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系“牛鼻绳”的人

□王治刚

我上学那会儿，没有幼儿园，也没学前班，年满七岁直接上本村小学一年级。入学前几天，院里有几个大人吓我：“到了学校，老师会像拴小牛一样给你拴根鼻绳！”我吓得夜里攥紧母亲的衣角。

直到真正走进学校，遇见袁洪炳老师，才知道自己的担忧纯属多余。袁老师五十岁出头，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领口沾着粉笔灰，却扣得一丝不苟。他见谁都笑，眼角皱纹挤成两道弯，手里那本卷了边的课本，仿佛裹着好光景。

那时的村小条件简陋，低年级老师要“包班”。袁老师从一年级把我们教到三年级，语文、数学两门课全包，偶尔还会教我们唱跑了调的《东方红》。他嗓门大，尾音总飘着颤儿，我们跟着他扯着嗓子吼，就算跑调，也从没见他恼过。体育课更简单，大家抢一副掉了漆的乒乓球拍就玩得不亦乐乎，他则蹲在旁边抽旱烟；谁输了球哭鼻子，他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皱巴巴的水果糖递过去。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糖本是他给孙子买的，自己舍不得吃，全塞给了我们。

袁老师上课总捏着一根磨得光溜溜的斑竹棍，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学生。听写生字时，错一个字就打一下手心，可他每次都高高举起棍子，落下时却又轻轻的。班里的小国总写错“聚”字，有次被打了二十下，还被罚抄三十遍。那次，小国委屈得很，眼泪泡糊了字迹。袁老师坐在旁边改作业，从怀里掏出个烤红薯，掰一半给他：“吃完再写。”后来小国考上了中师，毕业后回到这所村小当了一名老师。没想到，正赶上袁老师退休。师生二人竟如此巧合地完成了教鞭的交接。

最难忘是学校的升旗仪式，学校的旗杆是磨光的杉木，国旗边角都起了毛边，袁老师却把它当宝贝。升旗的前三天，他开始选人，教护旗手走正步“要像踩田埂一样稳当”，教升旗手拉绳子要“慢些，再慢些，让国旗顺风走”。仪式上，他总站在最前面，目光炯炯；唱国歌时，他的声音又亮又突兀，却没有一个同学敢笑。他望着国旗升起的神情，让我们打心底觉得，那面旧红旗比过年的新棉袄还金贵。

有一次，乡中心校的校长来校观摩教学，袁老师特意组织了一次“茶山夺旗比赛”。他把数学课搬上茶山，分组抢旗，答对一题前进一步。我们组有个女生算题慢，大家围着她一起讲思路，袁老师则坐在一块青石上，用粉笔在石头上写满了算式。最后我们组赢了，我高高举起红旗，不停地挥舞，同学们也跟着大声欢呼。袁老师拽着校长的胳膊，激动地喊：“您看，孩子们多灵！” 那次活动，成了我童年里最难忘怀的快乐时光。

此刻，我又想起上学前院里大人说的“上学会被老师拴牛鼻绳”的事。小时候怕被“拴”，后来才慢慢懂：袁老师从没有过“拴绳”的念头，他是把规矩、体面悄悄系进了我们心里。就像给学步的牛犊牵一根软绳，那不是束缚，是引着我们往亮处走、往正路上走。那“绳子”，是他教我们升旗时说的“慢些”，是罚我们抄字时强调的“写端正”，也是递烤红薯时藏着的“帮衬着”。

小国后来告诉我们，袁老师退休后两年就患肺癌永远地离世了，他走的时候还问起我们班，说“那届娃心齐，聪明娃多，今后有出息的孩子肯定不少。”这些年，我总会在某个宁静的傍晚想起他。夕阳落下时，恍惚又看见他站在讲台前读课文的样子，他把“春天”读得像真开了花，把“故乡”读得就像摆在眼前。

掐指算来，袁老师已离开我们快二十八年了。可每当我写“聚”字、看国旗升起，总会想起他攥绳的手、茶山蹲写的身影。原来“牛鼻绳”早已化成心秤，让我们不管走多远，字总写得端正，人总做得踏实，日子也总过得热气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