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凿痕千年 一个东汉石工的留名传奇‖高富华

凿痕千年

一个东汉石工的留名传奇

高富华

《华阳国志》记载,蜀王杜宇“以灵关为后户”,灵关是一处险隘,距今四川省芦山县城8公里,壁立万仞,下临激流,峭壁上至今还能看到栈道凿孔。春秋战国时,芦山曾是青衣羌国所在地,后来秦灭巴蜀设青衣县,距今已2300多年。两汉时代,此处曾设蜀郡西部都尉府,是蜀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汉、羌民族文化交融中心,在弹丸之地的芦山留下了凝重而又辉煌的石刻。“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东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国力渐趋殷实,名士、官绅死后多于墓前立碑颂德。刘盛,东汉石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见证并记录了这一辉煌的时刻。

樊敏碑阙

一方汉碑的千年荣光

樊敏碑、阙及石刻位于芦山县城2公里处的芦山县樊家寺,随着芦山县城的扩建,昔日的小村庄隐然有些都市风情了。而在樊家寺的地下,樊敏已在那里“安息”1800多年了。

樊敏碑、阙均建造于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是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的墓前陈列物,于1961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的樊敏碑,这方刻于1800余年前的石碑,又称“巴郡太守樊敏碑”,堪称四川第一汉碑,内容为樊敏生前事迹。

鲁迅先生曾说过:“唯汉代艺术,博大沉雄。”樊敏碑正是“博大沉雄”。汉风猎猎,历经1800年的樊敏碑依然矗立。走进位于芦山县城南郊的“四川东汉石刻纪念馆”,樊敏碑、阙扑面而来。

馆内绿草萋萋,虫鸣不绝于耳。樊敏阙早在宋代前就已倒塌,宋代、清代、民国时期多次培修,前些年,文物专家修复了左阙,右阙仍无踪影。从已修复的左阙,可辨识其上的浮雕图案:斗拱层四角刻的力士举双臂托负,正脊中部雕的一只含绶带的雄鹰,主阙檐下正面的浅浮雕“龙生九子”神话故事图像,两面分别刻“西王母”“玉兔”等题材图像。其简练严谨的雕刻技法,磅礴的气势,雄浑的造型及生动协调的人物图案,展现出汉代的崇道思想和工匠高超的石刻技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樊敏碑、阙。

碑体雄伟高大,隶书字体,字迹已风化难辨,幸县留有原文保存,碑上镌刻着“双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及隶书碑文558字,大多为颂赞樊敏之词,自然也记载了不少四川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件,起到了补遗匡漏的作用。

东汉末年隶书已经高度成熟,然此碑因地处偏僻,用篆意“体格甚高”(康有为语),“石质粗,锋芒多杀,无从定其笔法之高下,而一种古穆之气,终不可磨。”(杨守敬语)。自北宋赵明诚收录的《金石录》起,其长期为历史学家、金石家所推崇,著录者甚多,如宋代赵明诚、王象之、洪适,明代杨升庵,清代顾炎武、李调元,近现代康有为、鲁迅、郭沫若、任乃强、梁思成、王朝闻等。如康有为先生就曾赞此碑是“千禄无上品”的珍贵墓碑,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此帖。

樊敏碑上有孔,据专家考证,系绳下葬之用,碑下有龟相驮,脑袋偏右。乌龟在汉代乃四大神兽之一,按理不应作驮碑之用,且其脑袋雕成向右偏转,它在等待着什么?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馆内还有九尊东汉石兽,其原始粗犷的雕刻技法,不重细节,显得拙朴而神秘。其中有取材于《山海经》“嫦娥化蟾蜍”“女丑有大蟹”的墓前神兽,有借《尚书》“天禄永终”之意而来的卷角羊首神兽,而绘有飞翼的神兽形象,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汉代的石兽,独开各朝代石兽造型之先河……

王晖石棺

让人惊叹的雕刻艺术

“汉代文物之乡”的芦山县,有“汉魂”之称,樊敏碑、阙已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王晖石棺也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樊敏碑阙前的九尊东汉石兽,原始粗犷,拙朴神秘。

王晖石棺建于东汉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棺体四壁及盖头的五幅石刻浮雕:棺盖头刻“饕餮衔环”画像,巨口衔环,双爪抚环,凶猛至极;棺头制双门,左门紧闭,刻有隶书墓志“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拾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戌葬呜呼哀哉”35字;右门微开,一仙童待门而立,其身半露,头挽发髻,神情端庄,右手抚门,作欲开状,若有所盼,传为迎接主人之妻逝世后升天团聚;左壁刻一有翅龙形,头生角,口衔绶带;右壁刻一虎首龙身兽,身部有翅;左右壁石刻图像气势矫健,似破云穿空,腾越于天宇。棺后刻玄武图像,为蛇缠龟身,两首相亲,四目相对,情意绵绵。郭沫若对此有诗云:“二物同心剧相爱,纠缠不解两千年。”

夜色中的高颐阙( 资料图片)

说起王晖石棺的发掘,还有一个故事。抗战时期,芦山出了一个“飞将军”——空军战士乐以琴,一人击落了好几架日本飞机,被誉为“江南大地的钢盔”,后来壮烈牺牲了。当时任《华西晚报》记者的车瘦舟(又名车辐)到芦山采访“飞将军”的亲人,偶然见到了当时发掘出来的王晖石棺拓片。回到成都后,他将拓片寄给了郭沫若。郭沫若惊叹不已,随后在两天中接连赋诗两首,以抒发自己对王晖石棺雕刻艺术的赞许之情。其中在《题王晖棺青龙图》诗中,有句:“地底潜行二千年,忽而飞来入我手。诚哉艺术万千秋,相逢幸有车瘦舟。”这些诗句,充分表现了郭沫若一睹王晖石棺雕刻艺术以后的欣喜之情,并表达了对将石棺拓片赠予自己的车瘦舟的感激。而在另一首诗《题王晖棺玄武像》中,郭沫若留有“憎到极端爱到底,总以全力相盘旋”的诗句,并在该诗后给车瘦舟的复函中坦言:“不臆东汉末年,芦山偏僻之地竟有如此之无名艺术家存在也。”他欣然写道:“龟如泰山镇大地,蛇如长虹扛九天”“龙虎矫矫挟棺走,龟蛇纠纠缪尾首”“西蜀由来多名工,芦山僻地竟尔雄”!郭沫若认为王晖石棺的石刻艺术水平,让西洋的米开朗琪罗、罗丹等大师也难望其项背。

除了王晖石棺的艺术价值外,令郭沫若更欣喜的,是石棺所承载的学术意义。在王晖石棺左右两侧,雕刻着两只身体修长的神兽图案,但这两只神兽究竟为何,却已无从定论。

在这两幅图像究竟为何物的问题上,郭沫若和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曾经有过一场笔墨之间的争论。

任乃强生前在四川大学任教,是著名的历史、地理、民族学家,他调查并主持了王晖石棺的发掘工作。在石棺两侧神兽的问题上,任乃强认为,这两只神兽乃是“龙生九子”中的“虬”和“螭”。而郭沫若则认为,此神兽应为传统墓葬中按固定位置配置的“青龙”和“白虎”。

高颐碑与樊敏碑及王晖石棺墓志上的书法相近,很可能也是刘盛的作品。

郭沫若、任乃强已经作古,他们留下了一个至今仍在争论的“笔墨官司”。但他们对刘盛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凿痕留名

小石匠的“顺风车”传奇

汉代石刻艺术是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朵璀璨奇葩,它生动地描绘了汉代社会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和神话故事,被誉为“石上史诗”。但它们的制作者留下姓名的寥若晨星。然而,在芦山县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碑与东汉巴郡属国都尉赵仪碑上,均署有刻石兼书写者“刘盛”之名。

刘盛,东汉时蜀郡属国所辖青衣县(今芦山县)人,约活动于东汉顺帝至献帝年间,是雅安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本土艺术家。由钱定一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美术艺人志》(1987年版)将其列为专条收录。

当年主持王晖石棺发掘工作的任乃强教授,在他的《芦山新出汉石图考》一文中,比较了樊敏、高颐二碑及王晖石棺墓志相同字形之后,认为它们时空距离相近,“书法相同,如出一手,判为一人所写,一手所镌。”与郭沫若不谋而合,不但持有相同的看法,而且认为雅安高颐碑阙(汉代碑阙,建于公元209年,风格、形制与樊敏阙相似,为一对带子阙的双阙。东阙已残,西阙完整,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兽等,均可能为刘盛的作品。

郭沫若先生将以上推断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王晖石棺出土于芦山,刻于建安十七年,与樊敏碑相距仅七年耳。字体多相似,殆同为刘盛作。”

有人对樊敏碑阙、高颐碑阙、王晖石棺上的文字、画像和图案在电脑上放大或缩小后的效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布局、造型、雕刻法等有许多惊人的雷同,特别是樊敏阙与高颐阙中“张良椎秦王”“车马出行”等画像,其风格十分相似。文字、画像与图案的相互印证,可以看出,雅安出土的东汉石棺、碑、阙、石兽等有很大一部分应为刘盛及其弟子之作。

说起汉阙,出自李白的《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读到汉阙,总想的是在“大漠孤烟直”的荒漠深处遗世独立的汉阙,谁知在汉代遥远的南方边城芦山,还有汉代的樊敏碑阙。

王晖石棺上的神兽图案

感谢樊敏,历任青衣羌国(辖今雅安芦山一带)国丞、东汉巴郡太守,最后晋升司徒,位列三公的樊敏,魂归故里,让人树碑立传,不仅留下了“名人故事”,还留下了“古人所重在大节,君子于学无常师”的名句格言。

其实,更应感谢的是刘盛。历史有时也会开玩笑,无情的岁月湮没了多少英雄好汉,“英雄无名”的事儿多了,而石工刘盛为他人树碑立传,也不忘“搭顺风车”,他不惜劳神费力地把自己的名字和职业刻在上面。“石工刘盛”,寥寥四个字,却点石成金扬名立万,不仅让樊敏名垂青史,而且让自己也“流芳百世”。

抚摸碑阙,眼前闪过的一行行斑驳文字,仿佛看见刘盛在抡锤雕刻,精心凿造的精美画卷之后,信手留下了“石工刘盛”字样的画面。如果主人是以字计酬,估计这四个字是收不到工钱的,不要钱也罢,一个小石匠的千年绝唱却因此而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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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5年9月8日8版

作者:高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