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心动图在心跳骤停中的作用

翻译：徐丹丹 编辑：徐丹丹 审核：仲跻巍

心脏骤停（CA）是一种危急的医疗紧急情况，其特点是心功能突然丧失，导致有效血液循环突然丧失，大脑和重要器官灌注不足，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会迅速导致死亡。尽管抢救工作和骤停后治疗取得了进展，但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很高。心脏电活动和机械问题都可能是CA的主要原因。无脉性电活动（PEA）是一种临床状态，其特征是在无有效心输出量（CO）的情况下，心电图（ECG）上出现有规则的电活动，从而导致无法触及脉搏或测量血压。这种情况通常源于严重的生理失调，如严重低血容量、缺氧、酸中毒或心脏填塞。可触及的脉搏消失，但最低限度的心脏机械活动足以产生一定程度的CO的情况被定义为假性无脉搏电活动（pseudo-PEA）。假性无脉搏电活动可通过多普勒超声或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等先进诊断方法识别。快速准确地评估心脏功能对于指导治疗干预和改善CA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超声心动图，尤其是床旁超声心动图（POCUS），已成为诊断和监测CA的重要工具。超声心动图可用于危重病人的管理，包括那些处于休克前期和CA阶段的病人。在CA的临床情况下使用超声心动图可实时观察心脏结构和功能，帮助识别CA的可逆原因，指导复苏工作，并有助于做出明智的预后决策。成人急救后治疗的流程如图1所示。我们的综述旨在总结有关在急救后使用超声心动图的现有证据。

图1：成人心脏骤停后的治疗流程

1.超声检查在心脏骤停中的作用

根据国际指南的建议，超声检查（US）在高级心脏生命支持（ACLS）方案中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在CA期间和恢复自主循环（ROSC）后立即进行超声检查。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建议采用"从头到脚"的POCUS检查策略，包括超声心动图、经胸和经食道超声心动图、胸腔、腹腔、血管和脑部超声检查。

在心肺复苏（CPR）过程中，训练有素的操作者应在不妨碍有效胸外按压和通气的情况下进行超声检查。在心肺复苏过程中进行超声检查的主要目的是优化复苏工作，并通过识别CA的潜在可逆原因来指导治疗。

抢救成功后，有必要采用更全面的超声检查方法来优化即时血液动力学功能、辅助呼吸支持、评估多器官并发症并调查CA的潜在原因。此外，它还能提供显著的预后信息。

表1展示了超声检查在心肺复苏过程中以及复苏后治疗的主要目标

1.1心肺复苏期间超声波检查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心肺复苏的关键阶段，超声心动图可提供重要信息，其中经胸超声心动图因设备更简单、更容易获得而使用最多，即使是非专科医生也不例外。

在心肺复苏期间进行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检查有几种方案，但对这些方案的详细描述超出了本综述的范围，可在其他地方查阅。不过，它们的核心原则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一种方案被证明具有优越性。所有方案都依赖于使用有限的TTE窗口来获取简单而重要的信息，同时不干扰复苏操作或延长心肺复苏暂停时间。

剑突下视窗可在胸外按压过程中最轻松地观察心脏而不会中断按压。而且，超声检查者可以利用评估脉搏和心律的停顿间歇进行其他观察，但要注意停顿时间不应超过10秒。

超声检查可以直接、实时地观察心腔的压缩/舒张情况，从而评估胸外按压的效果。可能需要调整手的位置以达到最佳胸外按压效果，特别是如果最大按压区域涉及主动脉根部或左心室流出道(LVOT)，超声波可帮助优化心肺复苏的效果。

虽然可电击心律（室颤和无脉性室速）和不可电击心律（逸博和PEA）之间的区别是基于心电图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信号振幅较低，逸博和细微室颤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超声心动图心脏收缩的检测可识别从除颤中获益的患者，即使这些患者最初被归类为"心搏停止"。此外，可检测到的心脏收缩力的存在可将PEA的"真正"电机械分离”与"假性PEA"区分开来。"假性PEA"存在心肌收缩，但收缩力严重减弱，导致无法检测到脉搏或血压。虽然这两种情况都被归类为“非休克性”CA，但它们的病因和预后可能有所不同。有趣的是，无论病因如何，假性PEA病例的存活率都高于那些检测不到心脏运动的病例，尤其是那些有组织心肌活动的病例。

因此，出现可检测到的心脏收缩可鼓励医生继续进行抢救，并考虑升级高级生命支持（如ECMO）。否则，如果完全没有心脏运动，尤其是伴有大的腔内血栓形成，则可能成为决定终止心肺复苏的一个因素。不过，在做出这一决定时必须考虑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以外的多种因素。

在复苏过程中，识别特定的可逆原因会对存活率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出现非休克节律或难治性CA的情况下。对心脏、肺部、腹部和下肢近端静脉进行超声检查检查有助于发现常见的可逆原因，如肺栓塞（PE）、心脏填塞、张力性气胸和严重低血容量（表2）

由于时间有限，超声检查评估必须高度集中，并以临床表现为指导。例如，在创伤患者中，重点是检测张力性气胸和严重低血容量。对于胸痛迁延不愈的高血压患者，排除提示急性主动脉综合征至关重要。同样，对于术后或肿瘤患者，应优先检测大面积PE。

最后，在心肺复苏过程中，超声检查可用于辅助特定的干预措施，如置入外周或中心静脉导管，包括用于体外生命支持（ECLS）或临时起搏的导管、心脏填塞的引流或气管插管定位后双侧肺通气的确认。

由于经食道超声心动图（TEE）定位于心脏后区，克服了TTE遇到的诸多困难，因此是一种可靠的替代方法。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可在整个复苏过程中对心脏进行连续、高质量的成像，通过对局部心包填塞的后心包、急性PE的肺动脉以及主动脉夹层的胸主动脉等结构进行卓越的可视化，扩大了诊断能力。此外，TEE的连续成像功能可在脉搏检查和心律分析期间最大限度地减少胸外按压的中断，而且超声检查操作员的不同体位对复苏操作的干扰也较小。

H超声检查sein等人最近进行了一项系统性回顾，其中包括11项研究，涉及358名院外心跳骤停（OHCA）和院内心跳骤停（IHCA）患者，结果显示，TEE使近二分之一病例（148名患者，41%）诊断出CA的特殊可逆性病因，而PE诊断是报告中最多的发现（43名患者）。

重点TEE方案及其在CA中的临床应用见表3。

在CA期间使用TEE有几个局限性。与TTE相比，TEE是一种侵入性技术，存在与探头插入相关的口咽、食管和胃创伤的特定风险。与使用心肺复苏术相关的其他风险尚不清楚。不过，在这种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好处可能大于风险。此外，由于需要操作人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所需的特殊设备，限制了这一工具在急诊环境中的应用。最后，超声心动图检查绝不能干扰复苏，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干扰呼吸。

1.2超声检查在复苏后治疗中的作用

超声心动图与心电图和床旁血液分析等其他工具一起发挥着关键作用，应按照国际指南的建议，尽快对所有患者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

超声心动图的主要作用仍然是用于识别一些最常见的CA病因，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心脏填塞、心肌病或PE。

除了在确定CA潜在病因方面的作用外，超声检查还可以帮助呼吸道和通气支持，以及优化血液动力学。此外，它还能发现心肺复苏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肋骨或胸骨骨折、气胸、内脏创伤、出血或先天性主动脉夹层。最后，心脏和非心脏超声在预后评估中也能发挥作用。

1.2.1诊断心脏骤停的根本原因

超声心动图在诊断缺血性和非缺血性结构性心脏病（SHD）、肺栓塞（PE）、心脏填塞和极度低血容量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心肌缺血（ACS）导致的心律失常仍是CA最常见的病因。超声心动图主要通过显示左室收缩功能障碍和区域室壁运动异常（RWMA）来鉴别ACS、尤其是在心电图无法确诊的情况下。

在CA和心肺复苏过程中，只有在心肌收缩力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能检测到RWMA，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困难。在复苏后，对区域心肌收缩力进行精细评估会更容易。然而，复苏患者的RWMA并不是ACS的特异性发现。实际上，即使没有冠状动脉综合征，心搏骤停后心肌功能障碍（PAMD）也很常见，而且通常是可逆的，并可能伴有整体室壁运动异常或RWMA，包括典型和不典型的Tako-tsubo综合征（TTS）表现。多达60%的患者可能会出现PAMD，通常在24-48小时内缓解。此外，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刚发生时，很难将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引起的新的室壁运动异常与既往冠状动脉事件或心肌病引起的室壁运动异常区分开来。最后，冠状动脉疾病（CAD）导致的室壁运动异常可能在没有任何室壁运动异常的情况下发生，从而使情况更加复杂。不足为奇的是，关于超声心动图在ROSC后诊断ACS/CAD的实用性的研究显示，其患病率和诊断准确性存在差异，敏感性较高，但缺乏特异性。

Elfwén等人在一家三甲医院进行了一项回顾性、单中心观察研究，以评估心脏病专家在CA复苏后60分钟内进行的床旁超声检查。在这一人群中，37.6%的患者检测出RWMA，但只有一半接受过冠状动脉造影术的患者显示出责任血管。

更具体的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表明，急性心肌梗死（AMI）的机械并发症是导致CA的原因。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最好留给没有永久性严重神经损伤的患者。指南建议，只有在ROSC后心电图显示ST抬高的患者才应立即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在其他情况下，应在对患者病史、ROSC后的临床状况、实验室和超声心动图结果进行多参数评估后考虑冠状动脉造影。包括超声心动图在内的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单独使用，因为在ROSC早期阶段，血液动力学、呼吸和神经系统支持是优先事项。

急性PE可能导致CA，主要是由于PEA或心搏过速，在OHCA中的发生率为27%，在IHCA中的发生率为5-6%。超声心动图在PE的诊断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而无法进行肺部CT检查的患者中。表4总结了PE的主要超声心动图特征。

然而，右心室（RV）超声心动图异常经常在心脏骤停复苏后出现。心脏骤停后几分钟内，由于压力梯度的作用，血液从全身循环转移到心脏右侧，导致右心室急性扩张。除了超声心动图的作用外，下肢近端静脉的血管超声检查也有助于可疑病例的诊断，它可以识别深静脉血栓（DVT），从而增加PE作为CA病因的可能性（图2）。孕妇尤其容易继发急性肺栓塞导致心脏骤停。

CA（主要由室速或心房颤动引起）可能是心肌病或心肌炎的首发临床表现。复苏后患者的超声心动图可突出显示这些疾病的典型特征。然而，虽然明显的心肌非对称性肥厚证据很容易提示存在肥厚型心肌病（HCM），但在复苏后的即时治疗中发现其他心肌病的典型特征。由于与作为PAMD特征的双心室收缩和舒张异常重叠，该研究具有挑战性。

严重低血容量是PEA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创伤性CA中。此外，在复苏后治疗中，液体管理对于优化血液动力学至关重要。超声心动图在识别血管内容量减少的特征性体征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显示小而高动力的心室，近收缩末期”kissing ventricle”，以及小的或塌陷的下腔静脉（IVC），从而指导液体管理。此外，胸部和腹部超声检查还可用于识别器官损伤或主动脉急性病变导致的大量出血，作为CA的主要原因或作为长时间心肺复苏的并发症。

超声心动图是识别心脏填塞的首要工具，这是非休克心律CA的常见原因。诊断通常在心肺复苏过程中进行，超声心动图显示心包积液导致心腔受压，最终出现心室相互依存的迹象。超声心动图也可用于指导心包穿刺。不过，在复苏后阶段，超声心动图可监测引流是否成功以及心脏减压情况。此外，心包积液和心包填塞可能是心肺复苏术中的罕见并发症，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可能会影响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图3）。

然而，临床医生应该意识到，某些相关的CA病因并没有特殊的超声检查结果，如离子通道病或代谢紊乱。在这些病例中，超声心动图仍有助于获得重要的血流动力学和预后信息，但不能用于诊断。

关于低体温，超声心动图可用于确诊低体温引起的CA。低体温会增加血液的回声，因此心腔中回声很低的血流可能会模拟血栓形成。复苏后，在体温正常的情况下，建议重复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以评估原始心输出量、左室射血量和主动脉瓣开放情况。此外，插管后的颈动脉气泡评估可用于监测ROSC期间的体温。

1.2.2.血流动力学监测和优化

复苏成功后，患者需要努力获得并维持充足的中枢和外周血流灌注和氧合。通常需要药物和机械心脏支持（MCS）来实现血液动力学稳定。超声心动图为床边血流动力学监测提供了一种现成且经济的工具，可指导液体、正性肌力药物、血管加压药、血管扩张剂和MCS的使用，并评估正压通气的影响。全身灌注严格取决于CO，而CO由每搏容量（SV）和心率（HR）决定。SV是前负荷、收缩力和后负荷相互作用的结果。超声心动图有助于获取所有这些因素的信息并指导治疗策略（表4）。

SV以及CO可通过超声心动图使用LVOT直径和LVOT速度时间积分（VTI）直接评估。LVOT-VTI可替代SV，从而消除了测量LVOT直径的误差来源。此外，超声心动图可评估液体耐受性，确定全身和肺静脉充血的等级，使用静脉过度超声评分和肺超声（肺超声检查）。左心室和右心室整体收缩功能的评估可提供有关收缩力的信息，该评估可使用多种参数进行。最后，超声心动图可用于估测全身和肺血管阻力，这是左右心室后负荷的主要决定因素，与有创测量显示出良好的相关性。事实上，全身血管阻力（SVR）是通过平均动脉压（MAP）、右动脉压（RAP）和CO得出的。同样，肺血管阻力（PVR）可通过肺动脉平均压（PAMP）和肺毛细血管楔压（PCWP）计算得出，肺毛细血管楔压是通过超声心动图评估舒张参数和CO得出的。此外，近年来，人们对左右心室-动脉耦合的无创评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重症患者，如ROSC术后患者。表5总结了用于血流动力学监测和优化的超声参数。

1.3经食道超声心动图的作用

当TTE不可行或不能得出结论时，尤其是在重症监护病房（ICU）中不配合的需要机械通气的患者，以及那些有静脉留置管、胸腔或心包引流管限制超声心动图视野的患者，可使用TEE。此外，当无法将患者从仰卧位移动时，应首选TEE。因此，在重症监护环境中，包括在CA术后的患者中，越来越倾向于使用TEE。

即使对初学者来说进行TEE并不简单，Arntfield等人对14名没有TEE经验的急诊医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经过简短、有序的模拟训练后，他们可以熟练地获取聚焦TEE图像。

同样，一项单中心回顾性观察研究显示，2013年至2015年间，12名急诊医生共进行了54次TEE检查，结果表明TEE是可行、安全且对临床有影响的。在这项研究中，进行TEE的最常见指征是CA（43%在心肺复苏期间，26%在复苏后治疗中）。在78%的病例中，TEE得出了诊断结论，在67%的病例中，TEE影响了治疗决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检查中有55.6%发现了TTE不易观察到的结果。另一项回顾性研究基于2012年至2016年期间进行的274次TEE，该研究由38名训练有素的操作人员证明，ICU环境中的床旁TEE对诊断和血流动力学管理决策有重大影响。此外，在之前24小时内接受过TTE的患者中，有近一半的TEE适应症为TTE未确诊，这凸显了TTE在这一人群中的技术局限性。Teran等人最近在超声检查和加拿大进行的一项横断面调查显示，在急诊科（ED）进行TEE的最常见指征是从CA复苏过程中评估患者（100%）和提供复苏后治疗（76%）。在心肺复苏期间，考虑到患者通常处于昏迷或深度镇静状态，TEE方案通常会简化，仅限于执行ROSC扩展方案后的基本视图。在复苏后治疗的特殊情况下，最好不要将评估局限于心脏和大血管。事实上，通过TEE方法可进行经食道肺部超声造影(TE肺超声检查)和经胃腹部超声造影(TEGA超声检查)。

2.心脏骤停后综合征：病理生理学和超声心动图特征

无论原发病因是什么，心脏骤停患者的存活率都很低，估计不到15%。死亡是由于心肺复苏后综合征（PCAS）引起的，这是一种由全身缺血再灌注损伤引起的综合征。这一过程的特点是持续的缺血损伤，导致细胞损伤；转为无氧代谢，随后出现组织酸中毒；酸碱失衡，导致多种细胞功能障碍。代谢方式转变的结果是ATP生成减少，有毒脂质物质可能积聚，导致心肌细胞凋亡、心肌纤维化，最终导致心功能不全。相反，再灌注发生时，脂质再次成为主要能量来源，耗氧量增加，同样会导致心功能不全。

CA期间重要组织灌注不足导致的全身酸中毒是死亡率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会减少心肌的灌注，从而损害心脏功能。酸中毒既可能是CA的原因，也可能是CA的结果，通常与预后不良和高死亡率有关，并且随着代谢改变的严重程度而增加。这种情况会造成恶性循环，因为较低的CO和随后较低的组织灌注增加了乳酸血水平。血乳酸浓度可被视为长时间低灌注或复苏不佳的标志，而在复苏后治疗的第一阶段清除乳酸可能与更有利的预后相关。

在文献中，通过有创或无创技术去检测全身性酸中毒和心肌功能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TTE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许多数据表明，动脉pH值降低与心脏功能和收缩力受损有关。根据动物实验得出的数据，乳酸酸中毒与SV明显降低和左心室收缩功能减弱有关。

这可能是由于急性肺动脉高压导致舒张末期容积增大。在另一项类似的研究中，呼吸性酸中毒导致左心室收缩力下降，血压下降，其原因是SVR下降和外周血管对血管活性药物的反应性受损。这些数据支持这样的假设，即全身pH值下降与心功能减退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尽管现有的人体模型数据很少，也没有确定动脉pH值低于哪个阈值时心功能会受损。

CA复苏成功后出现的心肌功能障碍被称为PAMD。它归因于心肌整体缺血造成的心肌损伤，与主要的心源性或非心源性原因无关。PAMD的表现包括整体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或左心室功能障碍。其中，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是最常见、最重要的表现，表现为以下超声心动图模式之一：Ⅰ型--整体功能障碍；Ⅱ型--RWMA；Ⅲ型--Takotsubo心肌病样模式（Takotsubo模式）。

PAMD在ROSC后的24小时内出现，但这是一个可逆的过程（指EF超过50%，或随访超声心动图显示RWMA消失），并且在ROSC后72小时内左心室整体收缩功能恢复正常。

CA复苏后一过性心肌功能障碍的病理生理学解释是缺血再灌注损伤和ROSC后的炎症反应，与高水平的血浆儿茶酚胺有关。后一种机制可能导致Takotsubo模式（如应激诱发的心肌病）和RWMA（潜在CAD患者）。

人体研究表明，大约三分之二的CA复苏患者在复苏后24小时内出现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平均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在35%到45%之间。24小时内心脏指数（CI）持续偏低与早期死亡有关，但在存活的患者中，72小时内血液动力学恢复正常。心尖区段显示更严重的RWMA，而基底区段不受影响，这一发现也见于应激性心肌病。PAMD与应激性或脓毒性心肌病具有相同的特征，与冠状动脉狭窄没有必然联系。通常超声心动图是鉴别PAMD的一线诊断工具、其中LVEF降低是报道最多的表现。目前还很难确定TTE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的心肌功能障碍是与PCAS有关，还是冠状动脉明显狭窄的信号。

2.1.超声心动图在疑似ACS/CAD心脏骤停后管理中的作用

尽早对阻塞的冠状动脉进行血管重建可减少心肌损伤及其后果，如心室功能障碍、心律紊乱、心力衰竭和死亡。

虽然在出现急性冠状动脉闭塞时，CA后冠状动脉造影具有潜在的诊断和治疗意义，但对于无ST段抬高的患者，冠状动脉造影的时机仍然是在CA后做出的最具争议性的决定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的困难是，即使是冠状动脉病因，也不容易区分急性冠状动脉事件和原有的CAD。

在这种情况下，超声心动图的作用有限。通过TTE发现的大量心肌功能障碍可归因于先心病或新的心脏损伤，尤其是那些出现新的RWMA的患者，这可能与潜在的冠状动脉狭窄有关，需要进行紧急血管造影。尽管如此，如前所述，这些发现并不具有特异性，因为它们可能是PAMD的表现，因此超声心动图应被视为指导患者全面管理的辅助手段，但它并不能提供有助于临床医生确定冠状动脉造影时机的信息。

然而，两项随机前瞻性试验，即TOMAHAWK试验（无ST段抬高的院外心脏骤停后血管造影术）和COACT试验(无ST段抬高的心脏骤停后冠状动脉造影术）已经表明，就预后意义而言，立即进行血管造影术的策略并不比延迟血管造影术更好。

2.2.非心脏超声的作用

除了超声心动图的作用外，非心脏超声检查也在RESC后的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大多数复苏患者需要机械通气支持。肺超声检查是一种实用的床旁工具，可在ROSC术后立即提供相关信息，并可轻松用于患者的日常监测。肺超声检查显示双侧通气有助于确认RCP期间或之后气管插管的正确位置。它还能识别可能导致缺氧（CA的可逆原因）的肺部疾病或可能代表RCP并发症的肺部损伤。特别是，气胸、胸腔积液和合并症（由肺不张和肺炎引起）很容易被发现。如前所述，腹部超声检查可用于检测腹腔内大出血和器官损伤。此外，使用多普勒检查腹腔内器官血流动力学有助于评估器官灌注情况。肺超声检查可以准确诊断溺水导致的CA。肺超声检查显示双肺前侧和外侧表面有多条B线，与肺水肿一致。经胸超声心动图可侧重评估显示无心包积液和整体左心室功能正常。结论为非心源性肺水肿。

复苏后的脑血流动力学可通过经颅多普勒（TCD）检查波形模式、搏动指数和主要脑动脉的平均流速进行评估。通过超声检查进行持续的TCD评估和视神经鞘直径评估有助于无创评估缺血再灌注综合征导致的脑水肿，并有助于确定脑干死亡，尤其是在创伤后CA的情况下。最后，超声检查除了有助于静脉和动脉插管外，还能监测与有创监测和支持相关的血管并发症。

3.超声心动图在CA复苏患者中的预后作用：未来展望

如前所述，PAMD一般会在复苏后72小时内恢复。相反，如果72小时后PAMD仍持续存在，则预后往往较差。有趣的是，Liu等人通过分析文献中已有的数据进行了范围性回顾，结果表明，复苏后LVEF与生存或神经系统预后的统计学变化无关。相反，两项不同的研究表明，与左心室收缩功能无关的、具有预后意义的超声心动图参数会降低出院后的存活率。右心室整体收缩功能（通过RV分区面积变化和三维RV射血分数测量）和二尖瓣多普勒早期充盈与二尖瓣瓣环扩张比值（E/e'）等舒张参数是LV舒张功能和充盈压的代表。特别是，一项研究表明，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而非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与OHCA后死亡率增加有关。

Jentzer等人强调了超声心动图的基本用途，它不仅可用于对复苏后的心脏功能进行早期、单一的评估，还可通过连续的TTE评估LVEF的变化。结果显示，长期存活者和非存活者的初始LVEF没有显著差异，而存活者的收缩功能指标比非存活者有更大的增长，这突出表明收缩功能的动态变化比单一的静态测量更与OHCA后的预后相关。这些数据与之前讨论的概念一致，即CA后TTE参数中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能是由于短暂的心肌损伤所致，因此是可逆的。表6总结了具有预后意义的TEE参数。

结论

有目的的TTE和TEE在心跳骤停患者复苏中以及复苏后的应用已被证明是可行的和临床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措施。通过综合现有文献，我们试图找出可用于对患者进行诊断和预后分层的特定超声心动图模式。了解这些模式可提高预测预后的能力，并更有效地调整心搏骤停后的干预措施，最终改善这一脆弱患者群体的存活率和功能恢复。未来的研究应包括评估超声心动图指导下复苏的诊断价值、血液动力学和临床意义的大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