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为乌克兰捐款，巴拿马却将中国“踢出局”？

7月下旬，巴拿马总审计长向最高法院提起违宪之诉，请求宣告由长和系控股的巴拿马港口公司（PPC）所持两端港口经营合同无效，矛头直指2021年续期至2047年的特许权。

这一步不是孤立动作，早在2月，巴拿马检察机关就向最高法院递交法律意见，认为1997年批准的原合同本身即违宪，要求法院裁定无效，程序上已进入司法实质审查阶段。

若法院最终支持违宪主张，巴方将拥有收回经营权的法律路径，直接影响到两岸的巴尔博亚与克里斯托瓦尔码头。

针对“失当优惠导致国家巨额损失”的说法，企业方面迅速反击。

长和系披露，过去已在两港累计投资约17亿美元并按约向巴拿马缴纳6.68亿美元，各类税惠与行业一致；此前官方审计也曾认定公司“总体合规”。

这意味着，巴拿马的“审、诉、判”三部曲不仅是法律之争，更是叙事之战：一方强调“国家利益受损”，另一方主张“合法续约与超额投资”，分歧集中在续期程序与收益分配。

更重要的是，政治与地缘的色彩越发浓重。

2025年2月，巴拿马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随后美国高层密集表态，称要“消除中国对运河的影响”，并公开称赞巴拿马的决断。

与此同时，黑石牵头的财团宣布与长和达成约230亿美元的全球港口资产交易意向，其中包括巴拿马两端港口的控制权，交易前景与巴拿马国内司法走向、监管审批将高度耦合。

在法律、政治与资本的三重夹击中，巴拿马与长和各自真正的谋算是什么？

从“黄金港口”到“第三方方案”：巴拿马的对外平衡术

外界流传巴拿马筹建“两个黄金港口”、并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说法，但官方并未发布具有同等明确性的项目招标文件。

目前能坐实的，是巴方以“降低对单一外部力量依赖”为导向，同步推进“能源走廊”“船旗与航运生态”等替代与增量选项：其一，巴拿马启动“跨洋天然气管道走廊”筹建，计划于2026年确定最终特许方，以多元化运河收入来源、缩短能源物流链条；其二，穆利诺总统在日本密集会见海运企业与政要，强调日本是运河第三大用户，意在深化船旗注册、数字化与安全合规，重塑“运河—船旗—港口”三位一体生态。

这种平衡术的逻辑并不难理解：一方面，通过法审与重谈，将既有合约拉回巴方可接受的收益与治理框架；另一方面，以对日合作与能源基础设施为抓手，释放“开放但更可控”的信号。

9月初，巴拿马对日沟通给出一组实用数据：7成日本船东悬挂巴拿马旗，41%的日本总吨位在巴拿马船籍之下；截至8月下旬，巴拿马船籍共有8812艘船、2.415亿总吨，约占全球船队14%。

这些数字表明，除了运河过闸费，巴拿马还有可与主要用户共建的制度性收益。

与此同时，区域航运版图也在改写。

秘鲁钱凯港在2024年末启用后迅速扩张，对接上海与广州形成直航干线，单程时间可缩短至约23—30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两成；港区一期规划即具备百万标箱级能力，并向3.5百万标箱扩容。

对中国及拉美而言，这一太平洋深水枢纽为“绕开既有中转链路”的直达方案提供现实选项，也客观弱化了“运河—北美西岸—亚洲”的单一路径依赖。

由此看，巴拿马与中国的博弈并非“零或一”。

在巴方推动“资产法审+生态重构”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以南美太平洋岸线的新枢纽进行航线再平衡。

短期摩擦难免，但中长期的产业链重组很可能呈现“多枢纽并存、运价分层竞争”的格局。

港口交易风波与“捐款”谣言：长江实业的澄清与底线

针对社交平台传言“李嘉诚通过巴拿马基金向乌克兰捐款5亿美元”“参加伦敦某大楼开幕”，长江实业在9月9日发布正式通告，明确称上述信息“纯属虚构”：“李嘉诚中心大楼”并不存在，所谓“巴拿马基金”亦不存在，更没有相应捐款。

多家媒体随后转引通告原文，形成合力辟谣。

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港口交易高度敏感的时间窗口，任何未经证实的个人行为叙事，都可能被误读为“政治表态”，进而干扰监管判断与市场预期。

把镜头拉回到交易本身。

3月以来，关于“长和拟向美国财团出售全球港口资产”的报道持续发酵，金额口径在190—230亿美元不等，涉及43个港口与199个泊位，焦点资产包括巴拿马两端码头。

由于该交易横跨多法域、多敏感地区，自然触发各国监管与反垄断审视；加之巴拿马国内的违宪诉讼进展未明，交易的不确定性客观上抬升。

对长和而言，公开口径维持“依法依规、静待审批”的基调，既是资本市场合规所需，也是地缘风险管理的下限。

从商业底层逻辑看，港口资产的价值不止于泊位与吊机，更在于“制度信用+航线绑定”的复合收益。

以PPC为例，企业披露的投资与分成数据，能解释其“为什么想卖个好价钱”；而巴拿马审计与总检的强硬姿态，则反映“国家为什么想把合同条款拉回有利一侧”。

这种“利益函数”错位，叠加美方强调“去风险”、日方深度参与运河生态，中国则以钱凯为代表布局南美新枢纽，现实世界的答案往往不是“谁踢走谁”，而是谁能在多方制衡中保持航线、货主与金融的持续粘性。

接下来要看三件事：第一，巴拿马最高法院如何裁判“违宪案”。

若裁定合同或续期程序存在根本瑕疵，巴方将有底气推动“重新划分收益—治理权”的再议程；相反，若法院维持合同效力，政府可能转向“以监管与新项目分流”的间接策略。

第二，黑石牵头的全球港口交易能否跨越多法域审批门槛，尤其是与巴拿马国内程序之间的衔接期如何安排。

第三，运河本身的收入结构与服务组合如何调整，例如以“能源走廊+高端船旗+数字通关”的方式，弱化对单一港口经营体的路径依赖。

巴拿马刚“出招”，李嘉诚又被传“捐款”？答案其实很清楚。

捐款是谣言，已被企业正式否认；而巴拿马的真正意图，是在大国博弈与本国利益之间，用法律工具与产业升级为杠杆，重塑运河与港口的权力—收益结构。

对中国与相关企业而言，压舱石不是情绪化的口水战，而是三点：一是依法合规应对当地司法进程，稳住现有经营与航线网络；二是以钱凯等新枢纽扩散风险，优化亚—拉美直达通道；三是以长期合同、共同投资与绿色数字化能力，继续争取船公司与货主的“用脚投票”。

当多中心格局成为新常态，谁能以确定性供给穿越周期，谁才是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