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钧：史料的搜集、鉴别和整理

本文转自“新史学1902”公众号，选自《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 》（汤志钧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异常丰富。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正式入库书3470种，存目6819种，每种多则几百卷，少亦有几卷。又据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当时全国41个图书馆收藏丛书2797种，各种学术著作38891种。

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收藏的档案、图书也是堆积如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很多国际友人去查访过。面对这样浩如烟海的资料，既不能望洋兴叹，又想海底捞珠，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一，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一般说来，每一个图书馆或档案馆，都有各自的特点，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收藏明清档案，上海图书馆的报纸、杂志比较多。根据各自的专题，分赴有关地区，利用现有成果，注意时间断限，参照作者里第，倾听当地介绍，比较能够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有人说，资料以多取胜，资料越多越好，此言似有道理，实际并不尽然。从数量可以看质量，但并不是说数量多就一定质量好。还要看你是不是紧扣主题，抓住中心。搜集资料要有一定的面，但也应有一定的尺度，不能无边无际。资料是无穷的，人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搜集资料时，一定要把握好全面与重点的关系。

第二，识别稀有，注意一般。稀有即很少有，很难得的资料，当然是珍贵的。如乔重禧的《夷难日记》，就能解决鸦片战争时期上海地区的一些问题；《赵凤昌藏札》对辛亥前后上海革命党人以至立宪派的活动，提供了原始素材。稀有资料有助于一些具体史事的理解。但是，一方面，不能一味追求稀有资料，而把大量一般资料搁置一边，因为不研究、考察大量的一般资料，就不可能识别稀有资料。另一方面，对稀有资料，也应有个分析，有的稿本、抄本确实尚未发表过，但只是从其他书刊截取拼凑，或得自传闻，那也只能是二手材料，逊色多了。

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鉴别考证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对搜集的资料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功夫。

我们要下功夫“去伪存真”，是因为客观上有不少“伪”的东西。

一是古籍中有伪书，近代史料中也有伪作。即使像“手稿”“手札”，也会有人伪造。前几年发现了近代著名人物的“手札”，经过鉴定，认为信笺是20世纪20年代的，而内容却是20世纪初的，从而定为伪作，理由不能说不充分。但仔细观察，很可能“手札”内容是真，而伪造者是据此人的手迹描摹的，只是忽略了信笺的选择。

二是有些手稿、手札，经过鉴定，确是真迹，但其中的内容却需要推敲。一种情况是原作者出于种种原因自己改的，如《翁同龢日记》，是照他的手稿影印的，其中对谭嗣同的评价是他在变法失败后避免贾祸亲自缮改的，把原来的“杰出”改成“桀傲”。另一种情况是古代地主文人自己花钱请人刻书，为了显示自己言论之正确，显示自己是孔学“嫡传”而假造古书。西晋初年，王肃为了夺取学术界的地位，曾伪造《孔子家语》和《孔丛子》。对于这一类伪书，也不要完全摒弃，因为它们是假中有真，上面两部书再假也是西晋的，保存了一些史料。再一种是为了争夺发明权和其他因素，把自己的作品倒填年月。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有康有为的《大同书》手稿。康有为自己说《大同书》是光绪甲申年即1884年写的，但书中却写到了1895年陈千秋的死、1898年康广仁的死，以及1901年他在新加坡与加拿大等地的见闻，等等。看看《大同书》手稿，才知他确是1901年至1902年间所撰，说是1884年，是倒填年月。

三是有些人抓住一点大加发挥，也造成了不少真伪混杂的东西。如毛祥麟写过一部《对山书屋墨余录》，所讲上海掌故，大体抓住一鳞半爪，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信史。

四是出于阶级偏见，即使是稀有资料、原始资料也存在大量错误。至于夸大或掩饰的地方，更非鲜见。

搞资料不能太杂，这就要求去粗取精。基本的一条，在于尽量用第一手资料，不放弃第二手资料，少用第三手资料。否则看上去好像堆砌了不少，实际上还是一个东西，就不精了。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研究清史，《清实录》可说是第一手资料了（尽管故宫档案比它更原始）。然而，《德宗实录》有些记载就不如《光绪朝东华续录》具体，因为后者参照《京报》和其他报纸而成，《德宗实录》却是成书仓促，中有删节。又如报纸材料，北洋军阀时期的许多电报，在不同的报纸上登载的内容就会不一样，因为各报还有自己的立场。所以要注重原始的东西，并不是说原始的东西就一定可靠，也要有所分析。

在鉴别资料时，也牵涉到实事求是与烦琐考据的界限。我以为，考据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方法，不能以为考据就是烦琐，当然也不能为考证而考证。他们的关系还要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实践中去探讨。什么是烦琐考证？我想，一种是牵涉面过广，终生陷于书本，置身于世外。乾嘉时有人以经考史，以史证经，考来考去未得出科学结论。有的认为只有汉儒解经才可靠，当然汉儒离先秦为近，训诂比较近实，但也不能唯汉是从。例如，《左传》杜预的注，在军事方面的注释，就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另一种是凭兴趣出发，玩弄笔墨，这种考证似不足取。不要烦琐考证并不是不要考证，历史研究应该实事求是，一些重要历史情况是应该搞确切的，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把事实搞清楚，还得做些考证。

近代史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出的不多，新中国成立后就出得很多了。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就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多种。第一历史档案馆出了《戊戌变法档案资料》《义和团档案资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出了《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天地会》资料。专业性的刊物有《近代史资料》《清代档案史料丛刊》等。工具书方面也出了不少，如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季重要职官年表》等，编得都各有特色。

据我所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已纂集太平天国、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的《补编》；《中国近代人物丛书》《严复集》《蔡元培集》《陶成章集》《王国维全集》《梁启超全集》，也已陆续整理出版；各省市在开展地方史研究的同时，注意地方特色的资料编纂。今后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还将加强。

关于资料的整理，我个人的体会是：

其一，根据史料情况，考虑传统影响。中国旧史书，或者以人物为主，如从《史记》到《清史稿》；或者以时间为主，如从《春秋》到《续资治通鉴》；或者以事件为主，如从《通鉴纪事本末》到《清史纪事本末》；或者以典章制度为主，如从《通典》《通志》《通考》到《清续文献通考》。以上四种，各有特点，各有弊病，可以汲取优点，避免弊病。如今搞近代资料，又有了新的特点，增加了帝国主义的东西。搞资料不能从主观出发，要从客观史料情况出发。过去编《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长江中下游的侵略罪行》时，开始要搞“人民抗英斗争”，以为广东有三元里平英团，长江中下游也会有这类史料，可是所得不多。这是因为广东和外国人接触较早，和上海的情形不一样，所以从反面来编，书就很快编成了。

其二，根据历史实际，反映时代特征。每一时代，总有前所未有的事物，也没有旧辙可寻，那就应该有所增补。如《清史稿·兵志》中，就增加了《海军》《海防》，《交通》中又有《铁路》《驳船》《电报》《邮政》等。这种情况，就得根据历史实际，立例编括，汇集成书。

研究历史，资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需要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我们感到，要做的事情很多，但通过大家的努力，是可以使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整理工作，搞得更加繁荣昌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