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撕裂“盟友圈”，盟友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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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3年5月，七国集团（G7）的政府首脑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宣称“在应对当下全球挑战的决心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的领导人以及澳大利亚、韩国等其他伙伴国的领导人并非在贸易政策等所有议题上都达成共识，但他们仍然共同支持一系列合作倡议，涵盖乌克兰问题、防扩散、经济安全及其他共同关切领域。

然而仅两年后，广岛峰会上那种普遍存在的共同目标感，似乎已成为遥远模糊的过去。如今，美国的盟友们正仓促与特朗普政府敲定协议，以避免更高关税，并为其与美国的关系恢复些许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过去八个月里，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评论大多可理解地聚焦于关税与协议谈判的日常波动，及其在经济、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影响。但人们较少关注这场“关税风波”对美国与最亲密盟友关系中其他重要方面的连锁影响。近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召集了四位区域及国家问题专家，探讨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对加拿大、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美国部分最亲密盟友产生的其他地缘政治影响。

爱德华·奥尔登：加拿大为摆脱对美国依赖奠定基础

爱德华·奥尔登（Edward Alden），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与“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正在重塑全球各国的关系，而其对加拿大的影响尤为深远。过去75年间，美国与加拿大持续深化经济与军事合作，两国间“全球最长的不设防边境”广受赞誉，双方还建立了全球范围内国与国之间最为深厚的友谊之一。

随着特朗普在2025年3月宣布将对加拿大汽车进口征收25%的关税，尽管该国采取了积极而目标宏大的应对举措，当关税对该国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2025年第二季度加拿大经济因出口下滑大幅收缩1.6%，8月失业率攀升至7%以上——该国面临的挑战十分艰巨。

这一后果迫使加拿大制定新计划，以应对持敌对态度的美国。在关税政策宣布次日，新任自由党总理马克·卡尼（他随后在4月的大选中意外获胜）通过电视讲话，向4100万加拿大民众宣告美加关系“终结”。卡尼表示：

“我们与美国以往的关系，建立在经济深度一体化及紧密的安全与军事合作之上，如今这种关系已不复存在。”

他还告诉加拿大民众，从现在起，国家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构想”经济模式，确保加拿大能“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立足”。

加拿大总理卡尼启动50亿加元基金，支持受关税冲击的行业，并命令公共部门“买加拿大货”，以此来应对特朗普贸易战。图源：路透社

该计划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

一是整合国内经济。卡尼正全力推动消除各省间贸易的人为壁垒，包括解决行业许可与产品标准限制问题，同时加大投资建设国家基础设施，以实现贸易多元化。

二是增加军事开支。卡尼承诺，到2026年3月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4%提升至2%，这比此前计划提前了数年。

三是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卡尼还在致力于巩固加拿大与欧洲在防务和贸易领域的关系，一方面降低对美国军事装备的过度依赖，表示下一批大型战斗机采购计划将选择欧洲供应商而非美国供应商，另一方面对欧洲多次访问并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定》，将可能推动加拿大与欧洲在安全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这三大举措意味着与过去的对美关系决裂。

加拿大的战略调整需要时间，以逐步降低其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并在欧洲和亚洲培育新的伙伴关系。不过，尽管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举措，卡尼仍对特朗普做出了让步，为谈判留有余地。未来，加拿大还需做出更艰难的决策。作为《美墨加协定》的一部分，加拿大此前已在对华政策上逐渐向美国靠拢，包括效仿美国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6月2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欢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出席欧盟-加拿大峰会。图源：路透社

对此，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对加拿大油菜籽（加拿大最具价值的农产品出口品类之一）征收高额关税。短期内，加拿大需决定：是继续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还是缓和对华态度，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

很有可能的是，未来至少数年，加拿大经济会陷入增速放缓的局面。卡尼目前在应对加美关系问题上获得了强劲的公众支持，上周称加美关系“并非转型，而是断裂”，但他或许无法获得所需的全部时间来推进这一调整。

马蒂亚斯·马蒂斯：欧盟单方面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是否会引发觉醒？

马蒂亚斯·马蒂斯（Matthias Matthijs），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欧洲问题高级研究员

7月下旬，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苏格兰坦伯利高尔夫度假村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最终达成了一项并不完善且带有单方面倾向的贸易协议。

在欧盟与成员国的双层博弈后，布鲁塞尔方面同意取消对大多数美国工业产品征收的关税，并承诺对美进行6000亿美元的新增私人投资，同时购买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而华盛顿方面则同意将针对欧洲进口商品的新关税上限设定为15%——这一数字仅为特朗普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威胁要征收关税的一半。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达成关税协议后，美国将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下调至15%。图源：路透社

虽然批评人士称欧洲在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中让步过多，但坦伯利协议或许会成为欧洲战略转变的开端。短期内，该协议确实会加深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尤其是在能源和国防领域。但这种被迫形成的依赖，也正催生欧洲各国领导人寻求贸易多元化、增加国防开支，并重新评估能源政策，影响其地缘政治立场。

贸易多元化方面，欧盟正加快与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的贸易谈判；同时，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由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组成的南美贸易集团）的自由贸易协定若生效，将形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目前该协定的批准程序已正式启动；此外，欧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势头也在不断增强，传递出一个信号：它仍会对美国保持接纳态度，但不会受制于美国。

去年12月，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四个南共市创始成员国总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宣布达成南共市-欧盟自贸协定。图源：欧盟委员会

国防开支方面，坦伯利协议还进一步支撑了“增加欧洲国防投入”的主张，这类主张早在2025年春季就已提出。如果特朗普能以关税威胁为筹码，换取美国模糊不清的安全保障承诺，那么从中长期来看，欧洲必须（也必将）降低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战略自主”这一理念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可能意味着将更多采购订单投向欧洲防务企业、逐步将美国承包商排除在大型招标项目之外，以及建立一个能够支撑欧洲自身安全的工业基础。能源转型方面，欧洲能源政策目前正经历结构性重审。

尽管欧盟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依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但一个政治层面的教训已深入人心：欧洲不能把对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依赖，换成对美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依赖。合理的应对举措，将是加大对从海上风能到绿色氢能的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力度，同时着力打造以本土供应或多元伙伴供应为主的供应链。因此，能源转型不仅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举措，也成为地缘政治层面的“风险对冲手段”。

德国国有能源公司SEFE与中国石化旗下贸易公司UNIPEC签署全球液化天然气合作协议。图源：路透社

综合来看，这些动态表明，美欧在特恩贝里达成的“协定”，或许会在未来十年推动跨大西洋关系朝着更自主、更平衡的方向发展。如今，欧洲处于防御姿态，为避免经济战而被迫接受不对称条款。

但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欧盟有望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打造更强的防务能力，并建立更具韧性的能源体系。无论是通过能源销售、为美国企业争取优惠市场准入，还是在北约中获得战略影响力，这种转变起初会让美国从欧洲的结构性依赖中获益颇丰。然而随着这种依赖的下降，欧洲在经济、军事和战略层面对美国的需求将大幅下降，真正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希拉·A·史密斯：关税困境引发日本对政治与安全的担忧

希拉·A·史密斯（Sheila A. Smith），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太研究领域约翰·E·梅罗高级研究员

特朗普第二届政府释放的初步信号表明，即便是美国在亚洲最坚定的盟友，未来的道路也将更加艰难。美国对国际贸易的强力干扰已濒临影响盟友安全合作的边缘，特朗普就曾多次对美日之间“不平等的条约”表达不满。然而，美国这一新外交政策思路中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它抛弃了支撑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如果美国政府不再为自己曾助力建立的经济体系发声，它是否还会放弃那些约束盟友与对手的全球安全承诺？

这场初期贸易动荡的多个方面，都对美国与亚洲的安全关系产生影响。

首先，决策的不确定性，包括时断时续的高额关税威胁让联盟管理变得困难。对日本政府而言，政策的突然变动难以应对，尤其是这会迫使日本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中艰难平衡“美日同盟的核心地位”这一议题。

第二，关税政策的战略目标仍不明确，对更广泛的联盟磋商而言并非好兆头。日本首相石破茂领导的内阁正努力适应特朗普“重塑贸易关系”的主张，但即便他们寻求配合美国政府的新议程，关税谈判也未能为未来“明确的联盟合作路径”带来希望。而且事实证明，这种局面让石破茂陷入困境，他于9月7日宣布了辞职决定。

第三，美日战略联盟还得到了双方紧密的企业与公民社会联系的支撑，贸易动荡也给这些领域带来了额外影响。目前判断消费者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反应还为时过早，但许多长期在美国市场投资的跨国企业已受到严重冲击，未来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将面临更复杂的环境。

近日，作为避免高额关税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已同意由特朗普决定其5500亿美元资本在美的投资方向。图源：彭博社

关税压力对美日安全关系的影响已初现端倪。尽管美日双边安全条约未包含“军事对等”条款，但条约明确要求日本为美军提供基地与设施支持。若失去这些基地，美国海军和空军将无法应对地区危机。长期以来，美军在日本使用的港口和机场，对于应对朝鲜半岛潜在突发状况及台海紧张局势至关重要。如今，美日两军在一系列区域存在任务中密切合作，并与印太地区其他盟友开展行动协调。

但美国还将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已明确表示，印太地区盟友的国防开支应向北约盟友看齐，达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未来数月，美国与日本还需修订为期五年的《驻留国支持协议》（HNS），该协议明确了日本为美军在日存在提供的财政支持内容。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数字”和“盟友承担更多责任”这两个概念同样重要。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国防开支并提高驻留国支持费用，这很可能会引发日本民众的不满。在他们眼中，本国经济才是首要任务。

上周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印度、朝鲜、俄罗斯三国领导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出席。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坚定表示：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十字路口。”

这样一个集团主导的世界秩序，并非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所愿看到；同样，他们也无法接受“与美国结盟的代价高到本国民众无法承受”的局面。至少，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希望拥有一个“更可预测、更能提供支持”的战略伙伴。

约书亚·科兰兹克：特朗普对澳新加征关税，美国太平洋战略面临风险

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东南亚与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

澳大利亚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新西兰是美国西太平洋防务战略的核心。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美国的这一战略始终保持一致，其目标是遏制中国在太平洋空域和海域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该战略的实施，依赖于在该地区构建合作伙伴网络——这些合作伙伴需允许美军开展行动、拥有先进武器，且其境内地点需能让美国国防部在冲突发生时，依靠它们部署美国的战机、舰艇或地面部队。

澳大利亚与日本一道，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防务伙伴，多年来也是美国可靠的盟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在每一场美国参与的战争中，都与美国并肩作战。

尽管澳大利亚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也是可靠的经济伙伴（堪培拉于2005年与华盛顿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去年对美贸易逆差近270亿美元），特朗普仍对澳大利亚加征了10%的关税。关税生效后不久，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公开场合的言论，进一步激怒了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及广大民众。他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表示，尽管美国对澳大利亚存在贸易顺差，但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规模巨大，因此“应该在与澳大利亚的贸易中扩大优势”，以帮助降低全球贸易逆差。

此类言论在澳大利亚国内政治中引发了巨大反响，即便关税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影响相对温和。澳大利亚政府下属的独立研究与咨询机构生产力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在全球范围内“或许处于应对新关税的最佳状态”。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对澳大利亚的频繁指责，以及对国际机构的轻视，仍帮助此前支持率不高的澳大利亚工党在5月的大选中成功连任。工党之所以能获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将自己定位为“最有能力与白宫抗衡的政党”。事实上，白宫对澳大利亚的公开态度，以及澳大利亚对“美国不再是可靠伙伴”的担忧，已导致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支持率大幅下滑。新西兰的情况与此类似。

仅有约9%的新西兰人认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对新西兰产生了“净积极影响”，且这种负面看法存在于各个政党的支持者中。如此高的公众敌意，将使美国更难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达成任何目标。在这两个国家，特朗普政府明显的“不可靠性”，以及其“惩罚盟友”的倾向，已促使堪培拉和惠灵顿呼吁推行“更独立的外交政策”，并寻求与亚洲、欧洲更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近年来，新西兰本已与美国进一步拉近关系，但如今，多个政党的政客正对这一决定进行严肃重新评估。

除关税带来的经济影响外，美国的贸易政策还对其与澳新关系的其他关键领域构成威胁。首先是“五眼联盟”的高层情报共享。澳新两国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共同组成了情报联盟“五眼联盟”（Five Eyes）。这一联盟通常被视为全球最紧密的情报共享机制之一，但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图尔西·加巴德，却在越来越多的重要议题上拒绝与“五眼联盟”伙伴共享情报，包括俄乌和谈的最新进展。据澳新两国官员透露，这一做法加剧了惠灵顿和堪培拉对特朗普政府的不信任，导致这两个国家也开始隐瞒情报。

日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伯德下令把所有涉俄乌和平谈判的情报标为禁止对外分享，“五眼联盟”成员因此被排除在相关情报自动共享之外。图源：路透社

这类情报对美国至关重要。它不仅监控中国在东南亚的活动，也能监控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动向。目前，中国在太平洋岛国正以极强的姿态扩大影响力。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加大了对太平洋地区的投入：澳大利亚仍是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援助国，且援助规模远超其他国家；近年来，堪培拉与多个太平洋岛国签署协议，将援助与“安全事务咨询条款”相结合，确保澳大利亚政府能在相关安全事务上拥有知情权。

若没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的“中国在太平洋活动”相关情报，美国在这一关键区域将无法全面掌握北京的动向，陷入部分“失明”状态。

其次是政策制定者与普通民众对美澳、美新关系，以及对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支持。尽管美国正在重新审视规模庞大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核潜艇协议，并呼吁澳大利亚增加防务开支，但澳大利亚国内对“AUKUS协议能否真正落地”的信心正不断减弱。如今，许多澳大利亚人甚至反对该协议，因为他们不信任华盛顿能推行负责任的外交政策。洛伊研究所的一项新民调显示，“仅36%的澳大利亚人对美国‘在全球采取负责任行动’抱有任何程度的信任”。

取消AUKUS协议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该协议本可为华盛顿和堪培拉带来双赢。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珍妮弗·帕克所指出的，该协议“确保了美国能从‘超出大多数中国导弹射程’的地点进入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为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增加了第四个维护基地，并为美国打造了一个‘拥有独立核动力潜艇工业基础’的盟友”。

美国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近日表示，根据AUKUS核潜艇协议，美国将能够使用位于西澳大利亚、计划用于支持核动力潜艇交付的防务设施。图源：路透社

再次是双方为阻止中国影响力在“民主国家”内部，以及在太平洋岛国（这些国家在潜在太平洋冲突中已变得至关重要）蔓延而开展的联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首批面临“中国在其本国地方及国家政治体系内施加影响”的主要“民主国家”。两国的主流商业机构、教育机构、情报机构，以及华人侨团组织，都受到了这种影响。这两个国家应对此类影响的经验和举措，已成为“反击中国影响力策略”的模板。

如今，全球主要“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日本都在本国境内面临类似的影响力渗透。随着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日益疏远，美国情报部门将无法利用这两个国家在“应对中国渗透策略”方面的丰富经验。与特朗普关税带来的其他地缘政治影响一样，要扭转这些政策决策对“美国与最亲密盟友关系”造成的损害，难度可能只会越来越大。

本文编译｜刘悦 IPP实习编译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周浩锴

审读｜刘　深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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