的努力’。 ”写完，萨本栋要谢玉铭通知学生，“不开会了”。

几十年后，朱一雄垂垂老矣，仍对几十年前那个早晨发生的这一幕印象深刻。他总结说，“校长不仅在知识、技能方面教导我们，更让我们感受到最特殊的爱的教育”。

8、

1944年5月12日，长汀城外，那条如同灰色长蛇般的公路，延伸在起起伏伏的群山之间，来往车辆十分稀少。大概中午时分，两辆车在飞扬的尘土中擦身而过。

离开长汀的，是厦大校长萨本栋，他应美国之邀，前往美国讲学一年，顺带治病——萨本栋原本身强体壮，年轻时是有名的网球运动员，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获过美国高校鲍德温杯网球赛单打、双打冠军。

任厦大校长时，他年仅三十五岁，是所有大学校长中最年轻的。但是，短短几年高强度的操劳，他的身体垮了。

前往长汀的，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抗战期间，在中国考察过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李约瑟，不远千里，深入这座闽赣边界的小城，就是想看看被美国学者葛德石称为“加尔各答以东第一个大学”的厦大到底什么样。

李约瑟住进了萨本栋位于仓颉庙的房子，可惜，他没能和萨本栋见上面，接待他的，是代理校长汪德耀。

横岗岭是卧龙山下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小街西北侧，如今的县住建局一带，曾经矗立着一座江西人修建的会馆：万寿宫。李约瑟用镜头定格了几十年前的万寿宫，虽然是黑白照片，却不难看出雕梁画栋衬托的巍峨宏阔。

万寿宫让李约瑟颇有几分惊讶——他不是惊讶于万寿宫精美的建筑，而是惊讶于附设在万寿宫的厦大图书馆。

原本，李约瑟以为，像厦大这种在敌军压境的窘迫下内迁的学校，其图书一定损失惨重。加之长汀地处内陆，沿海被封锁后，肯定难以购买图书，图书馆多半乏善可陈——他此前参观过的浙大和复旦便如此。

李约瑟没想到的是，厦大图书馆不仅没有损失，而且还添购了大量新书和杂志，藏书量达到了八万余册。

厦大图书馆出人意料的丰富，不仅使李约瑟惊讶，还令另一位大学教授艳羡。此人即施蛰存的朋友浦江清。

浦江清曾做过陈寅恪的助教，与朱自清办过《国文月刊》，是知名学者和诗人。1942年秋天，他应西南联大之邀，从上海前往昆明任教。途经长汀时，顺道拜访老友施蛰存——同时也见了萨本栋，求贤若渴的萨本栋恳请他留在厦大，并表示愿代他和西南联大交涉，浦江清“感其意，恳辞。”

施蛰存带着浦江清参观了这所青山之下，绿水之滨的临时大学，厦大图书馆藏书之富，给浦江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文中写道：

“西文书，凡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据云语言、文学为林语堂，生物为林惠祥所购，故有底子。人类学书亦富。中文则丛书甚多，地方志亦不少，顾颉刚所购，金文亦不少。又有德文书不少，自歌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士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与浙大或同济这种八年间多次搬迁，一路颠沛流离的兄弟学校相比，只迁了一次，且路途仅几百公里的厦大十分幸运，不仅大量图书和仪器完整搬家，并且，萨本栋多方争取经费，在图书仪器方面的投入从不吝惜，“厦大每年添购的中外书籍杂志却是国内大多数的大学所不及的”。

因此，哪怕地处前线，但山深林茂的地理条件，使得小城长汀有如一条小小的诺亚方舟。方舟里，读书治学与经世致用仍然在不绝如缕地薪火相传——

在厦大实验室，李约瑟见到了周长宁博士。周长宁出自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由著名科学家麦克斯韦创办，至今已诞生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

在长汀，尽管周长宁四年没看到过新学术杂志，甚至连最基本的交流电也没有，无法使用少量的现有仪器，但他仍以他的方法从事宇宙射线的理论研究。

李约瑟还看到，化学系把一座监狱改建为实验室，保证学生有地方做实验，他们从土酒里提取酒精，用对数表原理制作计算尺和绘图纸。

大海之滨的厦大，海洋生物研究是其长项，早在1935年就组建了中央研究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室主任陈子英系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弟子。播迁长汀后，陈子英因陋就简，利用能获得的海藻制作琼脂和抗甲状腺肿的药物。

长汀以产土纸闻名。但这种土纸只宜墨汁毛笔书写，不宜钢笔书写。化学系师生对土纸进行改良，研发出一种既宜毛笔也宜钢笔书写，还可印刷的新长汀纸，迅速远近畅销。

至于施蛰存，他经常泡在图书馆，借助藏书，翻译了几十首希腊诗歌和不下三十篇戏剧作品。他根据图书馆藏古籍，编成两本专著，一本是有关金石的《金石遗闻》，一本是有关词学的《宋元词话》。

9、

长汀城北面逶迄而过的卧龙山林木清翠，又名北山。初到长汀时，施蛰存暂住长汀饭店，“有二室，颇宽敞”。

次年，厦大在北山脚下建成一批宿舍，施蛰存也搬进新居。新居开门见山，满山绿意争先恐后涌进门窗，施蛰存把他的书斋命名为北山楼。

以后几十年，尽管他早就搬离长汀，并且多次更换居所，但他的书房，永远都叫北山楼，为的就是纪念在长汀的这段难忘岁月。

日军虽无法直取长汀，日机却经常骚扰。据统计，八年间，长汀遭日机轰炸十五次。其中，仅1943年11月5日一次就炸死炸伤居民一百余人。不过，这一百余人里，没有厦大师生，厦大仅被炸毁了学生宿舍以及水力实验室等建筑。

草木葳蕤的卧龙山山腰，在厦大时期，矗立着一座大钟。这口大钟，既报时，也报警。山脚下，分布着四个幽深的防空洞。为了避免炸弹落到洞口导致洞中缺氧窒息，厦大把四个洞一一打通。

施蛰存回忆说，“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全校师生一起在山脚下打洞，挖防空洞。校舍在山下，每逢空袭警报一响，中文系师生群趋山上苍玉洞，踞岩穴间，议论上下古今，我有时带着书看。”

梅林、南寨和中山公园这些长汀的小地名，都出现在施蛰存笔下。人事代谢，河川变换，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地方大多数都已和当年迥然不同，但有一些地名还在沿用，一些基本的地理景观还大体保存。行走其间，历史往事一幕幕在眼前闪现——

今天的南寨已是城区的一部分，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幽静的林子。自从厦大师生来到长汀，南寨便是他们散步、休闲和读书的好去处。

乌石巷一位九旬老人，童年时经常到厦大玩耍，而他外婆的家，正好在萨本栋居住的仓颉庙附近。八十年过去了，谈起往事，老人如忆昨日——在他的记忆中，那个着长衫的中年人，看上去不像教授，不像校长，更像校工。他总是来去匆匆，和他的夫人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两间小屋里。

他的夫人在学校做义工，不拿一分钱。居所附近有一片空地，萨夫人就像当地人那样种上一些蔬菜。惟一不同的是，蔬菜旁边，还种了几株兰草和杜鹃。

厦大学生的回忆中，萨本栋的形象更为丰满。长汀不通电，学生自习只能就着油灯，萨本栋便将政府配给他的小车的电机取出来，改造成发电机，为教室和图书馆供电。

亲历此事的厦大学生陈兆璋回忆说：“内迁各大学的学生都在豆也似的油灯下看书，而我们仍有电灯设备，实是不可多得……”只是，从那以后，萨校长到省政府临时驻地永安开会时，只能坐用木炭作动力的客运班车，短短一百多公里，来回耗时三天。”

1946级机电专业学生葛文勋回忆说：“每当电机过载，灯光晕黄欲灭的晚上，就可以看到萨本栋扶着拐杖，从仓颉庙宿舍，走向跑道终端的电机木屋，亲自和技术员一起拿着扳手，动手调修发电机和引擎。他那弯曲的背影，在同学们的心上映出一个无私奉献的代号。告诉我们‘伟大的人’不只在历史上存在。‘伟大’就在我们面前。”

长汀地处内陆，但有汀江和外界沟通。与其它内迁大学所在地相比，长汀的物价更便宜，生活相对方便。

一个学生在信中告诉亲朋说，“长汀并不如我昔日所想到那样荒僻，夹在汀江中的水东街，那里日常应用东西都有，沪、粤制造的杂货，外洋的装饰品，靠着南流的汀江转运，都得输到市上来。”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厦大师生在长汀的生活水准日益降低。为此，萨本栋派人到稻米产区，用较低价格购回糙米，又让食堂用黄豆自制豆腐，以补充蛋白质之不足——长汀向来以豆腐闻名，早在厦大迁长汀前数年于长汀就义的瞿秋白有一句名言：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厦大学生中，不少人来自沦陷区，或与家庭失去了联系，或虽有联系但家中无法提供经费。对这些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萨本栋争取到了政府发放的贷学金和社会各界的救济金。一度，厦大靠贷学金和救济金生活的学生高达七成。

获得贷学金的学生，在食堂吃饭只需登记，不用付钱。等他们毕业时，由于法币贬值，他们欠下的贷学金已经微不足道，不用再归还了。

那位冒冒失失在大礼堂自办画展的朱一雄，画过许多以厦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其中一幅叫《萨本栋病中授课》：云岚轻浮的北山下，一间木屋里，几个学生围着萨本栋。萨本栋坐在椅子上，手指黑板，正在讲课。

萨本栋是校长，本身有繁忙的行政工作，原不用上课，但他不仅亲自上《普通微积分》、《微积分》，还代开过《普通制图学》、《机械制图学》，个别课程无人讲授时，他总是亲自代课，故而师生戏称他是O型代课者——像O型血一样，是万能输出的。

校长的严谨自律以及无私付出，深深地感染着厦大学子。后来，在厦大学生潘懋元记忆中，“抗战时期，厦大最令人怀念的，是当时良好的学风。学校山坡上，树林间到处都是用功读书的学生。教室是简易的木板房，教室里似乎总有学生在学习，学生们夹着笔记本匆匆进出。”

年近百岁的潘懋元动情地说，“我见到萨校长时，他三十九岁，但是腰已经弯了。到他1944年离开厦大赴美治病时，已经像我这样需要拿着拐杖走路了。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下，长汀时期的厦大师生在艰难困苦中展现出了一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

10、

山明水秀的长汀收留了漂泊的厦大，而厦大也反哺了长汀——就像浙大反哺湄潭、同济反哺李庄、东大反哺三台、华大反哺喜洲一样。

尽管长汀是一座有着辉煌过去的历史名城，曾是州、郡、府、路治所，是张九龄、辛弃疾、陆游、徐霞客驻足过的文献之邦，但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层层大山的包围，决定了它在八十多年前的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一方远离现代文明的蒙昧之地。

厦大在长汀的立足扎根，以及长达八年的弦歌不辍，一步步地改造了这座原本落后于时代的小城。

首先是教育。厦大迁长汀前，长汀仅有一所初级中学和若干私塾，而在厦大读书的，无一名长汀子弟。

厦大到来次年，长汀的现代教育迈出了迟到却必须的第一步：原有的初级中学扩充班级，增办高中；新办长汀县中；小学大量开办，私塾绝迹。

到这些学校担任教师和校长的，大多是厦大毕业生。比如长汀县中，首任校长即厦大学生潘懋鼎。至于考入厦大的长汀子弟，也实现了0的突破，并逐年增加。

如果说开办学校旨在教育子弟，使其成材的话，那么，厦大经常举办的演讲会、辩论会、展览会和游园活动，它们面向的则是普通民众，这种春风化雨的文化普及，在文盲高达七八成的长汀，足以改造一代人和一方天地。

其次是文化。厦大来到长汀前，长汀没有任何出版机构，也没有报纸。所有新闻，大抵靠道听途说。一开始，厦大由学生轮流通过收音机收听新闻，记录后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十字街头，是为长汀最早的“新闻纸”。

及后，厦大创办了《唯力》《厦大通讯》《汀江日报》《巨图》等报刊。其中，《汀江日报》畅销闽赣两省，后改名《中南日报》，由厦大校友罗翰君运营。《中南日报》每周有多个学术副刊，均由厦大教授主持。

《巨图》作为文学刊物，作者以本校师生为主，也向外约稿，知名作家、诗人如夏衍、秦牧、魏金枝、李金发都曾在《巨图》发表过作品。

创办报刊外，厦大还成立了社会教育服务处，负责向民众提供免费阅读的报刊，接受民众各种咨询，并为民众代写文书。厦大还组建了多个剧团，在长汀城乡公演话剧，教唱歌曲，以及举办邀请长汀民众及驻地美军参加的各种体育比赛……

诸种在长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经由这群风尘仆仆的学子从远方带进来，古老而封闭的长汀，如同婴孩般睁开了好奇的双眼：山外的世界啊，原来，是另一番模样。

再次是经济。长汀城区本属弹丸之地，厦大数以千计的师生及家属入驻后，连续数年间大兴土木，一栋栋房屋在卧龙山下拔地而起，一直向东延伸到乌石巷口的汀江河畔。这些建筑除校舍和宿舍外，更有此前长汀罕见的实验室、图书馆、发电厂、实习工厂以及篮球场。短时间里，长汀市区扩张了近一倍。

对此巨变，厦大中文系教授郑朝宗在散文里说，“小山城一眨眼变成了初具规模的文化城……莘莘学子不远千里，来自闽、浙、赣诸省，弦歌之声响彻山城。”

与当地大多数家无隔夜粮的升斗小民相比，厦大师生尽管也不算富裕，但基本生活尚有保障。上千人的各种消费，极大地刺激了长汀的经济。

汀州文庙正对面，是一条名为店头街的老街，从城中心直通汀江边的惠吉门。这条如今已系长汀网红打卡地的步行街，数百年来就因地处城中心且又沟通市区与码头而为最重要的商业街。

厦大的长汀时代，宽不盈丈的店头街，是厦大师生日常消费的主要区域。遍步街面的小吃店、小卖部、小酒馆、小书店，那时候，三三两两，大多是操着外地口音的厦大师生。

对长汀的这种变化，早在1940年，厦大的一位学生就写道：

“全年十数万的金钱，也都在长汀的市场消费了，于是长汀的市场繁荣，各项崭新的建筑出现了，从断瓦颓垣的荒址上矗立起新式的洋房，在民众们古老因袭的中式建筑中，起了绝大的变化与影响，其他如新式公园之开辟，清整旅社之成立，旧式马路之改造，虽为县政当局之努力功绩，而母校之帮助与影响，亦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现在这七闽穷处的古老荒废的长汀，具备了新兴都市的气象了。”

最后是思想。虽然中国大半河山被日军占领，但长汀毕竟未受日军直接侵略，普通民众对外敌并无切肤之痛，仿佛抗日也是相当遥远的与已并无太大关系的他乡之事。

厦大来到长汀后，通过演讲、戏剧、歌咏、座谈、辩论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战。这些长汀大多数民众此前闻所未闻的活动，简单、直接、有效地使民众觉悟、觉醒。

厦大学生许荣度在一次演讲后总结说，“这一天的听众很多，每一条长汀较为热闹的街道都挤满了人，每一个听众都用好奇的眼光倾听着，整个长汀城陷在怒号咆哮的声中，这是抗战以来古长汀的第一次警钟，这警钟震动了成千上万的长汀同胞，全长汀在抗战序幕中永远地觉醒了。”

11、

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教育何去何从，曾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少政府官员、大学校长、教授都参与了这场大讨论。

一派认为，高校应服务于抗战，国家危难之际，高校当停止日常教学，投入到抗战中。如张治中在长沙临时大学演讲时，愤怒地质问在场学生：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什么？

一派认为，哪怕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但教育作为国家长线事业，对战后国家的重建将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保存实力，战时仍坚持办学。如重大校长胡庶华说，“现代战争是参战国整个民族知识的比赛和科学的测验，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接了当改为军事学校。”

后一种观点，得到了包括官方在内的更多的认同。战时需作平时看，纵使山河破碎，但大学的任务，仍在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和专门人才的培养。

这显然也与萨本栋的理念一致。抗战期间，他经常对学生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

潘懋元回忆说:“我进学校之后听他第一次报告，他就对我们新同学说，我们中国抗战必成，抗战一定胜利，所以我们现在培养的是建设国家的人才，是战后建设国家的人才。”

12、

“宁可放弃量的发展，以谋求质的改进”，这是萨本栋作为厦大校长的办学方针。

长汀期间，厦大从抗战前的三个学院九个系，在校生不到三百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四个学院十五个系，在校生超过一千人。为厦大学生授课或讲座的先生名单上，一大串影响深远的知名人士赫然在列：马寅初、李四光、朱家骅、华罗庚、王亚南、卢嘉锡、施蛰存、林庚、郑朝宗……

到长汀小城里为厦大师生传道的，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不少外国学者，其中著名的如《中国科技史》作者李约瑟，美国地质专家葛德石，英国纽凯索大学教授雷立克特等。

八年里，从厦大走出去的学生计五千余人。五千余人中，出了院士十六人，大学校长六人，至于优秀的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则数以百计。

1946年6月，当厦大告别暂居了八年的长汀重返厦门时，长汀各界人士送给厦大一块匾，匾上的四个大字，是对厦大长汀八年玉汝于成的总结，也是对包括萨本栋在内的那一代厦大师生的礼赞：

南方之强。

任厦大校长时，萨本栋提出只做一年，事实上，他干了整整七年。七年的殚精竭虑与鞠躬尽瘁，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七年前，他还是网球场上闪跳腾挪的运动员，七年后，他已身患多种疾病，甚至连抬头挺胸都困难。不过四十岁，就已头发花白，要拄着拐杖行走。

1944年在美国和英国讲学一年后，萨本栋回国，但没有再回他曾呕心沥血的厦大，而是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干事，并当选第一届院士。

1948年，身体日衰的他前往美国治疗。次年，病逝于美国旧金山，年仅四十七岁。

13、

去美国前，萨本栋回了一趟老家。他的老家在福州三坊七巷的朱紫坊。萨氏家族中，既出过萨都刺这样的著名诗人，也出过萨镇冰这样的高级将领。1902年，萨本栋就出生于萨家大院的某间卧室内。

一百年多过去了，我走进幽暗而深的大院，市声远循，空庭寂寥。午后的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射进来，落在天井中的青苔上，有如梦境。

是的，一代人早就走完了他们的悲欣人生路，一个时代也早就弹指而逝。只是，在回忆与追思中，故人和故事或许还会带来经久不息的感动，感慨和感伤……

2024，8，1，夜半，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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