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报国，终得圆满

九月初的一家医院，ICU里只剩仪器的滴答声。

老人突然后睁开眼，家属把早已备好的手机放到他面前，屏幕里是整齐的方阵、轰鸣的钢铁与国旗猎猎作响。

他不能开口，只能用泪水回应那熟悉又陌生的军号声。

这一刻，时光开始重叠，他的眼前，闪过了百年风霜......

1938年，抗战正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

彼时湖南的山村里，彭长竹和同伴们一同走上了报名点。

那时的他还没成年，就这样，他穿上军装，成为国民革命军新六军的士兵。

初上战场，他很快就见识到战争的残酷，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时，彭长竹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前线。

那场会战持续数日，长沙城外炮火连天，硝烟蔽日。

部队被迫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坚守阵地，敌人的火力强大，而他们能依靠的只是有限的弹药和简单的武器。

几天几夜下来，战壕里血迹斑斑，能继续坚持的士兵越来越少。

在一次反复拉锯的巷战中，敌人逼近到不足二十米的距离。

枪声断续，子弹打光后，只能拼刺刀，那一刻，年轻的士兵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冲上去。

彭长竹也跟着战友扑向敌人，他的腰部被刺中，右眼也在混乱的近战中受伤。

剧痛让他昏厥，他倒在地上，身边是横七竖八的战友尸体和散落的武器。

敌军清扫战场时，误以为他已死，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夜幕降临，火光逐渐熄灭，他在一片死寂中睁开仅存的左眼，忍着伤痛，一点点爬到战场边缘。

后来是附近的村民冒险将他背回去，才让他保住性命，只是，这一战让他右眼彻底失明，终身留下残疾。

对一个少年来说，这种打击太过于沉重，他再也无法继续留在一线部队，军方批准他退回家乡。

按照常理，他本该从此回到田地间，和大多数乡民一样继续生活，战争并没有给他这样的选择。

回到桑植县，他很快加入了地方的生药厂，这里并非远离战争，而是另一条战线。

药厂任务是为前线伤员提供药物和药酒，需要人手采药、炮制、运输。

彭长竹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身体依旧健壮，熟悉山路，成为药材采集和运送的重要帮手。

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战线进一步拉长。

药厂承担的任务更重，几乎昼夜不停地赶制药物，彭长竹和同伴们挑着药担，把一箱箱药酒送到指定的转运点，再由军队送往前线。

1943年冬天，常德会战爆发，这场战役是抗战中极为惨烈的一役，守城部队在人数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坚守十余天，许多人在巷战中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进攻。

战事紧张，前线对药品的需求急剧增加，许多药物必须送到最前线才能发挥作用，彭长竹于是主动请缨，挑着药担走向常德方向。

药担并不轻，每一箱药酒装在陶坛里，重达数十斤，走在山路上格外吃力。

沿途既有崎岖的山道，也有可能遭遇敌军。

运输队伍常常白天隐藏，夜晚赶路，彭长竹凭着年轻时在山里练就的脚力，稳稳地走在队伍中间。

常德城内的巷战最为激烈，街道被炸毁，房屋成了临时的掩体。

药担一旦送达，许多士兵顾不上休息，直接抱着坛子就去给伤员处理伤口，药酒在战地医院里也起了作用，用来消毒、止血和提振体力。

一次运输途中，前线突然传来紧急消息，需要人手补充到巷战部队。

彭长竹主动留下，拿起步枪随队进入城内。

那里已是一片焦土，双方士兵混在街巷里厮杀，刺刀成了最直接的武器，他在混乱的战斗中再次负伤，但伤势不算致命，经过简单包扎后又回到岗位。

在他看来，战时没有明确的界限，后方和前线随时可能转化，采药、送药和拼刺刀，都是同一条抗战道路上的不同位置。

常德会战后，许多参战士兵再也没有回来，城池在血战后失守，幸存者不足万人。

但彭长竹和药厂的同伴们没有停止工作，他们继续为部队提供药材和药酒，他常说，自己比牺牲的战友幸运，既然还能活着，就要把能做的事继续做下去。

哪怕再挑一次药担，再走一段山路，他也愿意。

战争的几年间，他的生活几乎被药材和伤兵包围，山里的草药，他记得哪些能止血，哪些能消肿；药厂的配方，他熟悉哪种比例更适合战地使用。

每当新的战事传来，他心里就知道，药又要紧缺了，自己得赶紧准备。

抗战胜利后，彭长竹悄然回到桑植老家，继续过农耕和乡里的生活。

外人很难从他简朴的日常中看出，他曾经是战场上的亲历者，唯一能让人联想到往昔的，可能是墙上挂着的几枚老照片和一块褪色的“输财卫国”匾额。

在村里，他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功臣，乡间道路年久失修，他常带头组织人手修桥补路；

村里孩子没学堂，他出面协调，在田地旁边筹建了小学校舍；遇到用水困难，他又带着乡亲凿井取水。

这些事没有多少人记录下来，却实实在在改善了周边百姓的生活。

彭长竹在乡里的威望逐渐建立，并不是因为他打过仗，而是因为他处事公道。

他常常主持族里、村里的调解，不论涉及田地还是家务矛盾，他都尽力让事情解决得让双方都能接受。

50年代以后，国家对抗战老兵的政策逐步落实，但他始终很少提及自己的要求。

即便后来地方干部上门慰问，他也反复说自己比牺牲的战友幸运，不该再向国家提什么条件。

他的子女们记得很清楚，父亲经常叮嘱他们不要拿自己的名头去换取便利，在家里，他几乎不谈战场细节，更没有向人展示过伤疤。

晚年时，政府和社会组织陆续为他颁发过一些纪念证书和荣誉奖章，他总是把这些证书妥善收好，却不摆放在显眼的位置。

每当有人前来采访，他通常只是简单回答几句，不愿长谈，他说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自己能活下来，只是命运所致。

在生活上，他依旧保持着节俭，饮食清淡，衣物能穿几年不舍得换新的。

他的家人形容他从不挑剔，常说“过得去就好”，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后辈，家风里始终带着一种淡泊。

晚年的彭长竹的身体逐渐衰弱，家人日夜照料。

他虽然眼睛看不清太多东西，但仍然喜欢听人读报纸，也关心国家的发展，每逢电视播放阅兵，他都要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地看完。

2015年，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社会各界开始广泛关注健在的抗战老兵。

地方相关部门多次登门慰问，媒体也曾报道他的事迹。

面对外界的关切，他依然保持低调，只是平静地说一句：“我已经很幸福了，比战友们多活了几十年。”

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旧不改这种态度。

2025年8月24日，彭长竹因病情加重被送进ICU。

那是一个狭小而安静的病房，白色的墙壁、不断闪烁的监护仪数据，还有间断的机械声，医护人员已经做好随时抢救的准备，家人们守在外面，几乎不敢大声说话。

在此后的几天里，老人的病情一度陷入昏迷。

多数时间，他安静地躺着，呼吸变得微弱，身上插满管路。

9月3日清晨，一个谁都没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

老人突然睁开了眼睛，目光有些浑浊，却带着急切。

虽然插管让他无法说话，但他试图张动嘴唇，家人立刻凑近，辨认出他想要说的，是“阅兵”，那一天，正值抗战胜利纪念日的阅兵式。

考虑到情况特殊，家人早早准备了一部手机和充电宝。

他们把直播画面调出来，贴到老人的左眼前，他的右眼早在长沙会战中失去光明，如今，只能依靠左眼去捕捉画面。

当屏幕里出现整齐的方阵、钢铁洪流缓缓驶过长安街时，老人的眼角开始溢出泪水。

他努力地想抬动手臂，但插管和病体让动作变得迟缓，最终只是微微颤动了一下手指。

他的目光停留在屏幕上，久久不愿转移。

家人站在旁边，不停替他调整角度，生怕手机滑落。

老人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却不断流泪，监护仪的心率在那一刻短暂地上升，随即慢慢趋稳，医护人员见状，也默默停下脚步，没有打扰。

从上午到中午，他都断断续续盯着屏幕，哪怕眼皮已经沉重得抬不起来，他也坚持睁开，直到阅兵式结束，他才逐渐闭上眼睛，呼吸再次变得浅缓。

当晚9点30分，家属们陪在他身旁。

他的胸口轻轻起伏几次，随后归于平静，心电监护仪上那条缓慢的曲线，最终停在一条直线。

老人走得安详，没有痛苦，没有挣扎。

这一消息随后得到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确认，时间恰好定格在阅兵式的当天，人们说他是看完最后一次阅兵才放心离开。

对于彭长竹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86年前，他还是少年，在长沙、衡阳的血战中拼过刺刀，右眼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几十年来，他始终关注国家的变化，却从不主动谈及自己的功绩，临终时，他把最后的目光献给了国家的仪式，也完成了自己未说出口的心愿。

他的家人后来回忆，那一天，老人虽然没有留下遗言，但他们都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他要把眼中看到的盛世景象，带去告诉那些再也没有归来的战友。

对于经历过战火、为国而战的老人来说，看见今日的中国，也许就是他能得到的最好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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