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回忆：我们对伊拉克已是尽心尽力，但萨达姆执意要自我灭亡

1991年1月17日清晨，北京时间四点。海湾方向发来第一份急电：美军对巴格达实施打击。外交部应急室灯火通明，钱其琛放下耳机，长叹一声——半年来的劝说与奔走，终究没能让那个执拗的政权悬崖勒马。

追溯到1990年7月23日，地点换成沙特吉达。钱其琛本想和沙特外长费萨尔亲王签字建交，却等来一句“人不见了”。没人明白发生什么事，只能临时搁笔。夜里十一点，费萨尔风尘仆仆赶回宾馆，一边道歉，一边透露自己刚被国王派去伊拉克、科威特做紧急调停。话音不重，分量却极大，钱其琛意识到：波斯湾的火药味比想象中浓。

8月2日，伊军大举跨过边界，占领科威特。信息传来，部里一片哗然。对外口径很快确定：入侵不可接受，必须无条件撤离。与此同时，中国在科威特的近五千名工人和侨民身处险地。撤离行动紧锣密鼓，仅用一周完成，连台胞、港胞也一并搭救。有意思的是，台湾驻科所谓“商务代表处”负责人最先上飞机走人，留下百余台胞求助中国使馆，这段插曲后来成了圈内谈资。

外部局势愈发紧迫。安理会谴责、制裁、封锁接连落地，中国两次投了赞成票，但对军事行动始终持保留态度。钱其琛在9月大会上直言：大规模用兵只能让问题复杂化。中东多国对这种立场颇为认同，纷纷希望中国出面斡旋。

11月初，中央拍板：派钱其琛出任特使，走一趟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任务只有一个——再给和平最后一次机会。开罗机场贵宾室里，他和美国国务卿贝克面对面，后者劝中国别在安理会“卡壳”。钱其琛摊开双手：“能不打就不打，给萨达姆一点时间。”两人各执一词，却都清楚留给外交的窗口正在收缩。

抵达巴格达是11月11日中午。海空封锁让昔日繁华城显得沉寂，街头汽油味掺着尘土味。伊拉克外长阿齐兹先后两轮会谈，把压低油价、经济战、历史领土等理由一股脑丢出来。钱其琛提醒他：“战争离你们只有一步。”

第二天上午，萨达姆在官邸接见。军装、手枪、冷峻表情，摆明了准备硬杠。简短寒暄后，钱其琛开门见山：“如果伊军不撤，战火必至。”萨达姆声音压得很低，却透着倔强：“科威特本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钱其琛回以一句：“香港回归靠谈判，不靠炮火。”对话到此，僵局一眼便知。短短几句，占全文不足二分之一，却折射两种逻辑的碰撞。

11月17日离开巴格达那天，钱其琛在随行日志里写下八个字：和平机会，愈发渺茫。回到北京后，贝克电话追来，软硬兼施想让中国在授权动武决议上投赞成票，还拿“安排访美”作交换。外交斗争的微妙，在此刻展露无遗。最终，中国投下弃权票——既不支持动武，也不替侵略背书。

12月，安理会678号决议通过。萨达姆仍把希望押在国际分歧与人质谈判上，误判到最后一刻。1991年1月15日，最后通牒期满。两天后，巴格达上空火光如昼，代号“沙漠风暴”的空袭开启。伊军工事被精确打击，萨达姆宣称“光荣抵抗”，外界却看到溃败迹象。短短四十二天，伊方伤亡数字触目惊心，科威特城重新升起本国国旗。

战事尘埃未落，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回顾此役：“我们用尽一切手段劝止，仍未改变萨达姆的决定。他错在高估自己，低估国际共识。”不得不说，决策者一旦误判，付出的代价往往是整个国家。

多年后，海湾地区仍暗潮涌动。那段斡旋经历却印证一个残酷事实：当一个政权执意走向自毁，他国再多善意也难以扭转。钱其琛把这称作“外交极限”——力所能及，仁至义尽，而后静观历史自行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