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大姐张首芳，提菜刀砍张作霖，婚后被丈夫家暴，潦倒而死

《——【·前言·】——》

张作霖长女张首芳，从奉天官宦宅门走出，背后故事却步步刺骨。

母亲病死、丈夫纳妾、兄弟入狱，她如何撑住？

童年与母亲之死

1898年，新民一个破败小屋里，赵春桂生下张首芳，屋顶是苫草糊的，墙面全是裂缝，风能从四面吹进来。

张作霖正打短工，身上没几文钱。

赵春桂养着两个孩子，一边做饭一边拾粪。那几年，连过年都只靠咸菜拌面。

张首芳没穿过新衣，脚上全是冻疮，抱着弟弟张学良睡觉，晚上得轮流用破被盖身。

她记得，屋后那口井冬天结冰，娘一锄头一锄头砸开，打一桶水能用三天。

日子没好过几年，张作霖混上队伍，挣了点钱。

可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有一回，赵春桂病了，躺炕上半个月，脸白得像纸。张作霖人没回来，信也没送一个。

那天晚上，屋里点的是豆油灯。

灯火抖着，赵春桂拉住张首芳手，气都喘不上来，只说一句话：“照看好你弟弟。”

那年1910，张首芳12岁，赵春桂撒手人寰。

张作霖直到出殡那天才回，冷冷看一眼棺材：“送火化。”转身走了。

张首芳站在灵前，眼睛通红，咬着牙一句话不说。

她抱着弟弟，整夜没合眼。从那天起，这家谁也别想动学良一根汗毛。邻居背后说她“长姐如母”，可没人真知道她扛了多重的担子。

包办婚姻与鲍英麟

1916年，张作霖官做大了，成了东三省实权者。

鲍贵卿是黑龙江督军，手握兵权，张作霖打仗缺人，正愁怎么拉人进圈子。一拍桌子：“联姻！”

张首芳20岁，没问过她愿不愿意，就定下了。

婚礼那天，奉天城张灯结彩，十八抬大轿从东门走进西门。

街上围了几千人，全看热闹。张首芳穿凤冠霞帔，脸白得没有血色。

她进门那天，鲍英麟笑着迎她，晚上却去了舞厅。

那人整天穿皮靴西装，舞场、赌馆转不停，开口闭口全是“哥儿们”。张首芳一开始忍，三天两头写信劝他别出去鬼混。

一年后，鲍英麟带女人回家。她没吵没闹，第二天，带了两名卫队，闯进妓院。

找出那个小妾，直接剃光头发，押上街游了一圈。奉天街坊第一次见少帅的姐干出这事，全城哗然。

鲍英麟回家摔桌子砸杯子。张首芳冷着脸站在门口：“你敢动我，试试。”

她不是不知道规矩，只是从小就见惯了男人翻脸不认人。张作霖冷，鲍英麟滑。她不怕。

过了几年，两人几乎各睡各屋。鲍英麟嘴上服软，背地里照样出去鬼混。

到1928年，张作霖死在皇姑屯那天，消息一到，鲍家院子里炸开锅。

张作霖尸体还没凉透，鲍英麟就翻脸了。

家暴与离婚

张作霖死后，张首芳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皇姑屯炸响那声闷雷，带走了奉天的统治者，也撕开了她婚姻的遮羞布。

鲍英麟变脸跟翻书似的，转头就露出了他压了多年的那副德性。

白天躺着不出门，晚上换了身西装往舞厅钻，小妾换着叫，脸上没一点遮掩。

她守着个空屋，几个下人也换了口气说话，连问声“夫人安好”都省了。

最早一回是冬天，张首芳晚饭端了热汤去楼上，门还没敲就听里头传出笑声，推门一看，小妾穿着她的绸睡衣在梳妆，鲍英麟叼着烟卷躺沙发上看热闹。

她当场摔了碗，滚烫的汤洒了一地，没人动。

她没哭，回屋把梳妆台上的银镜收起来，带着贴身护卫，直奔那家人尽皆知的妓院。

门一脚踹开，小妾正抹粉。她没吭声，直接上前按在地上剃了头，剃完还让人押着绕街一圈。

街上围的人多，有叫好的，也有低声议论的。

她走回家，一句话都没讲，只让人烧了那件睡衣。

张作霖还在时，鲍英麟装得规规矩矩，连话都说不大声。人一没了，他翻脸的速度比天变脸还快。

起初是冷嘲热讽，后来直接动手。她问一句钱从哪儿花的，他扬手一巴掌：“我养你还要问你账？”

这事惊动了赵家几个亲戚，也传到张学良耳朵里。

那年张学良已经掌军，听完后没说话，第二天带了卫队上门，进屋就把鲍英麟按沙发上。

“你记住，她是张作霖的女儿，是我的亲姐，不是你发火的地方。”

鲍英麟吓得哆嗦，当着众人跪下认错。张学良拂袖离开，没带走一句话。

可认错有用么？他认错是给外人看的，背后还是那副嘴脸。

她忍了几年，图什么？一是为儿子，二是为体面，三是心里还记着张作霖临终那句：“家里靠你撑。”

可是再撑，骨头也会断。1936年，西安出事，张学良被扣，鲍英麟再没顾忌，直接让她搬出去。

她什么都没拿，就一个旧箱子，一把梳子，一双旧鞋。

临走前站在门口看了眼——曾经的大宅，如今像个空壳子，连根人味都没了。

没人送她。她一个人拎着箱子出了鲍家大门。

那年她三十八岁，眼角的褶子，比实际年纪深一倍。

晚年困境与去世

天津，她来过，但不是回来了，不是“归”，而是“落”。

落脚，像落叶，没人接她，没人等她。

她租了北马路的一间平房，门前有个烂煤堆，屋顶漏雨，墙角掉灰。

人都说她命好，张作霖的女儿，张学良的姐姐，可没人知道她那年连柴火钱都凑不出。

她白天去缝纫铺做手工，晚上帮人洗衣裳，手冻得裂口，也舍不得买油。

谁还记得她曾经是奉天城里最风光的新娘？谁还记得她嫁时十八抬花轿、满街鞭炮？

1940年冬天，她托人送信到重庆，信只有一句话：“二弟若安，我便心宽。”

没回音。她也不再写。

最难的一次，是她为了换米，把母亲留下的金簪送进了典当行。掌柜瞄一眼，说：“这簪子老得很，换不了几个钱。”

她没多讲，只说：“够吃几顿饭就成。”

1953年，她听说张学良在台北关得苦，心疼弟弟，看上一本《明史》，托人从香港寄书过去，钱也是那根簪子换的。

她没儿没女，没人照顾，身边只有邻居一个老大娘偶尔送口饭。

北京刚解放时，她被人写信报给周总理。周总理知道她的身份后，说：“安排！”

于是她从天津搬到北京，住进西四口儿一栋旧楼，分了张床、一个柜子、一盏煤油灯。每月有补助，够她吃喝。

但她也老了，头发全白，走路慢，喜欢坐在楼门口晒太阳，看小孩儿跳皮筋，她就笑，说：“我小时候跳得比你高。”

1954年元月，北京大雪，天冷得透骨。

她咳了三天，没出门。邻居去看她，屋里静得出奇。推门进去，她躺在床上，盖着厚被，脸色平和，像睡着了。

床头放着她唯一没典当的那只旧箱子，里面还有一张合影：张作霖、赵春桂、张首芳、张学良，黑白的，旧得发黄。

她安静地走了，连句告别都没留下。她一生活得硬气，最后也没麻烦别人。

消息传到台北，张学良痛哭一场：“她撑了这么多年，我却什么也没做。”

她是姐姐，是庇护人的身份撑了半辈子，扛过张家风雨，护着弟弟长大，却没给自己留条退路。

参考资料：
1. 周航.《张学良家族旧事钩沉》.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年.
2. 李志民.《张作霖家事：一个军阀家族的命运浮沉》.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