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老板收购旧钢琴，拆开内部惊现夹层，上海犹太难民的求救信

2016年夏，上海一家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在拆解一架旧钢琴时，意外发现琴体内藏有夹层。

当夹层被打开，数百封泛黄的求救信如瀑布般倾泻而出——那是1938-1941年间上海犹太难民写给外界未能寄出的求救信！

2016年7月，上海虹口区一家废品收购站内，老板老周正像往常一样整理收购来的废旧物品。

其中一架破旧的立式钢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架钢琴外观残破，琴键缺损，显然已经被遗弃多年。

“当时想着把还有用的零件拆下来，剩下的当废木头处理。”老周回忆道。

当他拆开钢琴后面的音板时，发现内部结构异常——音板后面似乎还有一个隐蔽的夹层。

好奇之下，老周小心地撬开夹层。

令人震惊的是，夹层内竟然塞满了泛黄的信封和文件！这些信件如瀑布般倾泻而出，散落一地。

他拾起几封查看，发现上面写着他看不懂的外文字母，但日期明显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老周立即意识到这些信件可能具有历史价值，随即联系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馆方专家赶到现场后，被眼前的发现惊呆了——这架钢琴的夹层中，竟然藏着400多封未曾寄出的求救信，全部用德文、波兰文、俄文等书写，时间跨度为1938年至1941年。

经过专家翻译，这些信件内容令人心碎。

它们大多是在沪犹太难民写给世界各地亲友、组织和大使馆的求救信，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寄出。

一封1938年11月的信中写道： “致美国领事馆：我们是从维也纳逃出来的犹太家庭，德国纳粹没收了我们的一切。上海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但这里生活艰难，疾病流行。恳请贵国给予签证，救我们脱离苦海。我们愿意做任何工作，只求一条生路。”

另一封1939年的信令人揪心： “亲爱的叔叔：父母都已病逝，现在我独自带着妹妹生活。她染上了伤寒，无钱医治。如果您能提供担保让我们去澳大利亚，我们将终生感激。否则，我们可能活不过这个冬天。”

1941年的一封信则充满绝望： “致瑞士红十字会：日本军队即将进入租界，我们担心生命安全。请求协助我们转移到安全地区，任何地方都可以。我们已无处可去，无人可求。”

这些信件字迹潦草，墨迹斑驳，有些还沾有疑似泪痕的痕迹，可见书写者当时的绝望心情。

这些求救信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上海在二战期间成为了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及后来被纳粹占领地区的犹太人开始大规模逃亡。

当时世界多数国家对犹太难民关闭大门。唯有上海这个国际自由港，不需要签证即可入境。

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犹太难民涌向上海的趋势达到高峰。

据史料记载，1933-1941年间，约有3万犹太难民来到上海，使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难民避难地之一。

这些难民大多聚居在虹口区，形成了独特的“小维也纳”社区。

他们开设咖啡馆、面包店、裁缝铺，努力在异国他乡重建生活。

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难民们住在拥挤的棚户区，缺乏基本卫生设施，霍乱、伤寒等疾病流行。更严重的是，他们与外界联系困难，求救信往往无法寄出。

根据信件内容和钢琴上的线索，专家们逐渐还原出钢琴主人的故事。

这架钢琴属于德国犹太难民施密特一家。

1938年，身为钢琴制造师的施密特先生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从柏林逃到上海。

在虹口区安顿下来后，他靠修理钢琴维持生计。

施密特的大女儿安娜有音乐天赋，梦想成为钢琴家。施密特先生用废旧零件组装了这架钢琴，供女儿练习。

1940年安娜不幸感染伤寒去世，年仅16岁。

悲痛之余，施密特先生开始用钢琴夹层藏匿难民们的求救信。

“他可能认为这些信件比生命还重要，期待有朝一日能帮同胞找到生路。”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推测。

1943年，日本占领当局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施密特一家被迫迁入。

战后，他们移居以色列，钢琴则留在原地，直到2016年被发现。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占领上海全境。

1943年2月，日本当局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即虹口隔都），要求所有1937年后来沪的犹太难民迁入。

隔都面积约一平方英里，却要容纳近2万难民。

生活条件极端恶劣：食物配给不足，医疗资源匮乏，环境卫生极差。

更可怕的是，日本人随时可能进行抓捕和审讯。

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犹太难民仍然努力保持尊严和文化传统。

他们在隔都内组织音乐会、戏剧演出，开办学校，坚持宗教活动。

施密特先生在这期间继续修理钢琴，并用这架特殊的钢琴帮助难民们藏匿信件和重要文件。

“音乐给了我们希望，”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每当听到钢琴声，我们就知道生活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