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英 张帆：论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区域协调

作者简介：罗英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帆，湖南大学法学院。文章来源：《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5年第4期，转自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公号。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摘要

当前，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际划分的显著性差异所引发的“类案不同罚”等问题，亟需市场监管部门深入研究。区域协调的必要性根植于制度统一性、执法公信力与技术适配性三重维度的现实需求。裁量基准创设依据模糊导致规则碎片化，地方逐底竞争加剧市场分割，算法“黑箱”侵蚀程序正义——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形成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系统性风险。需以“公平—效率”动态平衡为价值导向，从厘清规则制定权限、完善利益衡平程序、优化技术治理机制三个维度提出系统性治理对策。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行政处罚等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这一重要部署为规范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指明了方向。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直接关涉市场秩序稳定性、市场主体权益的平等保护以及行政效能可持续性的基础性制度。然而，当前市场监管领域的裁量基准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化特征：一是基准制定差异，地方裁量基准数量庞大，权限划分模糊；二是利益追求差异，地方“逐底竞争”与政策工具化；三是技术应用差异，数据标准不统一与算法透明度不足。由此引发的“类案不同罚”问题存在从个案争议演化为系统性治理难题的风险，直接冲击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根基。完善我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既要面对市场监管系统内部显著存在的区域性差异，又要考量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均衡发展问题，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并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成为市场监管法治化进程中亟待回应的问题。本文以“公平—效率”的价值平衡为逻辑主线，分析完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的现实必要性及面临的现实梗阻，并探讨如何通过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在尊重地方治理差异化需求的同时实现裁量基准的法治统一。

一、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的现实必要性

推进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区域协调，根植于制度统一性、执法公信力与技术适配性三重维度的现实需求。从规范层面看，区域协调是消除地方规则割裂、构建统一市场制度的必然要求；从价值层面看，其是弥合形式合法与实质公平鸿沟、重塑执法公信力的关键路径；从技术层面看，其是破解数据“孤岛”与算法“黑箱”、释放智慧监管效能的底层支撑。三者共同构成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的正当性基础，对市场监管法治的有序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制度性保障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市场分割。当前，我国市场仍面临“制度性交易壁垒”，在市场监管行政处罚领域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类案不同罚”。如2019年发生在上海市不同区的两个案例，两家公司都是“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或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前者违法货值金额和认定违法所得金额都为525元，后者货值为33.6元、违法所得认定为21.6元。对两家公司的处罚结果都是没收违法所得，但前者罚款为5000元，货值较低的后者反而罚款20000元。“类案不同罚”现象折射出地方裁量基准的差异化，直接导致企业跨区域经营合规成本攀升，形成“一地一策”的区域市场分割。经济欠发达地区因财政资源有限，可能倾向于通过降低罚款额度吸引投资，而相对发达的地区更注重通过高额罚款维护市场秩序。在缺乏统一规则或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之间的“逐底竞争”现象不仅扭曲了市场信号，还可能导致监管套利，从而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在于要素自由流动与规则统一，完善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制度性保障。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能够降低经营主体因规则差异而产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发布的《2024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显示，多数城市的财政信息公开仍不完善，财政透明度不足直接反映出地方行政规则的不透明性，这可能增加企业跨区域经营的合规成本。2022年8月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工作意见》）要求通过“层级统合机制”实现规则整合，其本质是通过法治手段消除地方性规则的外部性。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区域协调机制可通过“负面清单”等方式明确地方自主裁量权的边界，既能维护法治统一性，又能兼顾地方治理灵活性，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和监管环境，最终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

（二）为强化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公信力补齐制度短板

执法公信力是政府权威的基石，“类案不同罚”现象严重削弱了公众对执法公正的信任。实践中，地方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需求等非法律因素调整裁量幅度，导致形式合法与实质公平的失衡。行政处罚“类案不同罚”形式上可能符合地方行政裁量规则的要求，实质上却是将裁量权异化为“政策工具”。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有利于灵活运用“过罚相当”原则，增强执法公信力。裁量基准的法治化需在“规则之治”与“个案裁量”之间寻求平衡。《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过罚相当”原则，可以有效解决处罚规范明确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的困境，更有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监管执法中，过罚相当原则有三种不同的核心功能：划定市场监管执法权的运行边界、确立法律法规与裁量基准的变通逸脱机制、为其他合理性原则的适用提供载体依据。可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可以形成与实践需求更为适配的裁量基准，减少执法者的主观恣意，更好地发挥“过罚相当”原则的作用，由此达成“规则之治”与“个案正义”的平衡。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有助于以程序公开与公众参与约束裁量恣意，维护行政执法工作的权威性。根据《工作意见》要求，裁量基准的制定应遵循公开、公众参与原则。如广东省在修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时，通过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吸纳企业、行业协会和公众意见，最终将“当事人共同生活的父母、配偶、子女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等情节纳入修改后的“应当或可以从轻或减轻”的裁量基准体系中。此类程序不仅可以增强裁量基准的民主合法性，还可以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实现实质公平。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可推广先进经验，倒逼裁量基准的透明化与民主化。有学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裁量基准的控权逻辑是行政自制。裁量基准的制定、公开、执行等问题，都只能依靠行政机关的道德感悟，而不能直接通过外部手段予以强加。这可能导致实践中各地行政机关对于裁量基准的公开程度不一。裁量基准的区域协调有助于促进区域间的公平竞争，促进区域间裁量基准制定等先进经验相互借鉴，也能避免部分地方行政机关因公开压力而延缓或回避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与公开，减少因裁量基准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公平现象。同时，公开的裁量基准有助于提高行政相对人的可预见性，增强其对行政决定的信任，提升执法公信力。

（三）为提升数字政府时代智慧监管效能提供标准化支撑

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智慧监管已成为提升执法效率的核心路径。截至2024年12月底，福建、山东、江苏等省纷纷建成省级智慧监管一体化服务平台，但算法模型中缺乏统一的裁量参数标准，导致“数据孤岛”与“算法歧视”并存，容易出现某地监管系统因未纳入部分地区案件数据，算法自动生成的裁量建议显著高于或低于实际执法水平的问题，引发企业投诉，反而降低了执法效率，更侵蚀了市场主体对智慧监管的信任。完善区域协调机制聚焦数据标准化的“基础性作用”，延伸至算法透明化的“高阶治理”，形成“数据→算法→价值”的递进链条。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可以统一数据分类与裁量参数标准，为智慧监管提供底层逻辑支撑，破解“数据孤岛”与“算法歧视”问题。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市场监管的数字化转型已从“技术赋能”迈向“规则重构”阶段。当前，区域间裁量基准的差异直接体现为数据分类、要素权重及量罚幅度的不统一，而根据这些裁量基准数据训练出来的大数据模型也可能产生明显的选择偏好和倾向。由于大数据模型是由人制作的，数字技术在应用环节难以完全中立，并且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规避程序中立性要求，可能出现A省将“违法情节严重性”量化为销售额的10%，B省则采用固定金额阈值，导致同类行为在不同区域的算法模型中触发截然不同的处罚建议。“数据孤岛”的根源在于区域间数据分类与录入标准的不统一，“算法歧视”的本质是裁量参数的区域化差异被技术放大。完善区域协调机制可以通过统一数据分类与裁量参数标准，破解“数据孤岛”与“算法歧视”的技术困局，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法治统一性与技术理性深度融合的体现，契合智慧监管目标。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强化算法透明度与解释性标准，可消解“黑箱监管”的合法性危机，推动技术治理转向“公平可溯”。实践中，由于部分地区的裁量模型未公开参数逻辑，导致企业难以预判处罚结果，甚至出现“同案异罚”的系统性偏差。市场监管行政处罚如果使用了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术，对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对这种技术影响处罚决定的方式作出解释。通过区域协调，整合各地区的监管资源和技术力量，形成监管合力，促进各地区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共同应对跨区域的算法问题，进一步统一算法可解释性的标准和要求。如通过建立跨区域的算法监管平台，实现对算法的实时监测和风险预警，提高对算法的监管效率和效果。区域协调机制不仅能够释放智慧监管效能，更能以技术刚性约束裁量恣意，最终实现“数据驱动”与“规则之治”的深度融合。

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规范与事实的框架内审视，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区域协调困境呈现出多维度的复杂性。从宏观制度层面来看，立法权配置模糊引发裁量规则碎片化，这是制度设计在规范上的瑕疵；从区域利益博弈的事实层面分析，地方逐底竞争导致市场分割，反映出各地在利益驱动下的现实选择；而从技术应用的事实层面考量，算法“黑箱”侵蚀程序正义，揭示出技术在实际运用中的异化问题。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不仅涉及规范与事实的双重困境，更形成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系统性风险，对市场监管的统一性和有效性构成严峻挑战。笔者拟从规范、利益与技术三重维度切入，系统剖析区域协调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深层矛盾。

（一）规范创设依据模糊与调整滞后

裁量基准制定权法律依据模糊，导致区域间的裁量基准出现大量重复并流于形式。《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虽赋予行政机关制定裁量基准的权限，但未明确地方权限划分的具体标准。实践中，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常依据市场监管总局2022年10月印发的《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制定地方基准，但该文件仅规定了“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实际”，未对地方自主权的边界作出清晰界定。地方行政机关常以“地区实际”为名行使裁量权，大量制定地方裁量基准，导致地方裁量基准重复化、形式化与滞后化。据初步统计，省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准有1000多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准有1200多个，区（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准近3000个。这种立法模糊性普遍存在于市场监管等行政执法部门，使得地方裁量基准呈现“碎片化”特征，加剧了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的不确定性。

地方裁量基准的修订普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类型随经济发展快速演变，但地方裁量基准的修订周期普遍滞后于实践需求。《指导意见》和《工作意见》都明确规定要建立“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机制”，但实践表明，对于新经济新业态带来的违法问题，相关规范的制定明显滞后。以网络直播营销违法行为为例，2023年1月至4月，北京市12345热线共收到关于直播带货投诉9615条，平均月投诉量2404条，反映出当前直播带货领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较为突出。依照目前法律规范，存在网络营销违法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困难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多数省份仍沿用2020年制定的基准，未将“虚假流量刷单”“直播间诱导消费”等新型违法行为纳入裁量考量。动态调整机制的缺失不仅削弱了裁量基准的适应性，还导致执法实践中“旧规治新案”的困境，难以实现“过罚相当”原则的实质要求。裁量基准更新周期过长的地区，企业因规则不明确引发的合规争议数量显著增加。这种滞后性不仅损害执法公信力，更使经营主体陷入“合规无据”的困境。

（二）区域利益博弈下的公平失衡

地方监管“逐底竞争”的经济动因背离“过罚相当”原则，侵蚀执法公正性。区域协调的深层阻力源于地方利益博弈引发的结构性失衡，部分地方政府可能为追求经济增长与政绩考核，通过裁量基准的差异化制定进行“逐底竞争”，实质架空法治统一性。地方政府在市场监管过程中，为了吸引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倾向于采取一种降低监管标准、放松监管力度的竞争策略，在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为“免罚清单”的滥用。豁免机制虽与《行政处罚法》的教育优先原则相契合，但缺少必要制度机制约束过度弱化惩戒功能的行为。尤其在商事领域，大量轻微违规行为被纳入免责范畴，此类行为虽表象轻微，实则存在隐蔽性危害与社会扩散风险。经营主体有着逐利的本质，低成本高收益极易诱发示范效应——不仅可能引发同业主体的效仿冲动，更易形成违法主体的路径依赖。部分制定层级混乱、位阶低的地方免罚清单可能有纵容市场主体的倾向，便于地方政府维护从业人员权益与适度包容非重大过失行为，可能成为地方“逐底竞争”的政策工具。这种基于经济考量的“政策工具化”裁量，虽可短期内刺激地方经济，但直接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过罚相当”原则，导致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处罚力度脱钩。

裁量基准的区域分化还可能迫使跨区域经营主体制定差异化合规策略，显著增加隐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裁量基准的区域分化实质上是地方治理权与法治统一性原则的结构性冲突。行政机关通过裁量基准的差异化制定，在形式上虽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的授权逻辑，但部分行政机关隐性创设的“制度性交易壁垒”实质上背离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顶层设计精神。此类壁垒通过提高企业跨区域合规成本，迫使市场主体被动适应地方规则差异，形成“监管套利”与“规则规避”并存的非正常竞争生态。这种因规则分裂产生的交易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企业需额外投入资源，建立区域化合规体系，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素自由流动目标背道而驰。

（三）智慧监管效能与“个案正义”呈现冲突

区域间数据标准不统一加剧智慧监管的效能提升诉求与个案争议的现实冲突。各省市基本已经建立各自的智慧监管服务平台，但区域间裁量要素分类与数据录入标准差异显著，“建立高效权威的信息共享机制”这一要求在智慧市场监管中实现程度还不够。这种数据标准化缺失导致算法模型无法有效识别跨区域案件的关联性，使算法模型陷入“区域性训练偏差”——系统基于本地数据生成的裁量建议难以适配跨区域案件的法律评价需求，从而引起个案争议，其结果是智慧监管从“技术赋能”异化为“规则差异”的工具，与《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中“全国统一行政执法信息平台”的建设目标形成价值背离。智慧监管的效能追求与个案正义的价值坚守亟待通过数据标准化实现再平衡。

部分智慧监管系统未公开算法权重设置与计算逻辑，有损行政公开原则。在自动化行政处罚过程中，对违法事实的分析与处罚是通过算法规则适用既定的算法程序进行处理的，整个决策过程都处于不透明状态，行政机关难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更无法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决策理由。区域间裁量基准的差异通过算法“黑箱”隐蔽其破坏执法公信力的一面，并加剧地区之间的裁量基准差异，既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要求的“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也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裁量基准公开”原则。

算法对裁量基准的机械化适用导致“个案正义”受损。数字化工具大幅缩短了案件处理周期，但严格遵循算法逻辑运行的裁量系统无法体现处罚裁量所蕴含的价值衡量。执法人员利用算法自动化决策得出的处罚决定，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怠于行使行政裁量权的表现。这种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冲突凸显了技术工具与法律原则的鸿沟，若缺乏区域协调机制，智慧监管可能异化为“一刀切”执法的助推器。当算法将复杂法律判断简化为数值计算时，裁量基准的“规则刚性”可能异化为“技术的无意识压迫”，在执法领域则表现为技术效能对法律价值的僭越。算法对历史数据的路径依赖可能固化区域差异，系统将自动强化这一倾向，形成“算法歧视”的恶性循环。

上述问题表明，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区域协调困境是制度缺陷、利益冲突与技术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裁量基准创设依据模糊导致规则碎片化，地方逐底竞争加剧市场分割，算法“黑箱”侵蚀程序正义——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形成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系统性风险。

三、完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的具体对策

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区域协调困境，本质上是制度设计、利益平衡与技术治理三重矛盾的叠加。破解这一困局，需在规范和事实之间往返，以“公平—效率”动态平衡为价值导向，从厘清规则制定权限、完善利益衡平程序与优化技术治理机制三个维度，构建系统性治理对策。唯有如此，方能推动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从“区域差异”走向“协同共治”，实现裁量基准的法治统一与效能优化，为市场监管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一）规范基准制定权限与动态评估机制

一是构建“负面清单+正面授权”的双向约束框架，划定权限边界。行政机关虽享有裁量基准制定权，但该权限需受“法律保留原则”约束，对于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或全国统一市场秩序的重要事项，应通过“法律保留”明确中央专属立法权，地方不得自行创设裁量规则。对此，《工作意见》明确规定，“无法律、法规、规章依据，不得增加行政相对人的义务或者减损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对中央层面明确禁止地方自行裁量的领域，如跨区域经营、垄断协议等涉及全国市场统一的事项，应直接适用国家统一裁量标准，地方不得另行制定差异化规则。2025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明确规定了对于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最高罚款数额不超过五百万元，统一全国处罚上限幅度，地方无权擅自调整。此模式既符合“重要事项保留说”的法理要求，亦能以统一透明的执法尺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同时，应优化免罚清单以提升执法效能，促进监管良性互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通过“负面清单+附条件豁免”机制来优化负面清单在实践中的适用，如对涉及公共安全（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的违法行为，明确禁止免罚事项并通过负面清单公开或者实行附条件免罚。此外，还可在促进裁量基准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同步提升免罚清单的规范层级和适用范围，严格规范免罚清单的适用。

二是对于地方特色产业或区域性风险监管对象，允许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在法定幅度内细化裁量参数，赋予地方有限裁量空间。如2022年底，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一）》，从违法行为名称、法定依据、裁量阶次、具体标准和适用条件五个方面，对登记注册、广告、消费权益保护、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五个领域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梳理，重点明确了从轻、从重行政处罚的适用情形及具体标准，形成具有江苏市场监管特色的行政处罚裁量权体系，体现了地方治理灵活性。

三是构建动态评估机制破解规则滞后困境。依据行政自我拘束理论，行政机关负有定期评估裁量基准实施效果的义务。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定期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第三方评估，对裁量基准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并向社会公开评估报告。如委托当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执法实证研究，吸纳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裁量标准优化监督，既可以缓解规则更新滞后引发的适用困境，亦能推动执法队伍通过一线实践积累场景化认知，提升后续裁量决策的实操适配性。在开展督导实践的同时构建社会普法传导链条，促进政企双向法治认知迭代，形成协同治理新范式。此类程序既符合《工作意见》中“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的要求，更通过程序正义确保裁量基准的实质正当性，避免“旧规治新案”的合法性危机。

（二）完善区域利益衡平的法治化机制

一是建立法治化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遏制地方政府“逐底竞争”。《预算法》第十六条规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立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办理特定事项。”我国行政职权纵向向上集中，政策的决策机构与实施机构呈上下对口形态设置，同级别政府之间的职能、权责有限，很难在该级别完成整体性横向协调。因此，可借鉴欧盟“最低标准协调”（Minimum Harmonization）模式，即在中央层面设定裁量基准的底线标准，允许地方根据实际需求提高处罚力度，但不得降低标准。此类设计既能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又能为区域发展留出政策空间。中央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特定地区进行补偿，但其前提是补偿标准需与裁量基准执行效果直接挂钩。如可以设立“市场监管执法协调基金”，对于可能因为严格执行全国处罚标准而导致投资吸引力下降的地区给予一定补偿，并将该笔补偿基金专项专款用于提升智慧监管效能和优化营商环境，遏制地方政府降低执法强度的经济动机。

二是探索建立区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体化工作协同机制。2022年3月16日，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管局、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管局、嘉兴市嘉善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轻微违法行为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对不涉及人身、财产安全、公共安全底线的违法行为，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应依法积极探索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等内容。这是跨区域探索建立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协商机制的有益尝试，可以进一步推广此类有益探索，推动市场监管交流协作常态化，特别是对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国家重点区域，逐步探索实现全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市场监管总局可整合各地典型案例，构建“全国裁量基准案例库”，为地方提供参考，减少“类案不同罚”现象。

三是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增强裁量基准合法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首先，应当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后积极向社会公布，听取社会公众意见，提升裁量基准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不仅可以增强裁量基准的民主正当性，亦能通过利益博弈抑制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具体而言，可以利用政务平台开通“裁量基准意见征集专栏”，如在“随申办”“浙里办”等App收集公众对于网络平台直播、网约车违规处罚等热点事项的意见，选择合适的意见纳入裁量要素规范。这种数字化的方式能够突破传统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有利于裁量基准之间的区域协调。同时，应当完善市场监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和说明理由制度。一方面，当前市场监管领域的听证机制应用效能亟待提升，需重点优化听证程序核心环节。建议构建专业化听证主持人管理体系，通过独立监督机制确保程序执行的中立性，强化听证结论对执法行为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应完善行政处罚释法说理机制，要求裁量依据需以规范化形式随处理文书同步告知行政相对人，实现权力运行透明化约束。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裁量的事由进行充分说明，重点说明内容应当包括采用的裁量基准及综合裁量影响因素，如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主观恶性大小、是否适用免罚清单等。

（三）提升区域间裁量基准的标准化透明化

一是增强算法自动化决策透明度，推动基准透明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了相对人行使算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算法解释权是指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对其算法决策的依据和过程进行解释。算法解释权的落实能提升算法决策的透明性和程序正义。通过行使算法解释权，相对人可以更好地理解算法决策的逻辑和原理，判断其合理性和公正性。市场监管部门应公布算法自动化决策应用清单，让群众知悉算法自动化决策的行政活动类型。当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区域差异影响公民合法权益时，可以寻求救济，如在算法自动化行政处罚损害自身权益时要求人工介入，明确责任主体等救济措施从而倒逼各区域算法自动化决策透明度达到一致，凝聚监管合力，提升市场监管的智慧监管效能，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实现区域间裁量基准的协同与统一。

二是构建算法训练数据的跨区域共享机制，促进裁量基准标准化。当前，东部地区因案件数量多、类型全，且算法产业发展快速，其数据在算法模型训练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模型对西部地区的适应性不足。数据的收集对公共利益有较大影响，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数据不可轻易公开，算法模型如何完成对数据的分析并作出决策的过程也不透明，可能涉及商业秘密。因此，应构建算法训练数据的跨区域共享机制，推进各地区间算法模型共同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可依托全国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和大数据收集，归集典型案件裁量数据并制定“基准区间”，要求地方在区间内细化规则；建立统一的裁量参数体系，明确“违法情节”“社会危害”“主观过错”等核心要素的量化标准。以食品安全案件为例，“致病性微生物超标”应较“标签瑕疵”赋予更高权重，从而在算法模型中自动生成更高罚款建议，还可建立“数据配额制度”，要求算法模型必须覆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的样本，确保裁量结果的区域均衡性。

结语

完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的对策，需以行政法学理论为基石，以“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平衡为主线，通过权限法定化、程序协作化、技术标准化三重路径，构建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区域协调的系统性方案。权限划分需恪守法律保留与授权明确原则，区域协作需以利益补偿为支撑，技术治理需以数据互通与算法透明为保障。唯有如此，方能实现裁量基准从“地方工具”向“法治载体”的转型，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石。这一路径既呼应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要求，也为破解“同案不同罚”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未来，需进一步强化中央立法统筹、深化区域法治协作、推动技术治理创新，最终达成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彰显市场监管现代化的法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