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江泽民要求调整援助罗马尼亚模式，周子健大怒：别搞砸了

今天帝哥想说说上世纪70年代，江泽民在罗马尼亚工作和生活的一些故事。

江泽民

上世纪70年代，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与苏联关系恶化，逐渐转向中国、南斯拉夫等国家寻求友谊。尽管中国当时的国力十分贫弱，但依然果断做出援助罗马尼亚的决定。

1971年，中国政府决定援助罗马尼亚11个项目，这些项目较为集中、考察任务重，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派一位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既有国内工作经验，又有外事工作经历，业务水平高、知识面广、懂外语的人来担任援罗项目考察组总组长。

时任时任一机部对外组援外处处长的田文远迟迟找不到组长的合适人选，他只好向对外组负责人张剑飞请示怎么办，张剑飞说：“有一位同志非常合适，他就是江泽民。”

张剑飞曾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任计划处处长，与江泽民共过事，江泽民的政治敏锐性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64年5月，中国派出第一个出席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的代表团，参加在法国埃克斯累班举行的第二十九届年会，时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技术副所长的江泽民随团出国参会，并任代表团副团长。

青年时的江泽民

年会开始后，会议主席提出，由于会员国印度总理尼赫鲁逝世，与会的南斯拉夫国家委员会主席和芬兰标准协会理事长提请全场起立为尼赫鲁默哀。由于当时中印两国关系紧张，代表团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在这个瞬间，江泽民当机立断让全团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但没有低头。主管外事工作的廖承志知道此事后，专门表扬了江泽民应对得体。

张剑飞的推荐很快获得部里的批准，1971年7月28日，考察组总组长江泽民和援罗汽车模具厂考察组飞抵罗马尼亚。

考察组的人员中没有罗语翻译，罗方安排了几名刚从布加勒斯特中文系毕业的年轻人为他们担任翻译，但这些年轻人缺乏翻译经验，又不懂技术，翻译效果并不理想，语言成为了考察组的第一道难关。

江泽民决心系统学习罗语，此后的一个月里，他坚持刻苦攻读罗语，常常在紧张忙碌工作了一天后，晚上加班学习罗语到深夜。平时江泽民无论吃饭、散步还是出差坐车，都随身带着罗语词典，手拿写满单词的卡片，逢人就问，见人就练。大半年以后，江泽民已经能用罗语与罗方人员自由交流。

江泽民（右二）

在罗马尼亚工作期间，江泽民非常注意入乡随俗。考察组里的一些专家热衷于“运动”那一套，在罗马尼亚沿用国内军队连、营、团的称谓，令罗方相当不解甚至感到不满；也有专家带了大量毛泽东的像章和语录，逢人就送，甚至硬往罗方人员胸前佩戴，并以此划线，认为接受并佩戴的就是朋友，不接受的则被视为不友好。

江泽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化行事，这种做法会让罗马尼亚人反感，他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引导专家们明确肩负的责任，并及时向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反映情况。使馆的领导在听了江泽民的汇报后，马上禁止了这些做法。

当时考察组每人每月只有40元人民币的零用钱，光是理发就要花掉很多，江泽民就去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借来理发推子，大家相互帮助理发，节省了不少开支。

江泽民（二排右一）

罗方每日供应三餐，但考察组里的不少专家不习惯罗餐，吃得很少，江泽民便给大家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并带头吃罗马尼亚奶酪，甚至是罗马尼亚的传统食品———新鲜的羊奶酪和玉米面糊糊。另一方面，江泽民经常与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联系，给考察组专家安排几次临时中餐，让大家调剂胃口，吃到可口饭菜，有时他也请国内来的代表团或专家组带一些酱菜、咸菜等，以满足部分专家的需求。

1971年10月，江泽民回国向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汇报工作，他认为援助罗马尼亚不能照搬援助其他国家的老模式，便在汇报时大胆提出建议，要求调整以往的援外模式。周子健一听就火了，他说：“你不知道部里这个底线吗？你不要把事情办砸了！”当时正处于“运动”后期，擅自改变援外方式，是要承担风险的。

江泽民却说：“部长，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也不迟啊！”随后他如实反映了援罗考察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实际困难。最终周子健对江泽民的请示和建议给予肯定，并要他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上报核心小组研究。

周子健

与江泽民一同回国的田文远听说了此事后，对他说：“泽民同志，我很佩服你，不惧怕领导批评，敢坚持原则，不怕丢乌纱帽！”

江泽民说听后：“乌纱帽算什么！在领导面前，就是要敢于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