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投身抗战洪流的欧阳文彬

欧阳文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社

百岁老作家欧阳文彬（1920—2022）生前多次对我说起，想撰述传记，书名也想好了，叫《一生都在风浪中》。虽然最终未能告竣，但欧阳跟我谈起抗战的艰苦岁月，依然常常在我脑际萦绕。

流亡学生的日子

欧阳文彬曾跟我说，她祖籍湖南，出生在美国，一岁时由父母从美国带回，以后一直跟随在南京从事教育工作的母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在南京上的幼稚园，那是母亲留美同窗陈鹤琴创办的。1937年她以优异成绩从南京市立第一中学毕业，并顺利考取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可此时，抗战烽火已遍地燃起。南京、苏州等地民众纷纷逃离，踏上离乡背井之路。她只得随母亲流亡到内地长沙。而东吴大学也要撤迁到江苏高淳，这样，十七岁的欧阳虽然考取此校却无法前往就读。

到了长沙，那里的湖南大学等高校都已停止了招生工作。无奈之下，母亲想办法让她插班进入民办群治农商学院经济系。可是长沙也不太平，日机天天轰炸，警报拉响，人心惶惶，赶紧躲进防空洞，待敌机飞离，人们出来一看，好好的房屋已经炸毁，没来得及逃跑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横在街头，惨不忍睹。两个月不到，群治学院也被炸平，只得停课。一个月后，听说北平的民国学院迁到长沙，虽然已是学期中间了，仍可就地招生，这给了欧阳一丝上学的希望。她与一批同样流亡到长沙的学子，进入该校就读。虽然不是名校，老师却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吕振羽、翦伯赞，文学理论家谭丕模等，作家张天翼教“文艺写作”，爱好文学的欧阳，虽然读法律专业，却选修了这门课，她想学习写作诀窍，可张天翼一进教室讲课，就说“文学写作是没有诀窍的，只有多读多写，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书”，当场布置习作并一一讲评。欧阳的作文不差，多次受到张天翼的辅导，两篇小说习作推荐给长沙《观察日报》副刊编辑黎澍，刊登后对欧阳鼓励甚大。

青年欧阳文彬

在民国学院，还有一位教世界语的地下党老师陈新，他在讲课中要求学生热爱国家，关心抗日救亡活动。他引导欧阳不断接受革命道理，最终介绍欧阳在1938年6月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在民国学院读了两个学期后，欧阳因缴不起学费，更因病无法随学校迁往湘西，在进退两难之际，张天翼知道了，对她说国难当头，课堂不是唯一选择，有志青年应该到抗日熔炉中锻炼自己。在长沙街头，欧阳第一次听了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的演讲，更坚定了她的决心。她决定辍学，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张天翼、陈新、徐特立无疑是欧阳走上文学和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加入抗日宣传队

在党的指示下，欧阳参加长沙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与文艺工作者们一起，去医院慰问从前线抬下来的伤病员，看到他们年轻的身影卧在病床，欧阳有说不出的难过。见一位头缠纱带的战士，只露出鼻和嘴，她轻轻走过去，一口一口喂他进食，心中充满崇敬之情，也激起对日本鬼子的更大仇恨。不久，她进入“一致剧社”，都是有共同遭遇的流亡青年，更有共同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决心，大家走街下乡，在民众集中的地方，刷标语，画漫画，唱救亡歌曲，演活报剧等。有一次，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演到卖艺老汉鞭打自己女儿时，竟有观众自动冲出来抢夺老汉的鞭子。欧阳和大家的演出，取得如此效果，说明真正打动了群众，现场的激昂情绪也激励剧社演员，要更好地演好抗日救亡的戏剧。

这年冬天，国民党在长沙推行“焦土政策”，敌寇还未到，就自己动手一把火烧毁了这座古城，无数百姓葬身火海。欧阳与母亲幸好躲过灾难，劫后余生，她找到党组织，提出要上前线杀敌的强烈愿望。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欧阳参加了九战区政治部大队流动宣传队。这个队由二十多人组成，主要任务就是到长沙及湖南各地乡村宣传抗日。大家都是徒步行走，每到一个村庄，就用演讲、歌唱等形式，传播抗战道理。因为流动性很大，大家只能轻装上阵，日日行军数十里，汗水湿透衣服，灼热的阳光加上体温，把衣服焐干晒干，女同志多有不便，只能硬扛，咬牙坚持。欧阳心想，环境再艰苦，前程是充满希望的。

欧阳文彬传记手稿

由于当时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势较为严峻，按上级指示，欧阳和九战区流动宣传队中的几个党员，陆续找理由离队，自找工作，再接组织关系。欧阳也托病回家，住到零陵老家，焦急地等待机会。一天，欧阳在《救亡日报》上看到一则招生广告，令她兴奋不已，内容是桂林的新知书店招聘店员和练习生。当时桂林是抗战气氛最好的大后方，集中了许多进步力量，使欧阳心向往之。于是，她决定前去应聘，背个小布包就上路了。没钱买火车票，凭着九战区发的一身军装和一纸准假证，就免费搭车进了桂林。她也不知道，此行是凶是吉，路在何方。

在书店传播抗战真理

一下火车，欧阳直奔桂西路上的新知书店，接待她的正是新知书店总经理徐雪寒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问了她一些情况，就说考试还没开始，在店里先住下吧。欧阳一听，觉得有盼头了，晚上待门市部关门后，放书的长桌就成了她的栖身处。白天，她与店员一起，帮着搬运图书，整理上架，把书店当家里，店员们也把她当自家人一样。到考试这天，徐雪寒交给她两个任务，一是拟一份考题，经徐看过后就通过了，另一个任务是接待考生。考生们以为欧阳是老员工，其实她是没经考试就被录取了。从此，欧阳的一生，就与书刊打交道，没有离开过新闻出版界。

1941年“皖南事变”后，抗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反动当局对进步书店加大了迫害。继生活书店被勒令“限期停业”后，新知书店也面临关店的危险。为了减少损失，在反动派下手查封之前，先把书店盘给广西进步人士开办的文化供应社，一夜之间换了店招，店员也是新知原班人马，第二天开业，欧阳与店员们都是熟门熟路，有条不紊。由于文化供应社创办人与国民政府的一些文职人员较熟悉，体现出进步力量对新知书店的支持，同时也保存了抗日的有生力量。

两年后，由于欧阳工作出色，党组织把她调往重庆，新知书店总店负责人沈静芷向她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书店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区域开办一家书店，方便政府工作人员就近购买进步书刊，以此来凝聚更多抗战力量。新知书店决定在上清寺开设分店，又不能让人觉察到这是一家与新知相关的进步书店，就取名亚美图书社，人员都从外面调入。这样，欧阳悄悄地到曾家岩五十号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接上组织关系。作为店里唯一的党员，欧阳从负责财务会计，到担任经理。在经营方针上，亚美图书社采取较灰色的策略，即政治色彩不外露，如我党刊物《群众》，藏在柜台下面，只售给熟悉的读者。进步作家及革命理论书籍，夹在知识类书籍中，只露出书脊，供读者自选。如此，不但吸引了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重庆大学等校的青年学生也来了不少。亚美不但销售图书，还成了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的联络点。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保释出来后，就在亚美与文友们会面。由此欧阳认识了作家胡风、吕荧、中央通讯社编审兼文风书店总编辑韩侍桁等，得到他们不少帮助，搞活了店内经营。

欧阳文彬与本文作者

可是，好景不长。有人支持亚美，也有人来捣乱。国民党机关巧立各种名目进行敲诈勒索。先是地区保甲长以“维持治安”为名，要店里派人去街上义务站岗、巡夜，店里人手紧张，只得付些钱，让勤杂工去应付了事。接着又要抽壮丁，大白天闯进几个警察，抓走店员老周，欧阳赶紧追到派出所，眼看老周将与一批壮丁被拉走，就急中生智报告了新知总店领导，终于通过关系，花了一笔钱把老周救出。还有就是三天两头来查账，因亚美的开办经费全是新知拨付的，一旦查起来就麻烦了。只得通过税务局的朋友，请税务稽查官吃饭，酒后吐真言，这稽查官又诉苦又发牢骚，查账之事自然不了了之。更难以对付的是，当局常常暗地里派特务进店查书，表面上说查违禁书，实际就是找茬闹事，不让书店经营下去。

终于有一天，一个特务头子模样的人进店，扬言要找经理，并勒令书店立即停业。他们先把欧阳软禁起来，在找不到保人之前不得自由行动，其余店员解散自谋出路。冯雪峰闻后，赶紧找好友韩侍桁来担保，终于使欧阳脱险。后经党组织研究，决定撤销亚美这个据点。为了不暴露身份，欧阳想另找一份工作暂时安身。可前途茫然，她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正在这时，开明书店的傅彬然闻听后，找到欧阳，说与叶圣陶商量决定，请她进开明书店工作。这样，欧阳进了《中学生》编辑部，从读者、作者，最终成为《中学生》的编辑。

战时的《中学生》，已把重点从文化辅导转到团结抗日、民主进步的宣传上。在抗战消息被封锁的情况下，《中学生》发表宋云彬的《抗战四周年回顾》等文章，向青年读者透露了许多事件的真相。《中学生》就是这样，帮助青年认清形势，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并以《中学生》杂志名义，代表开明书店参加各种抗战宣传活动。在编辑岗位上的欧阳，思想上得到极大的提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欧阳与开明书店同人一起，从四川回到上海，在虹口迎接上海解放。

晚年欧阳文彬

上世纪50年代初，欧阳文彬从市委宣传部调到公私合营后的《新民报》晚刊（《新民晚报》前身），担任报社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当初还没有党委建制）、副总编辑。进入晚年，欧阳请我协助她编辑五卷本《欧阳文彬文集》，常有机会听她聊天。一天，她拿着一张旧照片说，这是我抗战时期所摄，给你留个纪念。这张珍贵的肖像照，更是她抗战经历的一个缩影。

原标题：《记忆 | 韦泱：投身抗战洪流的欧阳文彬》

栏目编辑：郭影 文字编辑：史佳林

约稿编辑：殷健灵

来源：作者：韦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