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爱玲齐名的才女，卧底敌营6年立下大功，却背负汉奸骂名43年

她是与张爱玲都齐名的大才女，曾留下“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慷慨激昂之语，还一度有着“民族之妻”的称号，她就是女诗人关露。

可谁都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位女作家，竟然会突然“消失”，再出现的时候，她就已经成了汪伪特务中的“红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咱们就以妻子走进这段历史，看看作家关露的“曲线救国”路。

1907年，山西右玉县的一个老院子里，胡家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取名胡寿楣。那时候的胡家早没了从前做官的风光，父亲虽是举人，却赚不来钱，家里连冬天取暖的炭火都得省着用。

关露的童年，是在“凑钱买笔墨”“借书抄诗文”里过的，她母亲是个读过书的女人，再穷也没断了她的启蒙，手把手教她认字、读诗。

可好日子没熬多久，关露16岁那年，母亲积劳成疾走了，父亲早几年也没了踪影，她只能带着比自己小几岁的妹妹胡绣枫，投奔南京的二姨。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二姨总说“女人家读那么多书没用，不如早点找个好人家”，还偷偷给她安排过婚事。

关露不乐意，就连夜收拾了包袱，拉着妹妹逃去了上海，她听说那里有新式学堂，还有能发表文章的报社，她想靠自己的笔活下去。

在上海的头几年，姐妹俩挤在弄堂的小阁楼里，关露白天在工厂做临时工，晚上就着煤油灯看书、写东西。1928年，她瞒着妹妹报了南京中央大学，居然考上了文学系。上了大学的关露像开了窍，不仅功课好，写的文章还总被报社看中。

1930年，她的短篇小说《她的故乡》登在《小说月报》上，写的是北方农村姑娘冲破束缚的故事，文字里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主编叶圣陶特意给她写了信：“此女笔力，不输冰心。”

从那以后，“关露”这个笔名就在上海文坛慢慢响了起来。她写诗歌，一句“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被爱国学生抄在传单上，贴满了租界的大街小巷；她写歌词，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春天里》，街头小贩、工厂工人都爱唱。

那时候的她，和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出门参加文学沙龙，总有年轻读者围着要签名，日子过得很不错。

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空气变了。关露在闸北亲眼看见日军坦克碾过民房，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倒在血泊里，孩子的哭声让她整夜睡不着。第2天，她就剪掉留了多年的长发，拿着自己的稿费，跑到“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报名。

负责人问她“怕不怕死”，她掏出钢笔说：“我拿笔能写文章，拿枪也能上战场。”

1932年，经冯雪峰介绍，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候的她还不知道，这支曾写过风月的笔，未来会变成藏着情报的武器。

1939年，关露正在上海法租界的小屋里改小说稿子，门被轻轻敲了3下。开门一看，是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递过来一张字条，上面只有几个字：“速去香港见小廖”，署名是叶剑英。她心里一紧，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差事。

可她还是收拾了行李，连夜坐火车去了香港。在一间简陋的小旅馆里，她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这两位是中共情报线上的大人物。没等她开口问，潘汉年就沉声道：“组织要派你回上海，进76号，接近李士群。”

关露当时就愣了，76号是什么地方？那是汪伪政权的特务机关，全上海人提起来都打哆嗦的“魔窟”。李士群更不是善茬，早年虽然入过党，可后来叛变投敌，发明了几十种酷刑，短短几年就杀了几千多抗日志士。她一个写文章的，怎么跟这种人打交道？

“你的妹妹胡绣枫，1932年帮过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潘汉年看着她，眼神里带着期盼，“那时候李士群被中统抓了，叶吉卿怀着孕走投无路，是你的妹妹给她送钱送粮，这份情，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

关露想了一夜。她知道自己一旦答应，以前的名声就全没了，跟汉奸来往，还不是要被人骂 “卖国贼”？可她又想起那个死去的母亲，想起街头唱《春天里》的百姓。随后，她就对潘汉年说：“我去。不管别人怎么骂我，我都不辩护，也请别告诉任何人我的身份，包括我妹妹。”

1940年，关露穿着一身月白色旗袍，拿着妹妹写的介绍信，站在了李士群位于愚园路的公馆门口。

叶吉卿一开门，看见她就哭了：“绣枫妹妹还好吗？当年若不是她，我和士群就活不下去了！”关露顺着话茬，装作委屈的样子：“姐姐，我现在失业了，想在上海找口饭吃，不知道姐夫能不能帮衬一把？”

叶吉卿立马应下来，还留她吃了晚饭。饭桌上，李士群一直用审视的目光盯着她，突然问：“关小姐以前写抗日文章那么厉害，怎么现在想起找我？”关露心里一紧，故意把茶杯里的水洒在旗袍上，装出慌乱的样子：“李主任说笑了，以前年轻不懂事，现在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能跟叶太太一起逛逛街、做做美容，就挺好。”

这话没让李士群放下戒心，可观察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个女人，好像真的是个贪生怕死的普通女人，没什么威胁。从那以后，关露开始了“双面人生”：白天，她陪着叶吉卿打牌、买布、做头发，甚至在汪伪的《中华日报》上发表些无关痛痒的散文，故意装成“贪图享乐的汉奸文人”。

晚上，她把白天听到的76号人员动向、日军武器库位置，用米汤写在《论语》的空白页里，再偷偷送到地下党的联络点，店主会把米汤字烘干，用碘酒显影后传给党组织。

关露的“好日子”没过多久，骂名就来了。

1941年，她在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买布料，突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回头一看，是以前一起搞左翼文学的沈起予。她刚想打招呼，沈起予就朝她吐了口唾沫，骂道：“汉奸！你对得起那些被害死的同志吗？”

周围的人一下子围了过来，指着她的鼻子骂“卖国贼”“没良心”，还有人捡起地上的石子砸她。关露抱着布料，头也不敢抬，挤出人群就跑。回到家，她关上门，看着镜子里沾着唾沫的旗袍，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更让她难受的是妹妹的误解。1942年，胡绣枫从重庆到上海执行任务，偶然在街头看见关露和叶吉卿一起坐车。胡绣枫当场就哭了，以为姐姐真的当了汉奸。

后来，胡绣枫通过组织知道了真相，却不能跟姐姐相认，为了保护关露的安全，组织规定她们不能有任何联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姐妹俩才在上海的小旅馆里见了面，胡绣枫抱着她哭了很久，说：“姐，委屈你了”，关露却笑着说“没事，只要能打跑日本人，骂名算什么”。

可她没想到，爱情也会因为这“骂名”碎掉。关露和王炳南是1937年认识的，王炳南是做外事工作的，两人都爱写东西，很快就有了感情。抗战期间，他们只能靠书信联系，王炳南总在信里说“等胜利了，我们就结婚”。这句话，成了关露在黑暗里坚持的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关露以为终于能和王炳南好好过日子，可王炳南却突然给她寄来了一封分手信。信里说：“新时代有新责任，不能只顾儿女情长”。

后来她才知道，王炳南的上级找他谈了话：“关露是好同志，但群众眼里她是汉奸，你跟她在一起，会影响你的工作。”关露拿着信，坐在屋里看了一夜。她没哭，只是把信叠好，放进了箱子最底下。那时候的她，已经被国民政府列为“文化汉奸”，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待了28天。

后来组织通过潘汉年送了证明文件，她才被放出来。出狱那天，天空下着小雨，她提着小包袱走出监狱大门，看见胡绣枫在门口等她，姐妹俩没说话，只是紧紧抱在一起。

抗战胜利后，关露跟着组织去了苏北解放区。她以为到了根据地，“汉奸”的帽子就能摘掉，可没想到，误解还在继续。

有一次，她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写文章，一个年轻的编辑故意把她的稿件扔在地上，说：“汉奸写的东西，我不编”。关露默默地捡起稿件，回到宿舍后，把自己关了好几天，她不怕敌人的刀，却怕同志的误解。可她还是没解释，因为她答应过“不辩护”。

1955年，潘汉年出了事，关露因为曾和他有工作联系，被抓进了功德林监狱。冬天的监狱特别冷，她裹着薄被子，一边咳嗽一边背自己以前写的诗。2年后，她被放了出来，回到北京的老房子里，再也不写诗了，也不跟人来往。

此后，关露就靠着每月十几元的救济金过活，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喝稀粥，晚上煮点青菜。有次得了肺炎，没钱去医院，只能躺在床上硬扛，幸好邻居发现后把她送进了医院，才捡回一条命。

1967年，“文革”开始了，关露又因为“文化汉奸”的罪名被抓了进去。这一关就是8年，放出来的时候，她已经67岁了。背驼了，牙掉了，腿关节变形得几乎走不动路，手指更是因为长年营养不良，僵得连笔都握不住。

她想写点东西，就找出家里的旧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哒、哒、哒”的声音在小屋里响着，像她慢慢流逝的日子。有时候敲着敲着，眼泪就掉在键盘上，把字弄花了。她就停下来，看着窗外的老槐树，想起上海的弄堂、76号的灯光，还有王炳南的信。

1982年3月，有人敲开了她的门，递过来一份平反决定。

上面写着:”关露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党组织派遣，打入汪伪特务机关内部，搜集重要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所谓‘汉奸’罪名，纯属历史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关露拿着这份文件，手一直在抖，看了一遍又一遍，突然就哭了，这几十年的骂名，终于洗清了。

12月的一天，关露支走了照顾她的青年小金，吞下了两瓶安眠药。桌上放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娃娃，还有那份平反决定。她走的时候，脸上带着笑，终于能清清白白地见曾经牺牲的同志们了。

在那个年代，像关露这样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他们背负着骂名，在暗处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