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现在讲创新的很多，讲质疑问题的却不多

作者简介：徐中玉，江苏江阴人，中国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和而不同”与“殊途同归”

一、对过去学术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回顾与今后期望

学术研究最需要懂得独立思考之必要，与能独立思考，并坚持不懈努力下去永远以追求学术真理、规律为职志的人才。宣传鼓动工作也需要，但这是另外一种工作，有所不同。学术研究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追求长治久安之道，不能朝三暮四，随风转弯，这正是它之所以有最大责任和最大作用。

学术研究工作，特别需要能于勇于坚持独立思考品格的人才。现在讲创新的很多，讲需要能于勇于独立思考，质疑问题的却不多。要善于引导。再不能总喜欢驯服工具了。曹禺晚年自悔所以没再创作出早期那些好作品，就因为自己“太听话”了。“太听话”就不能突破自己，有所创新，甚至还会滑下去。

要大力形成对“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些我国古老而至今仍新，真是“刚健、笃实、辉光”之至的精深历史教训之共识。前两句出于《论语》的“学而”与“子路”章，后两句出于《周易·系辞下》，都与孔子直接有关。这难道只是孔子个人的见解？孔子很坦诚，常说他只是“温故知新”，“述而不作”。他当时还能多看到一些历史资料，多听到一些口耳相传的历史经验，而像这些具有无比深沉历史内含，非具博学深思功力、敏锐眼光观察者不能说得出来的语言，肯定不属于某一个人的独见。

自然，孔子能如此深入又浅出的传达下来，仍有创造之功，生存在天地之内的人群，实际上会有矛盾差异，如悬殊的生存条件，必然引起过许多残酷的斗争、破坏与牺牲。代代传下来的教训，却就在三个字：“和为贵”。今天还经常到处都听得到的口头语还有：和美、和善、和乐、和合、和睦、和亲、和平、和谐、和顺，举不胜举。“和”可引来一切的好处，收到一切的益处。应非弱者的哲学，实是痛定思痛后的理性选择，是人群追求自身发展的需要的必然途径。

立足点要力求在“和”，承认“不同”的合理性，容许人群内各自把“不同”的要求与建议提出来，承认这是应有的权利，从而大家一起来商量，协调，找到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法，缓解了矛盾，避免了互相残杀，两败俱伤。虽有波折，毕竟天地之大，人类互相依存的共同利益空间更大。“百虑”促成“一致”，“殊途”总能“同归”。这“同归”之路就是人类、人群逐渐走向共同富裕发展之路，谁也决不要自限只有一条路可走，宁可在一条路上不惜一切破坏和牺牲，终致人群自身的重创与持续落后。不管在什么好听的名义下，宁可迷失在一条道路或吊在一棵树上都是极不明智的，这是我们都看见与经过的。

我在又读了上述几句古语后，受到这一启发。我们现在也开始说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了，这样很好。原无须强分古今中外，只要是优秀的合理的，都要吸收。不要自命不凡，不忙自叹不如，不卑不亢，自信地平等交流，就能互相沟通，补充交融。就像上述几句古语，过去不但不承认是宝贝，而批判为“唯心论”、“和稀泥”的反动理论。它当然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不同，驯服工具们怎能读出这些古语中的现实意义来呢？

已有的一些倡导与推进学术研究规划还应具体化，不要流于徒托空言。学术研究应有的自由，独立思考，不至于被认成不可容忍的政治活动，这些都应有法律保障。如何维护学术研究事业的公平、公正、公开皆然。各种官方奖助仍实际受到垄断，各种评估实际仍有意识形态干预。官本位，官僚主义，在学术界高校中蔓延民主进程甚少。在高校中，什么时候才能由教师们来选择自己的领导？如果连这样起码的权利至今还遥远，能说“与时俱进”了吗？

我讲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把对文学问题的研究，包括在内的。对过去时代应该吸取的深刻历史教训，至今仍未认真总结出来，是早已应该做却还未做出的一件大事。

二、自己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我学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高谈一套一套理论。我没有这么多本钱，胡乱搞出来的东西毫无价值。我从不迷信文学流域内五光十色的主义，中间也或有一些亮点可以注意。开始时有些新意，到了成为主义，便以为可以解决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这把钥匙可以开通所有的锁了。主义容易变成陷阱。种种生搬硬套，加上翻译语句的诘屈聱牙，似通非通，叫卖的不少，实际影响很小。国外学者，特别是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难以看到，不易得。希望今后有关研究机构能及时简报介绍，功德无量。

我喜读中国古代的文艺评论文字，篇幅短，文字简要，往往非常精彩，而且具体生动。读古人这些文字，很轻松、愉快，又有所得。他们不是为名利而写，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现代论文，洋洋洒洒，一两万文章，拍拍头脑，摇笔即来，没有保留价值。研究当代文学之作，尤多这类文字，极少要看。

美学研究太哲学化，似与文学无缘。说要审美，美学文章却不审美，枯燥乏味。古代文论精品，中外都有论者这样评价，是直观的，随意性大，缺乏理性分析，逻辑不强，应向西方文论学习。这种评价也值得我们参考，研讨。不过何以能得出这种评价，是比较研究了多少资料才得出的，我怀疑其非常不够。

古人认为“通道”必简，无须下笔不能自休，应让人有思考余地，留下想象空间，即有心使读者“思而得之”。他们多是把思考再三所得的综合感悟写了出来，理性分析的过程省略了，细心的读者多会明白。认为如此表达就是缺乏理性分析，还是逻辑有问题，未免牛头不对马嘴。烦琐的分析，把一座七宝楼台分析得鸡零狗碎，忘掉了主体的整体把握，生命力，就好么？死板统一的结论就好么？我觉得，各国都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欣赏习惯，不同的感悟焦点，是无法也不必求同、统一的。只据个人或极少的所见，怎么说也可以，但说服力主要还得看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以为中国古代文论专书最高明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并无理论专著，以创作为主的苏轼，则是留下最多文论资料、而且最有创新见地的代表人物。文学研究的文风，现在一般远不如他们的精细而又阔大，富有艺术魅力。今天的论者须把从使用电脑节省下来的时间精力，转用到精心思考和反复推敲修改上去才好。

2004年7月22日

来源 ：本文为徐中玉先生在首次“北京论坛（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