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先要学会在别人的角度看事情。
北洋时期（1912——1928）对照的正是岛国的“大正”时期（1912——1926）。
此时的日本还没有成为一个JG国家，倒是更偏向向“共和”发展。“战争与和平”在当时的日本有很大的分歧。岛国庙堂仍然犹豫是否要走对外扩张的NC体制。
有2件事“震惊”了岛国。
一是发生在1912年的辛亥革命，让日本人大跌眼镜。
同期岛国的新闻：“清天子如同被榨干后花1角钱支付的长工被汉人踢了出去。”“所有的螨人被杀掉，所有不割辫的人被杀掉。”
于是，庙堂担心日本百姓依葫芦画瓢，像“掌柜的”那样把自己以及所代表的那个阶层也一脚踢下去。于是适度放宽庙堂治理，多方面向“共和派”让步。
最典型的例子：不允许军人进入庙堂，但军人退役后可以。（这样的规定无非是后来被废止了而已。）
“掌柜的”突然变天，把日本吓傻了。如下图：那时我们的外宣画做得倒是杠杠的。
二是十月革命的结束，宣告了日本参与大毛内政的失败。要知道，趁着大毛的割据时期，岛国自以为更有利于入侵，已经挥师北征到西伯利亚了。下图为日本当时自己的报刊画。
很可惜，很快被重新统一的苏联击退。
这次参与别国的企划失败，不亚于20世纪初的日俄之战带来的经济负担。直接催生了“共和”思想的萌芽。1918——1922整整4年时间，日本劳而无功，不仅寸土、寸款未得，还背负了沉重的战争债券。
这也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外作战的首次失利。
日本一直在争论，走JG路线还是走共和路线？
一战前期德2国力的迅速提高给他们带来了崛起模板。但德2的失败又给他们敲响了足够警钟。于是整个岛国都在争论。不同于1945年后的争论，这次是从国体性质上去讨论日本的未来。
总之，“大正”时期的日本军人地位很低。没有像30年代那样，一个公司职员不会对军人毕恭毕敬，而是常态嘲讽。乃至于征俄日军归国后在公共场合需要不停地说：思利马塞，这和30年代的优厚待遇不可同日而语。
只是20年代的共和之风就像樱花那样美丽易碎。也正是由于军人普遍被歧视，直接导致了基层激进派为改变环境而孤注一掷。从28年到31年，是驻东北的几个校级军官连续导演了刺杀张大帅和柳条湖事变。
这么干带来的效果是很快的。军方势力在内部赢得尊重，变得更有话语权了。只以3万人的代价就将东3省纳入囊中，极大缓解了自身存在的资源匮乏问题。
30年代，1个日军被交警规范行车路线，引起了追打进警局的野蛮行为。岛国庙堂为息事宁人，只好建立“宪兵”系统，让军方自己来管。
当然了，到了40年代，也正是由于军方执政的无限膨胀使日本落入炼狱，变成了一个萌宠国家以及需要白人驻军的地方，延续至今。
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一下当时的北洋时期——割据而腐朽的北洋军头，没有1个是软柿子。
1、张大帅就算北伐军杀到城下也没当吴三桂。
2、整个抗战时期，没有一个北洋军头当叛徒。
31年的柳条湖事变，实质是日本的投石问路。没想，光头和少帅转身撒了脚丫就跑。让日本清楚了：萌国二代是真的怂。
即使战事发展到了华北，日本还是在纠结是否“南进”。于是又来了一次投石问路——卢沟桥事变。结果，光头不仅处置了抵抗将领和战区长官，还进一步达成了投降合作，把十九路军调往西部“安内”。
于是日本完全搞懂了：这个“不割据”的萌国就是纸糊的。遂进一步增加投资，发动了全面入侵。西进热河的企划也就随之产生了。
与之类似的还有：强悍的匈奴为何不在割据的三国攻打中国呢？因为看起来“不割据”的西晋，才更有利于入侵。
就算经历了明治维新和甲午赔款，岛国也不具有鲸吞华夏的能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918”：让日本毫发无损的获得了膏腴之地——东三省，具备了更多试错机会，扶持缓解战争债务。接着是华北和淞沪，掌控了2路出兵的本钱。
其实自1900年以来，列强们都统一了认知——控制华夏的最优解是以“代理人操作”，而不是面对面的击败。
而后面的事情，都是拜某个看起来“不割据”的萌国所赐。啥叫“免费的午餐”？唯此也。比北洋更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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