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地名人名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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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明子走的时候，疼不疼？” 赵秀兰的声音像一缕快要散开的烟，飘在落满灰尘的空气里。
张建国蹲在地上，没有回头，只是用指关节蹭了蹭水泥地面上的一点暗红色，那颜色已经干涸，嵌进了地面的纹路里。
“警察说，很快。”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没遭罪。”
“没遭罪就好，没遭罪就好。” 赵秀兰反复念叨着，像是说给自己听，又像是说给房间里某个看不见的影子听。
她看着丈夫宽阔但已经微微佝偻的背影，忽然问：“建国，你说……咱们是不是做错了？”张建国的手停在半空中，指尖离那块暗红色的印记只有一公分。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赵秀兰以为他不会再回答，才听到一声沉闷的、像是从胸腔里硬挤出来的声音。“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1
初冬的清晨，南方的湿冷像无数根看不见的针，扎进骨头缝里。张建国坐在儿子张明房间的地板上，客厅的半旧窗帘拉着，只漏进一丝鱼肚白的光，勉强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尘埃。消毒水的味道还没有完全散去，混杂着旧书本的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香，形成一种怪异而又令人窒息的气息。
三天前，二十四岁的张明从复读学校的教学楼天台一跃而下。没有遗书，没有征兆。警察来的时候，只在天台的水泥护栏上发现了一张揉皱的草稿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三个字：“爸，对不起。”
张建国的手指在儿子生前常穿的那件蓝色校服外套上摩挲着。袖口已经磨出了白色的毛边，领口有一块洗不掉的淡黄色汗渍。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丝甜香的来源——半块用糖纸包着的橡皮糖，糖身已经有些融化，黏在了纸上。张建国记得，这是儿子从小就喜欢的牌子，一块钱能买四颗。他把糖捏在手心，那点微不足道的重量，此刻却像是压着千斤巨石。
他抬起头，环顾着这个小小的房间。一切都和他记忆中一样，书桌上堆满了各种复习资料，《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码得比砖头还整齐。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篮球明星海报，那是张明初中时央求他买的，如今海报上的人脸已经模糊不清。一切又都好像不一样了，这个房间的主人，那个总是在台灯下埋头刷题的沉默身影，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建国是个货车司机，五十出头的年纪，常年的风吹日晒让他的皮肤呈现出一种黝黑粗糙的质感，指节因为总握着方向盘而磨出了一层厚厚的黄茧。他性格执拗，像块石头，不善言辞，尤其是在儿子面前。他表达关心的方式，就是把钱塞到妻子赵秀兰手里，让她给儿子多买点好吃的。他表达期望的方式，就是在饭桌上敲着碗边说：“明年可得考上了啊，你都多大了。”
现在，他想跟儿子说点什么，却只能对着一屋子的死寂。他习惯性地去摸口袋里的烟盒，手指刚碰到那方方正正的轮廓，就猛地缩了回来。耳边响起儿子生前带着点无奈的抱怨：“爸，别抽了，呛，我这题又算错了。” 他把手放下，揣进裤兜，握紧了拳头。
邻居们提起张明时，语气总是很复杂，带着点同情，又带着点不解。“那孩子，闷得很，” 住对门的王阿姨说，“复读了六年，就没见他怎么出过门，整天就知道看书。” 楼下的小卖部老板李婶回忆道：“去年夏天，天热得跟下火一样，看见他在楼下给那几盆没人要的花浇水。我问他，明子，今年考得咋样啊？他就冲我笑了笑，也没说话，低着头又上楼了。”
没人知道张明具体的成绩。只知道他每年六月都雷打不动地去参加高考，七月又悄无声息地回到那间小小的复读学校，像一棵扎错了地方的树，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样徒劳的生长。人们都默认，他“没考上”。这个词像一块沉重的幕布，遮住了张明六年的青春，也成了张建国心里一根拔不掉的刺。
他的目光落在书桌最底层的那个抽屉上。抽屉上挂着一把小小的黄铜锁，锁身已经有些氧化发黑。张建国皱起了眉，他从不记得这个抽屉需要上锁。他试着拉了拉，纹丝不动。钥匙呢？他翻遍了整个书桌，笔筒里，书本的夹缝里，都没有找到那把可能存在的钥匙。
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瞥见桌角压着的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写名字，干干净净。他翻开第一页，上面是张明清秀的字迹，写着一行字：“2018年，第一次。” 后面似乎还写了些什么，但都被整整齐齐地撕掉了，只留下一点参差不齐的毛边。
“第一次？” 张建国喃喃自语。第一次什么？第一次高考？可他明明是2018年高中毕业的。他的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烦躁和不安，直觉告诉他，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藏着他想知道，又或者说，他害怕知道的答案。
02
接下来的几天，张建国没有去跑车，他把自己关在张明的房间里，像一头困兽，试图从儿子留下的遗物中，嗅出导致这场悲剧的气味。赵秀兰劝过他几次，让他出来吃饭，他都只是摆摆手，说“不饿”。他固执地认为，儿子不会无缘无故地走向天台，那句“对不起”，一定对应着某个他不知道的秘密。
第一个线索，是在床底的一个破旧书包里找到的。那是个黑色的双肩包，其中一边的背带已经断了，用灰色的胶带歪歪扭扭地缠着。张建国拉开拉链，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他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地倒在地板上，几本卷了角的旧课本，一个笔尖都磨平了的圆规，还有一沓用牛皮筋捆着的纸。
他解开牛皮筋，那是六张高考成绩单，从2019年到2024年，一张不少。张建国的手指一张一张地抚过去，指尖下的数字让他有些发怔。
2019年，总分592。2020年，总分605。2021年，总分588。2022年，总分610。2023年，总分601。2024年，总分595。
他记得很清楚，那几年，他们省的一本线一直在520分上下浮动。这些分数，每一个都远远超过了一本线，甚至是一些不错的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可在每一张成绩单的右上角，张明都用红色的水笔，写了三个字：“差一点”。
差一点？差一点什么？张建国的大脑一片混乱。他一直以为儿子的成绩是在一本线边缘徘徊，甚至更差。每次他问起，张明都只是低着头，小声说“没考好，差一点”，然后就把自己关进房间。他以为的“差一点”，是离大学校门的“差一点”，却没想到是这样的“差一点”。可如果考上了，为什么没有录取通知书？这六年来，家里没有收到过任何一所大学寄来的信件。
他的手指停在2020年的那张成绩单上。翻过来，背面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字，字迹很浅，像是写下后又想擦掉。“妈，我其实……” 后面的字迹被橡皮反复擦拭过，已经变成了一团模糊的灰色印记，根本看不清写了什么。
张建国的心猛地一沉。秀兰，她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还没等他去找妻子对质，第二个线索就自己找上了门。他下楼买烟，在楼下的小卖部碰到了李婶。李婶看到他，叹了口气，拉着他说：“建国啊，想开点，孩子已经走了。”
张建国点了点头，递给李婶一张十块的纸币。李婶找钱的时候，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拍大腿说：“哎，说起来，我记起个事。就是前年，不对，好像是大前年冬天，天冷得不行。我看见有个男的，穿得人模狗样的，西装革履，到咱们这楼下打听张明。”
“找张明？” 张建国立刻追问，“什么样的男人？”
“长啥样我可记不清了，戴着个眼镜，斯斯文文的。手里拿了个挺厚的信封，红色的硬壳，看着就挺高级。” 李婶努力回忆着，“我当时还多嘴问了一句，‘您找谁呀？’ 他说是张明的老师。后来张明正好下楼倒垃圾，一看到那个男的，你猜怎么着？那孩子跟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躲回楼道里了，垃圾都不要了。那个男的就在楼下站了有十分钟，把信封往咱们楼的信箱里一塞，就走了。”
“信封？” 张建国的心跳开始加速，“你看清信封上写的什么了吗？”
“那哪能看得清啊，就远远瞅了一眼。” 李婶把零钱塞到他手里，压低了声音说，“不过啊，我眼神好，那信封上头，印着四个金闪闪的大字，我看得真真的——清华大学。”
轰的一声，张建国感觉自己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清华大学？找张明？他第一反应是，骗子。肯定是招生诈骗的。不然就是什么“未录取通知”，专门寄来羞辱人的。对，一定是这样。否则，儿子为什么会躲？可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就被另一个更强烈的疑问压了下去。如果考得不好，清华大学为什么要寄信来？
他浑浑噩噩地上了楼，推开家门，正撞上从亲戚家回来的赵秀兰。赵秀兰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眼圈一红，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张明的房间。过了一会儿，房间里传来压抑的哭声。张建国走过去，看到妻子正抱着儿子睡过的枕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都怪我……都怪我啊……” 赵秀兰把脸埋在枕头里，声音含混不清，“当初要是我不拦着你，要是我不逼你……你就不会……”
“你到底在说什么？” 张建国站在门口，声音沙哑地问，“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张明他……他到底怎么了？”
赵秀兰像是被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看到丈夫阴沉的脸色，眼神闪躲起来。“没什么，我就是……就是觉得孩子压力太大了。” 她擦了擦眼泪，慌乱地站起身，“我去做饭，你……你也歇会儿吧。”
说着，她逃也似的走出了房间，躲进了厨房。张建国看着她的背影，注意到她进厨房后，并没有立刻开始做饭，而是走到米缸前，掀开盖子，把一个藏在米粒里的生了锈的铁皮盒子，又往深处推了推。
那个动作，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了张建国的心上。所有的疑点，所有的碎片，似乎都指向了一个被刻意掩盖的中心。他必须找到那把钥匙。
他重新回到张明的房间，这一次，他没有再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翻。他坐在书桌前，静静地看着那一摞摞比城墙还厚的复习资料。他的目光扫过《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天利38套》、《王后雄学案》……这些书名，他听儿子念叨了六年，耳朵都快起茧了。他拿起最上面的一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书页因为反复翻看，已经变得柔软而卷曲。
他无意识地一页一页地翻着，书页间散发出淡淡的油墨和汗水的味道。突然，“啪嗒”一声轻响，一个黄铜色的小东西从书页的夹缝中掉了出来，落在深色的木地板上，发出一声清脆的撞击声。
张建国低下头，那是一把小小的、泛着暗光的铜钥匙。他认得这把钥匙，钥匙的捏手处有一个用砂纸打磨过的痕迹，那是张明上小学时，嫌钥匙硌手，自己偷偷在院子里的墙上磨的，边缘还带着淡淡的毛刺。
就是它。
张建国弯下腰，慢慢地捡起那把钥匙。冰冷的金属触感从指尖传来，一路凉到了心脏。他握着钥匙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那个被锁住的抽屉里，就藏着儿子用生命去掩盖的，那个长达六年的真相。
03
台灯的光晕在老旧的书桌上投下一圈昏黄，像一个孤零零的舞台。张建国站在舞台的边缘，手里紧紧攥着那把小铜钥匙，指腹反复摩挲着钥匙上那道熟悉的、粗糙的打磨痕迹。他走到书桌前，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息里混杂着灰尘和旧纸张的味道，呛得他喉咙发痒。
他俯下身，将钥匙对准抽屉上那个小小的铜锁。锁孔黑洞洞的，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咔嗒。”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发出轻微得几乎听不见的声响。但在死一般寂静的房间里，这声音被无限放大，像是什么东西断裂开来的预兆。张建国的心跳漏了一拍，他屏住呼吸，慢慢地、慢慢地拉开了抽屉。
抽屉里很空。没有他想象中写满秘密的日记本，也没有诀别的信件。只有一个用红色的棉线绳捆得整整齐齐的牛皮纸信封，静静地躺在抽屉的中央。
信封的边角已经被摩挲得有些发白，看得出被主人反复拿出又放回过许多次。信封的正面，没有邮票，没有地址，甚至没有收件人，只用铅笔写着一行字，是张明的字迹，却比他平时在作业本上写的要轻得多，仿佛怕一用力，就会戳破这层薄薄的纸。
“给爸爸，等我走后再看。”
张建国的手指有些发颤。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他突然想起去年高考成绩出来后，他喝了点酒，堵在儿子房间门口，骂他是“养不熟的白眼狼”“没用的废物”，骂他“读了六年连个大学都考不上，还不如早点跟我去开货车”。当时张明就坐在书桌前，背对着他，一句话也没说，肩膀却一直在抖。他以为那是儿子感到了羞愧和无地自容。
现在想来，那颤抖的肩膀下，究竟压着怎样的委屈和痛苦？
他伸出手，想要拿起那个信封，手指却不听使唤。他试了好几次，才终于用两根发僵的手指，捏住了信封的一角。红色的棉线绳系成了一个死结，他解了半天也解不开，最后索性用蛮力扯断了。绳子在他粗糙的掌心勒出一道深红的印子，火辣辣地疼。
信封很薄，拿在手里却有一种沉甸甸的、几乎要将他压垮的质感。他捏着信封的开口，迟迟没有拆开。他害怕，前所未有地害怕。他怕看到儿子的控诉，怕看到那些他无法承受的真相。可他又不能不看。
他用颤抖的手指，撕开了信封的封口。
最先从里面滑出来的是一张红色的硬壳纸，直直地掉落在地板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张建国低下头，昏黄的灯光照在那张纸上。封面上，是几个庄重而刺眼的烫金大字，他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顿时瘫坐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