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票印上了中国老祖宗的头像，却掩盖不了其侵略本质

文│杨天亮

七·七事变

以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随后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导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由于遭到中国军民空前的英勇顽强地抗击，战役呈白热化的胶着状态，一直持续到11月份。最后由于日寇从华北抽调兵力，组成第10军，在杭州湾北部的金山卫登陆，偷袭了中国守军的侧后，才使中国军队撤退，造成上海失陷。

这支由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的第10军，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即携带军票（全称为“昭和12年军用手票”，又称“支那事变军票”），在沪登陆。从此，日本军票在华中地区正式出笼。日本军票，又称“军用手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强制流通的征用性、掠夺性的票券。它既没有正式的发行机构，又没有发行保证。”

01

发行背景

战时的日本飞机工厂，正在生产Ki-43“隼”式战斗机

日本军票之所以选择此时在华中出笼，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还在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确定了“外交国防相辅相成”的方针。对外，“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所谓的“北进”和“南进”同时并行的扩张政策，它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将随时掀起吞并中国并向亚洲其他国家扩张的侵略战争。

日本海陆空军随即为准备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战争，提出了庞大的扩充军备计划（陆军的十数年十亿日元军备计划、海军的六年二十亿元军备计划）。在陆海军扩军备战的同时，又在“广义国防”的口号下，力图把日本经济纳入战时轨道。

然而，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日本更是内外交困。是年6月初，近卫文麿内阁一上台就致力于建立战时体制。亦表明要以战争来进行冒险。因而在该计划开始执行的第一年，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7月16日日本增调陆军10万人来华。17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确定“通过全面的战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同一天，近卫文麿又召集五相会议，决议动员侵华日军40万。8月13日，距其发动七•七事变仅一个多月，又在上海挑起战端，这就使日本面对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加紧为未来的大规模战争计划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当前的军事行动。为了保障不断扩大的战争需要，还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29日就已决定在华中发行军票，此后又在9月的第七十二次国会临时会议上，追加了20.75亿日元的临时军费开支。同年10月成立了企划院、开始了作为战时统制经济中枢机关的行动，这是将国家纳入战时体制的重要一步。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一年内，日本国会共通过特别军事预算74亿日元，等于1937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这一骤然猛增的财政开支，必引起物价高涨、恶性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稳定，从而进一步激化国内矛盾，加剧政局的动荡。日本统治集团采取了增加税收和增发公债的方法来弥补，如准备在1937年度增加6亿日元的税收和增发8亿日元的公债。并先后实行“临时增税”、“华北事变增税”、“中国事变增税”，加强经济统治，拼命搜刮。所有这一切均是为了对外进行侵略战争，通过侵略战争来进行掠夺，又通过掠夺到的财富来支持、扩大战争。

这便是所谓的“以战养战”政策，正如军国主义分子石原莞尔所供认的：“

日本应持以战养战主义，开拓占领地（中国以及南洋）富源，以供我帝国作战所需的各种资源及费用，必要时，海军战费也可使大陆负担。”而发行军票则是一种最直接，最便捷，最节省的掠夺手段。因为“使用军票时，（日本）政府不用任何资金（税款，国债收入，其它实际的岁入金），只需印制军票费用就可以了。”

由于日本国度小，人力物力都比较匮乏；同时由于其发动的是反动的、野蛮的战争，必然进一步激化其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它和世界众多国家的对立。因此，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然而却遇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其“速战速决”的方针一再遭到挫败。以华中为例，当时日寇的如意算盘是：十天占领上海，然后直逼南京、迫使国民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假若不行、三周攻陷南京……，这样，只用15个师团的兵力，三个月内便可结束全部的侵华战争。但事实上，仅在上海战役，日寇便遭到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

结果，日寇使用兵力25万以上，耗时三月之久，才见分晓。由于战争的规模、范围的迅速扩大，战线拉长，战争邈邈无期，从而导致日本国力不堪负担，只得另辟渠道，加紧进行掠夺。而此时让军票出笼，便成为其最佳选择。然而日寇始终迷信其能迅速战胜中国军队。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因而，尽管日本当局在1937年7月29日已决定在华中发行军票，但直到11月才让其出笼。即便如此，仍是作为一种临时的应急措施。

日军强制推行军票

其实，强制推行军票也是日本对外侵略掠夺的贯用伎俩和手段。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就企图以大日本帝国大藏省的名义在我国北方发行军票。当时称为“军用切符”，只是由于战争提前结束，而未付诸实施。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同样以大日本帝国政府大藏省的名义在朝鲜、中国北部和东西伯利亚的萨哈林发行了总数为1.5亿元的军票。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我国青岛及出兵我国东北期间，均发行过军票。

其后每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需要筹措军费时，侵略者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其占领区强制推行军票，而此时的侵华战争，又遇到了同样的燃眉之急。

另外，从当时上海地区的现状来看，亦无法承担这笔额外而庞大的军费开支。在客观上，日本军国主义想要利用现成的日银券来支持日益扩大的战争也缺乏基础。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强制在正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华中等地使用日银券，会增加日本通货的发行量，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进而引起日本国内日元价值的振荡，并直接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因此，必须使用一种既独立于日本本国货币，又能充当通货职能筹措战费来进行经济掠夺的替代物，于是这种无需任何发行保证的军票便在华中粉墨登场了。

02

出笼经过

日本军用手票（银行博物馆藏）

如前所述，虽然日本军国主义早在1937年7月29日已预谋在华中发行军票，但一直妄想通过速决战征服中国，并将中国经济纳入其侵略体系。正当淞沪战争进行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刻，为了筹措骤然猛增的战费，日本政府于10月22日通过《军用手票发行要领》，决定以军用手票支付不包括华北在内的侵华日军军费。在《要领》的第三条中规定“大藏省理财局长可随时决定印制军用手票的种类、张数、印刷时间，然后通过内阁印刷局”印制。《要领》还明确规定此票不能兑换日本通货，以免冲击本国金融。10月24日，日本内阁印刷局向日本银行交付了第一批军票（内有50钱券22.5万日元，1元券10万日元）。并于同月由日本银行交给陆军部队军票共计62.5万日元。11月5日，携带大量军票的第10军便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规定军票与日元同价、强制推行。

于是，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张，在华中沦陷区便出现了日银券与军票同时使用的局面，在其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侵略军是将华中军票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应急征用券来看待的。因此、日本侵略军主要利用不值分文的军票来筹措和支付战费。其通常所采用的手段是所谓的强制“征用”。即在华中日占区内将包括日用品在内的一切可作军用的物资统统加以扣留，然后由侵华日军出具一张以军票为计价单位的清单，便将这些物资强制“征用”了。这其实与其在侵华战争中明火执仗的抢劫，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的“征用”不花分毫，当然可以节约“日元和维护日本通货的稳定”了。军票的另一作用是用以支付侵华日军的薪俸、津贴和支付给中国苦力的少量费用。由于按规定这些军票只能在华中沦陷区内使用，因而这笔开销最终仍然落在沦陷区人民的头上。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又通过军票来搜刮沦陷区人民的法币和外汇，再利用这些搜刮来的法币和外汇，集中到国统区去套购战略物资。这样达到既充实军需，又削弱、扰乱国民政府抗战实力和金融的目的。

印有孔子像的日伪银行纸币

（银行博物馆藏）

1938年10月，日本军国主义在占领了中国的广州和武汉以后，才意识到他们已陷入了侵华战争持久战的泥潭之中。“为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加紧掠夺中国的战略资源，才将军票作为华中、华南的唯一通货，实施了所谓的军票一元化工作：即从1938年11月1日起、在除上海以外的华中占领区实施军票化，1939年12月1日以后又在上海实施军票化。强令全面回收日银券，促使军票流通。此后，日本军国主义主要是通过这不值分文，毫无发行保障的军票代替公开掠夺及明目张胆的“征用”。与此同时， 其对法币的态度亦由当初的容忍利用变为打击、扼杀。而军票又成了其与国民政府进行货币战的重要手段——日寇通过压低军票与法币的兑换价来打击法币，其凭暴力强制规定军票与法币的比值，不断使军票升值：1939年8月规定法币与军票等价；1940年5月变为100:7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票扶摇直上，1942年5月法币与军票的比价降为100:8。直至最后禁止法币流通。

军票是一文不值的掠夺性票券，在其出笼伊始，便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厌恶和抵制。尽管日后日本军国主义一改再改军票的图案、文字，使其更具欺骗性，但这丝毫掩盖不了其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罪恶本质。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寇更是加紧对华中乃至整个中国沦陷区的掠夺。特别是在华中地区，此时军票已经日渐膨胀，影响到日本经济。日本军国主义在加强金融统治的同时，开始大力扶植任伪傀儡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准备将这包袱丢给汪伪傀儡政权。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