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到底有没有过“人海战术”?其实“三三制”也不是都适用

在热兵器早期年代，火器技术发展水平低，杀伤距离近，极大限制了作战效能。因此，在那个年代为了最大限度增强单位火力投射密度，经常会出现两军“排队枪毙”而死伤枕藉的场面，让很多初级军事爱好者大感惊奇。

后来腓特烈大帝进行军事改革，创新“斜线战术”，大大提高了火力使用效率。而战神拿破仑受其影响，在加强步炮协同作战的同时大力推广散兵线战术，更使热兵器战争的面貌焕然一新。此后，世界列强普遍接受了散兵线战术的思想，并随着兵器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从而演变成为我们熟悉的战争形式。

在散兵线战术时代，火器投射能力虽然大大提高，但为寻找弱点并突破敌人防线，提高单位兵力火力突击的密度仍然非常重要。于是部队蜂拥冲锋的现象便屡见不鲜，虽然没有“排队枪毙”那样触目惊心，但在枪林弹雨打击下的伤亡场面也可想而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出现了一个“人海战术”的称谓，倒是颇为形象。

在几十年的内外战争中，我军凭借高度的组织力和纪律性不断发展壮大，并在战术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即使在全局处于兵力火力劣势，但通过出色的战斗组织往往能在局部形成对敌人的兵力优势，以多打少，一举歼之。这种仗打多了，敌人便陷入恐惧，蔑称我军使用的是“人海战术”。

说到“人海战术”，有两部电影恐怕大家都有印象，一部是《太极旗飘扬》，另一部是《我的战争》。这两部片子虽然隔了十多年，又是中外有别，但在表现志愿军冲锋时却有异曲同工之效：但见志愿军的冲锋队形席卷山野，密密麻麻而来，红旗招展，杀声震天，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既如此，便不能说“人海战术”只是敌军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电影不也这样表现嘛。

实际上对我军而言，“人海战术”并不是如字面所示那样简单。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往往面对要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要想取得胜利，就只能在战略筹划和战术组织上精益求精。由于长期在装备、火力、后勤等方面处于较大劣势，全面同敌人展开对抗并不现实。因此具体到每一次战斗，我军总要想方设法形成局部对敌人以多打少的相对优势，先要有效找到突破口，尔后组织多梯队多波次的密集队形攻击，以锐利的突击打破敌人防线，造成敌人的总崩溃。这一战法的好处是能够集中有限资源，在最短时间内突破并打垮敌人，从而赢得局部战斗，并促进全局发生质的变化。

第四野战军著名战将汪洋写过一部力作《十次突击》，其中对于密集冲锋战术有过一段很好的总结：“要攻占敌人阵地，击退敌人的反冲击，必须用‘尽量多的兵力兵器迅速进入突破口展开强有力的进攻’，所以形成了需要大量的兵力兵器与狭窄的冲锋道路之间的尖锐矛盾。而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采取密集的冲锋队形。采取多路密集队形，达到在最短时间内将最多的突击队及伴随火器进入突破口，以足够多的兵力兵器攻入纵深，撕开突破口。”

有人可能会问，不是总说四野部队战术好，“一点两面三三制”吗，怎么也搞密集冲锋队形呢？其实这并不矛盾。在对敌人防线进行试探攻击，寻找突破口时，“三三制”队形是适用的，一波一波四面跃进，看着队形稀疏，但威胁性很大，能够有效减少己方的伤亡，节约有限的兵力火力资源。当找到突破口，并形成一定突破后，为尽快扩展战果，就要将尽量多的兵力兵器迅速投入突破口，以强有力的攻势打垮敌人。此时，再用三五成群的队形显然已经不够，实施密集冲锋便是应有之义。在国内战争中，四野部队的这一战术屡试不爽，每一祭出便让敌军惊恐不已。

然而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遇到装备火力后勤通信远超国军的美军时，情况便发生了很大变化。作战区域往往处于美军强大的火力控制下，志愿军以“三三制”队形发动攻击也要遭受较大伤亡。即使寻找到敌防线薄弱点并形成突破后，但力量已经损耗很大，继续扩展战果困难。加上志愿军的通信能力较弱，要组织后续部队将较强兵力火力投入突破口，需要一定的时间窗口。但在美军的快速反应之下，这个时间窗口很容易失去，美军能够迅速组织力量堵塞突破口，并以火力拦截志愿军后续部队，致使我前期作战功亏一篑。如在著名的第四次战役砥平里战斗中，上述情景便屡屡上演，志愿军的“三三制”加密集冲锋战术遭遇瓶颈，数千官兵血沃沙场。

综上所述，密集队形冲锋并不等于“人海战术”，但密集队形冲锋也是有条件的，对于敌我军力情况的依赖性较大，需要在具体历史阶段中进行考察，而非人云亦云那样简单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