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剑 | 儒家之“志”与时代回应

“志”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在儒家传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既是成学之本，亦为成人之基，贯穿于知识追求、人格养成与公共实践的全过程。“志”不仅体现为个体内在的主体自觉与精神定向，更构成了道德实践和社会参与的动力源泉。在儒家视域下，“志”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愿望或目标，而是一种植根于心性、关联于大道、落实于行动的主体性力量。在人工智能时代，外在的技术理性虽然拓展了人类能力的边界，却也潜藏着削弱内在自觉与价值判断的风险。在此背景下，重回儒家“志”的传统，或可为我们在当代重建主体性、涵养心志提供资源与启示。

志于道

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志”已呈现出显著的主体性特质。作为心灵自主抉择的体现，“志”是一种无法被外部力量褫夺的精神力量，正如孔子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源于自主选择的精神力量，构成了士阶层积极向外探寻知识、克制私欲以复归周礼，并致力于实现天下大同的内在根基。

孔子所谓“志”首先与“学”紧密关联，“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第二》）。在孔子时代，礼崩乐坏不仅表征着既有社会结构与价值秩序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旧有的权力获取机制的松动——孔子及其弟子所代表的士阶层于血缘宗法之外获得了新的执政路径可能。这一路径便是自觉学习固有的礼乐体系，并借此约束自我，以成就个体德才。当然，在孔子的观念中，这种“学”的自觉性并非根源于对权力的欲望，而是基于个体自我成长与价值实现的必然需求。

于孔子而言，研习礼乐也并非终极目标，个体层面的独善其身亦非其愿望，其终极旨归在于达成“大同”的社会理想，即所谓“志于道”。一旦将“道”确立为最终志向，个人的困穷遭际皆不足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第四》）。正基于此，孔子才会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同上）的慨叹。在此语境下，“志”成为联结个体与理想、内在心性与外在秩序的核心纽带。“志于道”表征着个体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同以及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恰在于其能够主动以“道”为志向，将个体的自我实现融于群体秩序的建构之中，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从现代学术视域考量，“志”在孔子哲学体系中呈现为一种近乎“价值理性”的自觉样态，其赋予行为以明确的目的性与深刻的意义内涵，而非单纯追求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最大化。正因如此，若要确保“志”的主体性特质，就需在知识获取与道德修养进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觉，并且将此自觉意识与社会治理、他人安顿紧密相连。孔子关于“志”的论述虽未形成系统架构，却为后世儒家的心性论与工夫论奠定了基本格调。

志气相动

孟子对“志”的阐发，标志着儒家心性论在战国时期的深化与转折。面对礼乐秩序进一步崩坏的历史现实，孟子已经意识到得君行道、仁王天下的可能性愈发降低。在大争之世与新型君臣关系中，保持士君子的尊严反而显得愈发紧迫。为此，孟子一方面肩负着孔子“志于道”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却自觉地向内在的心性结构中寻求个体尊严与道德之根源，并借此寻求获得个体尊严、成就自身德行的主体性力量。“志气互动”说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这一命题的提出，无疑再次强化了儒家成德之学的内在动力和自主性特征。

“志”作为“心”的方向，一方面指向外在的王道理想，另一方面则向内关联于天赋四端。正是在此意义上，孟子的仁政哲学与性善论被天然地贯通起来。对于士君子来说，只有将内在四端不断涵养扩充、成就自身德才，才能通过施行仁政的方式实现家国治理，甚至最终达到“仁覆天下”的王道境界。通过对“志”的深入开掘，孟子不仅为孔子之“道”找到了内在的德性基础，也为士君子践行仁政提供了主动性保障。

由于德性与王道之间的一致性，“志”必然趋向于外在实现，也必然与“气”发生交涉。在孟子看来，“志”所具有的强大定向性与主宰力首先体现在对“气”——生理、情感与能动力量——的统摄与引领，“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孟子·公孙丑上》）“志”定则“气”随，“志”移则“气”动，二者构成一种动态的交互关系，共同保证了个体的道德践履与生命实践。

然而，正由于“气”的存在，“志”的完全贯通并非必然。孟子并未对“气”持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认识到“气”作为“志”的正向辅助力量的重要价值：通过“集义”培育“浩然之气”，进而以“浩然之气”“配义与道”。唯有在“浩然之气”的支撑下，心志方能坚定，个体才能够凭借道德自信超越政治地位的外在差距，保持人格独立，坚守王道理想。

孟子通过“志—气”关系的建构，不仅回应了时代性的价值危机，也完成了儒家道德主体哲学的一次关键推进。他将孔子外向型的“志于道”，转化为内向型的“立志养气”，为个体在乱世中安顿自我、实践理想提供了切实的心性依据。

致良知

王阳明的“志”论，在继承孔孟的基础上，通过“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等命题，实现了对“志”的本体论深化与实践性强化。

王阳明明确提出，“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盖终身学问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传习录·示弟立志说》）。此“志”指向人人与生俱来的天理与“良知”，“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传习录》上卷二）。从这一点看，他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说，且有所深化。

“知行合一”作为阳明早期学说的核心命题，“志”已贯穿其中。它不仅保证着“知”的方向，也规范着“行”的目的。阳明强调：“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传习录》上卷三）志动则意动，意动则事成，心体、志向与行为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达成了贯通。

到了晚年，“知行合一”与“格物致知”等学说被进一步凝练为“致良知”，其本质仍不外乎“志”的充分扩充与真切落实。在这一框架中，“志”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良知自觉的起点；另一方面，它是在克治私欲、回复心体本然之明的过程中不断遭受锤炼与验证的客体。这一“立志—致知—践行”的工夫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持续不断、反复深入的过程。阳明以“磨镜”为喻，惟有常常用力、勿忘勿助，才能复其心体之本明，使志愈发纯粹，良知愈发朗现。也正因如此，“志”在阳明学中不仅是成德的基础，更是成己成物、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根本保证。

王阳明对于“志”的探讨，既回应了明代中期以降士人精神内在化及主体性增强的思想诉求，亦达成了儒家自孔子提出“志于道”、孟子倡导“养气持志”以来道德主体性哲学的体系化构建。他让“志”全然植根于心性本体，且赋予其清晰的实践导向与具体路径，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塑造与社会改造提供了稳固的心性根基。

在人工智能日益渗透人类决策与认知过程的时代，儒家关于“志”的论述为捍卫与激发人的主体性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参照。孔子提出“志于道”，强调人应主动定向于社会理想与价值自觉，而非被动响应外在环境；孟子主张“以志帅气”，突出心志对身体、情感与行动的主导能力，倡导通过“养气”与“集义”维护内在决定之自由；王阳明则融“志”于“致良知”之中，将“立志”视为知行的本原动力，强调在实事中磨砺本心、恢复明觉。三者共同指向一种具有价值定向、心志自主与实践动力的主体性模式。面对人工智能的辅助甚至替代，人更需“先立乎其大”，明确道德意图与人生的根本目标，以“志”统技术应用而非被工具理性反噬。唯有如此，才能在算法推荐与外部决策框架中保持人的判断力、责任感与价值的最终决定权。志在，则人仍在——这或许正是数字时代儒家思想对人类文明存续发展的核心贡献。

原载：《光明日报》2025年9月13日
作者：王子剑，系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