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龙错在太老了

撰文| 王 潘

编辑| 吴先之

贾国龙大概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太久，以至于完全无法听进不同的声音了。

站在企业创始人的角度，遇到消费者吐槽，其实是很常见的事，不应该把自己置于受害者位置，抱怨“顾客虐我千百遍”，而是老老实实承认问题，并真诚改正。

很多创业者尤其是餐饮从业者都站出来替西贝或贾国龙说话，并非觉得西贝已经尽善尽美，其实是不想一家认认真真做事的企业就此倒下，尤其是大量员工可能因此失业。但反过来，贾国龙自己并不在意企业死活，不在意员工去留，只在意自己的面子。

在他眼中，消费者的看法不重要，媒体的评论不重要，下属的意见不重要，上万员工的就业不重要，他自己绝对正确最重要。

实际上，贾国龙身边并不是没有懂公关的人，只是这家公司过往几十年形成的企业文化，老板一言堂惯了，不可能突然就转变风格开始听下属的。

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西贝的故事里，也有一个现代版的“指鹿为马”：

华与华创始人华杉曾讲述和西贝签约：双方签约前，华杉与贾国龙两人约在上海虹桥喜来登酒店大堂见面，贾国龙一见面就说：“华总，我是定位理论的忠实信徒，如果你也是，我们就合作，如果你不是，我们就不合作。”

华杉说回复了三个字，我不是。贾国龙站起来说：“我听懂了，你嘴上虽然说不是，其实你是，我们合作。”

华杉当时被贾国龙的逻辑感动了，“他就强逼我说是，我一想算了，看了你给我钱的份上，我就不跟你争论了。”

企业创始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被贾国龙完美演绎了。但这并非是他独有的，而是在50后和60后这两代企业家中普遍存在，甚至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

企业家权力更迭史

更有视野的年轻一代，很容易看到这种思想在当下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困境，但是作为当局者，完全不会承认这会是一种问题，因为他身边圈子里的朋友和同行，同龄的其他行业创业者，几乎全是这样的人。

50后、60后的企业家，其接受到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他们成长于改开萌芽的年代，最后佼佼者大多都崛起于房地产、家电等行业，王健林、许家印、杨国强、张近东、黄光裕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这些企业里，非常讲究等级观念，遵循儒家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做事哲学。你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做什么事，当员工就不能和老板叫板，当儿子就不能和爹犟嘴。

西贝贾国龙出身于1967年，应该或多或少受到了身边同龄优秀企业家的影响，在公司内部把自己当作绝对权威了。他的一系列操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操的“知错改错但决不认错”。

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由于很少受到过良好教育，很多人对自我缺乏清醒的认知，错把时代赋予的机会，当做自己的能力，于是开始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好大喜功，疯狂买买买的许家印就是其中的典型。

由于受教育水平所限，很多人不知道精神追求与自我实现为何物，因此有一定比例的企业家，其毕生追求就停留在了马斯洛需求的较低层次——生理需求。他们评判成功与否就看谁的规模大，谁的资产多，有极少数公司甚至在内部搞起了老板选妃。但最后，这样的企业几乎都以一地鸡毛收场。

可以说，50后、60后创办的企业，主要还是个人英雄主义叙事，老板大过天。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公司只有老板一颗“大脑”发号施令，其他人不知不觉被剥夺了大脑思考权，成为机械化执行任务的“手脚”。一旦遇到老板不懂的领域，场面就会一塌糊涂。

而从60后、70后这代人起，由于他们视野更开阔，大家初步有了建立成熟管理体系的构想。

60后、70后的企业家，他们成长的年代伴随着者互联网的崛起，除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硅谷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始弱化等级观念，遵循人人平等，创始人的绝对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这个年代的代表人物，包括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雷军、周鸿祎等人。

由于受教育程度更高，视野更开阔，他们更能接受新观念与新思想。受到硅谷平等观念影响，在很多公司内部不再叫上级为“X总”，而是以真实姓名、英文名或花名代替。

在这些公司的决策层，创始人一言堂现象也明显变少，而是以集体决策代替个人决策，避免因创始人个人的认知盲区将整个公司带入泥淖。

当然处于新旧观念交替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代，他们可能既会受到硅谷文化的影响，骨子里也有儒家文化的烙印。

这其中，雷军和刘强东就是两个典型代表，比如雷军的创业就受到了《硅谷之火》这本书的影响。如今，两人都对外展示出一种亲民的形象，给人很好打交道的感觉，但是在两家公司内部，创始人的权威性也不容被挑战。

60后、70后这一代企业家，会参考很多国际化企业，尤其是美国公司的优秀管理理念，为年轻一代的创业者打了个样。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然会时不时让人看到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

自80后这代人开始，一批有国际化视野的创业者开始登上舞台，他们要么在海外有一定的学习工作经验，要么受到硅谷文化的影响非常大。这批创业者中脱颖而出的人，以张一鸣、黄峥、梁文锋、李想和1979年出生的王兴为代表。

如果说前几代创业者，大家仍然在遵循创始人大于公司的话，那么从80后这一代创始者开始，已经实现了彻底的扭转，字节、拼多多、幻方量化、美团、理想汽车这几家公司，都在有意弱化创始人对公司的影响。当公司利益与创始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都是选择创始人利益让位于公司利益。

这批80后创业者也是在公司管理中真正践行吉姆柯林斯《基业长青》的人，他们有意避免让自己成为公司的权威，而是努力打造一套强大的运转系统，让创始人淡出的时候，公司也能正常运转。在他们看来，一家公司把所有的兴衰成败寄托在创始人一个人身上，是极其危险的事。

如果说过往我们还是在不停追赶的话，那么从这一代创业者开始，我们逐渐有了与美国企业真正一较高下的实力，无论是字节旗下TikTok、拼多多旗下TEMU还是DeepSeek，都让美国企业真切感受到了威胁。

也是从这一代创业者开始，由于众多的成功案例，我们真正有了建立优秀企业的标准和体系。究竟是公司大于老板，还是老板大于公司这个问题，也彻底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从几代人的历史进程来看，贾国龙和很多与他同龄的创业者一样，其实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了。很多公司虽然在资产和物件上完成了现代化，但体制和思想还停留在个人英雄主义阶段。

时代不会局限所有人

生于1960年代的贾国龙，其管理公司的方式会受到时代的局限，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将一系列让人惊掉下巴的操作，归结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却难以让人信服。因为在任何时代脱颖而出的企业家，都有超出时代局限的人物出现，既然西贝是一家有追求的公司，贾国龙就更应该向这些人物看齐。

比如远比贾国龙更年长的何享健，出生于1942年。美的在1997年前后发展遭遇瓶颈，何享健看到了公司集权式管理体制显得越来越僵化、反应迟缓，员工积极性受挫，因此决定推动分权。

何享健认为，经营企业靠个人是不可持续的，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人的能力是不足的，企业越来越大后，必然需要更多人来共同承担经营责任，因此把权力分出去很有必要。

有些决定他自己明明可以做，交由职业经理人团队执行就可以的，但是他还是和他们商量、让他们发表意见，要让他们切实感觉到这是一起做出的决定。

如今的美的掌舵者方洪波，甚至比何享健还要清醒，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不需要被任何人记住。

在194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中，还有几位虽然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却能够在发展中与国际接轨，引入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并逐渐让公司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如今他们在中国企业家中已经属于教父级一般的人物，这些人包括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等人。

而在195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中，大量从事于地产行业，虽然他们普遍受到了时代局限，但依然有王石这样的人，从一众地产公司企业家中脱颖而出，让公司治理更加规范，而不是依赖个人。只是由于基础仍然不牢，万科依然在风向急剧变化时，遭遇了挑战。

王石曾公开抨击过企业中盛行的帝王权谋术，他说：“不透明、黑箱操作是帝王权谋术的重要特征，伴随的必然是个人崇拜、特权崇拜、语录式治理等等。中国企业家们期待着社会进一步的法制化、民主化，殊不知最大的障碍是自己头脑里的帝王权谋思想。”

而与贾国龙同样出生于1960年代的马云，在创办阿里巴巴的过程中，也是以通用电气为学习榜样，并在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主动选择退出，并公开声明不会再回到公司当CEO。

实际上，对于有更高追求的企业而言，不管是传承需要，还是为了治理体系更完善，创始人在合适的时间逐渐淡出公司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如果不淡出，也应该建立一套集体决策机制，减少对个人的依赖。

关于创始人什么时候应该淡出，理想汽车CEO李想给出了一个他的判断标准：就是创始人不是这个公司的负担，如果我是公司的负担了，就应该有自知之明主动退出。

当年秦致加入汽车之家，李想认为秦致比自己强，于是让他做了CEO，而自己做总裁，成为秦致的下属，后来让秦致管理公司自己才出来创办了理想汽车。

如果按照李想提出的维度，如今的贾国龙，其实已经成为了西贝的负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等待每一个放慢脚步的人。西贝只知道食材标准化、制作流程化、操作透明化，但对组织运转系统化还缺乏理解，对消费者需求变化也缺乏感知。

面对年轻人的社交需求变化太大，马化腾也曾有过一句感叹：“有时候你什么都没做错，错就错在你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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