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前期风光无限，后期为何输给李自成？答案来了！

明末的最后一位名将孙传庭率兵南下，与李自成在郏县展开正面对决。此前，他曾多次击退农民军，甚至一度将李自成逼入山中、兵败欲死。

但这一次，他败得彻底。郏县一战，明军全线崩溃，孙传庭战死，崇祯帝痛失最后的战略屏障。很多人都问，孙传庭不是很能打吗？为何最终却输给了李自成？

把失败归因于个人能力，是最简单的解释。有人认为孙传庭军事不如李自成，所以兵败郏县。但如果回到几年之前，局势并非如此。

1636年，孙传庭任陕西巡抚。上任后，他清理营伍、整顿军粮，仅用数月时间就在关中地区清查出近万名营兵，筹得15万两饷银和大量粮米。

这些兵和粮，几乎完全靠地方清理积弊得来。朝廷没有拨款，他自己动手解决了兵源和军费问题。

而此时的李自成，在潼关大败后逃入商洛山，身边只剩几十人，甚至一度想要自杀。两相对比，谁胜谁败，似乎一目了然。

孙传庭的“清军清屯”政策，其实是在试图恢复明初的卫所制，即兵由地方供给、粮由地方保障。这种方式能确保兵源和军费相对独立，减少对中央财政的依赖。

他确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安四卫曾经连1200名守军都凑不齐，到他手上，一下子清出来近万名兵丁。整顿之后，仅右卫就清出粮食万石以上。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地方豪强、士绅、衙役原本长期侵吞卫所田地。在孙传庭强力整顿下，这些利益集团受到严重触动。

这些地方势力联合起来，对孙传庭进行抵制、攻击，甚至在朝中联络权贵，对他进行诋毁。当他被调往保定后，地方士绅不断上奏，说他糜饷误战，迫使朝廷下令将其入狱。

1642年，李自成第三次攻打开封。这一年，他与罗汝才联军，连续击败傅宗龙、汪乔年等明军主力。

明军几乎没有一场胜仗。与此同时，李自成的军队开始正规化，在襄阳设立“五营营制”，步骑兵严格分队，纪律日趋严整。

更关键的是，他不靠朝廷，不靠士绅，粮食来自劫掠官仓和富户，兵源来自饥饿百姓。他喊一句免赋纳粮，就能吸引成千上万的饥民归附。

而孙传庭呢？他要靠地方抽丁、靠清屯筹饷，清一次触一次利益。1643年他再次整军，三家出一兵，征粮征银，地方反对声不绝于耳。

有人说他“督师玩寇”，也有人说他逼民太甚。地方的支持越来越少，士绅的抵触越来越强。

他知道兵员刚征集上来，训练不足，不能立刻作战。但朝廷不等。崇祯皇帝连发数道催战诏令，并明确表示不可再等。

孙传庭看清了局势：不出战，就可能再次下狱；出战，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1643年秋，南北有两个重兵集团：孙传庭的关中部队、左良玉的东南部队，对农民军呈南北夹击之势。

但出兵之时，陕西、山西的补给已到极限，兵员多是新招，后勤更是捉襟见肘。

到达郏县后，连下几日大雨，道路泥泞，粮道中断。等到天气放晴，李自成的骑兵截断补给，孙传庭只能选择撤退。

撤退途中，殿后部队率先溃散，前军又被李自成主力夹击，整支明军全面崩溃。四万多人战死，孙传庭阵亡，明军最后一支战略力量被击溃。

这场战败，不是因为他不会打仗，而是因为他已经打不起仗。

孙传庭一生都在和两个敌人作战。一个是李自成，一个是明朝内部的制度与权贵。他能整军、能筹饷、能作战，却无法改变体制的羁绊。

而李自成则恰恰相反。他不需要顾及制度，不需要与权贵妥协。他的军队靠抢劫富户、动员饥民、开仓放粮迅速壮大。他不需要制度支持，反而是制度的对立面。

一个试图在旧制度中自救，却被旧制度所困；一个顺着社会底层的裂缝崛起，成为制度崩塌的推手。

孙传庭做的每一步，都是对的。可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无法修复的政权。他失败了，不是因为他错，而是因为他太清楚自己做对了，却无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