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石村的革命光辉与交通站斗争纪实

在浙江省永嘉县崇山峻岭的怀抱中，隐匿着一个貌不惊人却满载革命光辉的小村落——四角石村。四角石村坐落于瓯江北岸的山岗上，海拔250米，背倚青山，面朝瓯江滔滔流水。它地处战略要冲，恰位于国民党永嘉第五区署（坦头）与桥下警察所之间，两者距离均约为七八里，而距瓯江科甲岭渡口更是仅有5里之遥。此地既交通便利又易于隐蔽，能够俯瞰瓯江两岸，是监测国民党政府及军、警、特动态的绝佳位置。

尽管这个村庄地理位置偏远且自然条件艰苦，却在解放战争前夕，成为中共地下交通站的关键据点，为革命事业贡献巨大。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四角石村便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深厚。1929年秋，地下党员潘俊、洪福沙来此开展减租减息斗争。1930年4月1日，农会正式成立，吴正汉任主任，傅立海管武装，苏云钦管组织宣传。当晚，便有15位农民主动加入暴动队，彰显当地群众对革命的坚定支持。

此后，傅立海、苏良玉等带领农民武装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攻打过瓯渠。红十三军失利后，西溪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地方失去了党的领导。但四角石村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它在等待着一个新的机遇。

1940年冬，中共浙江省委及浙南特委交通员吴荣膺（原名潘统顺，永嘉昆阳人，后过继至平阳），以“买羊客”的身份悄然踏入四角石村，借宿于舅舅陈发章家中。吴荣膺被陈发章的淳朴善良与乐于助人的品质所感染，决定引领他踏上革命之路。在吴荣膺的悉心引导下，陈发章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

次年三月，四角石村党员队伍壮大至五人，中共四角石村党支部应运而生，陈发章被委以书记重任。同时，经中共浙江省委与浙南特委批准，四角石村正式设立浙闽交通站，陈发章担任站长，吴正汉为副站长，成员汇聚了林成有、陈朝兴、吴可金等志士，交通站便设于陈发章家中。

四角石交通站作为浙闽交通线上的核心枢纽，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它肩负着瓯江南北的交通联络重任，确保省委、特委、县委等重要机密信件与信息的畅通无阻。其交通网络南抵瑞安雪鸡山，北达五尺、苍坡、屿北等地，覆盖区域逾百五十里。

吴荣膺根据省委指示，对交通站的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一是确保南北交通联络的顺畅无阻；二是掩护过往同志，严密放哨并执行隐蔽护送任务；三是妥善安排外来同志的生活起居，保障他们的安全无虞。为进一步优化交通联络，四角石交通站在科甲岭渡口部署了两艘农船及一艘渡船，并配备了四名船工，专为浙南、浙东、浙闽边界地区的同志提供往来服务。此外，还在白下设立了联络点，吴可金以开店为掩护，与科甲岭渡口的陈文龙进行秘密联络，共同维护交通线的安全与稳定。

四角石中心交通站一经建立，陈发章与吴正汉等人便如陀螺般旋转起来，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他们不仅是来往同志的热情招待者，更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白天，他们穿梭在村巷之间，为过往的同志提供掩护；夜晚，他们则奔跑在南北两条交通线上，不畏艰难险阻，用尽浑身解数完成组织交予的交通联络重任。他们的身影，在崇山峻岭间忽隐忽现，用坚定的步伐踏出了一条条通往胜利的秘密通道。

1941年4月19日，日本侵略军如狂风骤雨般首次侵占温州。彼时，隐蔽在温州城区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紧急转移到瑞安肇平烊，而一部分干部则撤退到了四角石村这个安全的避风港。其中，吴毓、陈禹铭、薛天寿（后叛变）、吴荣膺等20余人，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坚定的信念，来到了这个小村庄。陈发章、吴正汉等同志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像家人一样，热情而周密地安排接待工作，将这些同志分别安置在各家各户中。他们反复叮嘱村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照顾好这些同志的生活起居，让四角石村成为了一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在那段日子里，四角石村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坚定的气息。陈发章和吴正汉作为交通站的领头人，他们以身作则，带领村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无论是深夜的紧急转移，还是白天的秘密联络，他们都表现得勇敢、智慧且充满责任心。

1942年初春，吴毓在四角石村换上衣裳，乔装打扮后踏上了前往括苍联系地下工作的征程。而他的妻子陈禹铭，因怀孕待产不能同行，只能以教书的名义留在了四角石村。吴正汉一家热情地接纳了她，让她住在了自己家里。不久后，陈禹铭在四角石村这个革命的小天地里，分娩生下了一个男孩。吴正汉的妻子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细心地抚养这个小生命，一养就是六年之久。

吴正汉是一个较有名气的草药医师，上门求医的人很多。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妙地保护隐蔽在四角石的同志，灵活地为同志们应付一些人的盘问，从没出现过漏洞。凡是求医的人是梅岙以下村庄来的，他就说这些叔叔或阿姨是小京以上一带人；来人是小京以上一带的，他就说这些叔叔、阿姨是梅岙以下或江南一带人，说他们也是来求医要药的。因此，隐蔽在四角石的同志一直比较安全，从来没出过问题。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42年2月8日，由于叛徒李小金（原台州特委武工团团长）、陈方汀（原温岭县委书记）的出卖，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在温州城区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随后，国民党特务和军警带着叛徒到处搜捕共产党干部企图一网打尽。

当时，温州城内形势非常紧张，省委设在城内的7个点，除墨池坊刘英同志秘密住处外，其余6个点均遭搜捕和破坏。刘正发、吴荣膺等同志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离开温州来到了四角石交通站陈发章家里。陈发章按照他们的意见，在深夜安排陈加柳用舴艋船将他们安全渡送到双屿前陈码道，前往瑞安方向去了。

不久之后，阿三奶、朱爱莲等女同志也相继来到了四角石村。陈发章、吴正汉等人悉心为她们安排好隐蔽之处，确保她们的安全无虞。然而，危险却如影随形，并未远离四角石村。1943年10月，国民党政府集结重兵，对浙南基本地区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清剿，同时加强了以叛徒陈家壁为首的“肃奸”活动。同月，中共永嘉县委书记范亦宸叛变投敌，中共纸山（雪鸡山）区委书记薛天寿也被捕叛变，永嘉县委机关和瓯北以南地区的党组织遭受了重创。

10月10日晚，寒风凛冽，雨夜沉沉。叛徒薛天寿、周义群带着十多个特务，包围了陈发章的家。他们破门而入，将陈发章抓捕归案，随即对他进行吊打逼供，妄图从他口中套出阿三奶、陈禹铭、朱爱莲等人的下落。然而，陈发章坚贞不屈，与敌人巧妙周旋，始终未透露党的机密和同志们的丝毫信息。当他的弟弟陈法烈进来求情时，也被特务们一并抓获，遭受了残酷的刑审逼供。敌人对陈发章、陈法烈两兄弟施用了坐老虎凳、龙喷水、棍棒打身等种种酷刑，但陈发章同志始终威武不屈，最终惨遭敌枪杀，壮烈就义。

陈发章同志的牺牲，并没有让四角石村的革命斗争熄灭。红十三军老战士、共产党员吴正汉毅然挺身而出，接过了革命的接力棒。他铭记陈发章站长的遗愿，坚定地走在了革命的道路上，担负起了中共浙南特委和中共瓯北县委之间机密文件的来往、传递以及护送同志的重任。他深刻吸取教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使革命斗争更加灵活多样，也更加安全可靠。

1946年2月，中共永嘉县委迅速行动，成立了永嘉县武工队，有效恢复了纸山及永青边地区的工作，成功打通了瓯江南北的交通要道。同年5月，中共浙南特委交通员汪德威亲临四角石村，致力于恢复并发展村党支部，吴正汉同志被委以重任，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交通站站长，全面加强了各项工作。

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孙经邃、吴荣膺、刘日亮等同志率领武工队20余人，渡过瓯江，悄然登上四角石村，驻扎在陈朝兴家中。次日晚上，吴正汉家灯火通明，党员们齐聚一堂，孙经邃同志发表了题为《目前形势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极大地坚定了该村党员群众的革命信念，激发了他们积极开辟新区的热情。

1947年6、7月间，汪德威多次亲临四角石村，对革命工作进行指导。同年除夕之夜，吴圣朴、汪德威、周双峰、潘介等20余名括苍支队第四中队的武装人员悄然来到四角石村，随后顺利进入廿四垅腹地，武装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1948年3月中旬和5月，周双峰、潘介再次带领武装力量来到四角石村，部署开辟新区，进一步扩大我党的斗争力量。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在四角石村的停留期间，交通站都为他们妥善安排了生活，负责放哨、互通情报等工作，确保了他们的安全。

1948年10月，江南庄岩交通站尤明钏同志转来一封“特委给中心县委的机密信件”，要求四角石交通站转送至黄麻蝉。吴正汉站长深思熟虑后，决定利用陈朝兴出身黄麻蝉、地熟人熟的优势，将这一重任交给他。陈朝兴欣然接受任务，从四角石后山翻山越岭，途经山田村，沿山边小路巧妙地将密件送达黄麻蝉。恰逢此时，又有一封由中心县委给特委的秘密文件需要转送，吴正汉站长也一并交给了陈朝兴同志。陈朝兴深知任务艰巨，担心路上出现意外，于是找来一条麻袋，装入玉米粒，将信件搓成玉米粒大小，巧妙地藏匿其中，确保信件的安全送达。

陈朝兴在返程途中，途经东村至桥上的溪滩，正欲转弯前往山塘潭背时，不料遭遇了身带木壳枪和手枪的自卫队邹道林的手下分队长李庆岩和特务戚开尧等四人。陈朝兴心中一惊，虽然与这些人素未谋面，但李庆岩和戚开尧的名字在廿四垅地区的同志间早已如雷贯耳。此刻，他身处险境，上方是高耸的山峰，下方是深不见底的潭水，后退无路，前进又充满危险。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戚开尧开口喝道：“什么人？过来检查！”四人同时亮出了短枪，陈朝兴只得强作镇定，硬着头皮迎上前去。李庆岩眯着眼睛问道：“你是哪里人？”陈朝兴答道：“我是菇溪的。”“那谷宅店的人呢，你认识吗？”李庆岩追问道。陈朝兴从容应对：“蕴辉、阿禄是我的表兄弟。”

然而，奸诈的戚开尧突然插嘴道：“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陈朝兴心中一紧，但迅速冷静下来，他从衣袋里摸出仅有的两张关金券，递到他们面前说：“我身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只有这些。”这点钱显然入不了他们的眼，李庆岩面露凶光，伸手撕开了陈朝兴的内衣，对他全身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却一无所获。

戚开尧歪戴着帽子，手一挥，命令道：“带回去！”陈朝兴深知一旦被带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摊开双手，露出布满老茧的手掌，恳切地说：“我是个清清白白的种田人，你们看看我的手就知道，我哪会做什么坏事呢？”李庆岩仍不死心，指着陈朝兴手中的小袋问道：“袋里装的是什么？”陈朝兴故作轻松地说：“我家里穷，今天到桐园舅舅家帮忙烧瓦，他给了我一袋玉米。”说着，他双手将袋口撕开，示意他们检查。李庆岩捏了捏玉米粒，确认无误后，便不再纠缠。

但可恶的戚开尧仍想带人离开，陈朝兴见状，只得苦苦哀求道：“先生，我只是个种田人，工夫耽误不得啊！求你们放我走吧！”这时，李庆岩似乎也有些不耐烦了，他挥了挥手，喝道：“去去去！快走！”陈朝兴趁机收起小袋，顺着小路匆匆离去。

在那隐秘而危险的革命活动时期，我党依托交通线路，如同血脉一般，将各地的革命力量紧密相连，不仅传递着上级党委的指示和情报信息，还沟通着各方联系，护送着干部穿梭于战火之间，运送着至关重要的物资，调兵遣将，共同打击和消灭敌人。交通站作为这一庞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敌人对交通站恨之入骨，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疯狂的破坏和镇压。

四角石村，这片曾经宁静的土地，从1943年冬至1944年10月间，遭受了国民党特务的残酷迫害。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19位无辜的村民被特务抓走，其中6位男性，13位女性。62岁的苏云池老农，更是被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苏祖高被拉去当兵，最终不幸阵亡；吴可松也被抓去坐牢，饱受折磨。然而，这些暴行非但没有压垮四角石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为革命斗争到底的决心，锤炼出了一颗颗赤胆忠心。

四角石交通站的同志们，前仆后继，不畏牺牲，与廿四垅的黄麻蝉、下太平及瑞安、屿北、浙东、浙闽等地的七八十个交通站紧密相连，共同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四角石村的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革命赞歌。他们的事迹，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勇往直前。

如今，当我们再次踏上这片充满革命传奇的土地，仿佛还能听到那激昂的革命歌声在山谷间回荡，感受到那份坚定的革命信念在心中熊熊燃烧。四角石村，这个曾经的小山村，已经成为了革命精神的象征，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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