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之 | 阿姨

文 | 由之

1

合肥是座江北小城，虽然是省会，但一直寂寂无名，蜗居一角。它北边的蚌埠，是铁路枢纽，往来南北；南边的芜湖和安庆，因长江而繁华，四通八达。

我在陕北插队时，北京知青大多不知道合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安徽的省会是蚌埠。老乡呢，更不知合肥，他们只知道很多黑户都是从安徽逃荒而来，还曾饿死过很多人，想必合肥那地界很苦寒。

其实，合肥并不苦寒，只是热，夏天热得像火炉。

我就出生在合肥，炎炎的六月里，像是被火炉烤过的一般，全身起满了痱子，一直病病秧秧。妈妈呢，生在北平长在北平，高中尚未毕业就去了晋察冀，之后一路南下，疲惫而不适应，也在病中。于是，把我交给了运华阿姨。

运华阿姨和我妈妈年龄相仿佛，但那时她还没有成家。运华阿姨说，我小时很难带，不是发烧就是拉肚子，总是哭哭啼啼。白天哭，夜晚也哭。我一哭，她就把我抱在怀里抖啊抖的，有时一抖就是一夜。

也许，就是因为我是在运华阿姨怀里抖大的，她对我的照料比妈妈还细致入微。

可是，两年后，运华阿姨还是离开了我们家。她成家了，是续弦，她先生炳南伯伯是建筑工程师，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成人，在外做小工，小儿子乳名小老汉，和我同年。成家后，运华阿姨去了一家糕点厂，当工人。不过，她还是不大放心我，常常来看我，还常常带我去她家玩。

她家在大东门一带，临街，院子狭长而深，两边住满了人家。家家门口都有一个小煤球炉，地上杂乱地堆着锅碗瓢盆。后院还有一口井，很深。夏日，常有人把西瓜沉在井里，浸了几个时辰的西瓜，捞上来，冰冰凉凉，特别甜。

运华阿姨家只一间屋，很小的一扇窗，四格方正的玻璃，映着高高在上的一线天。屋里很逼仄，两张床，一张吃饭用的方桌。最显眼的是一个高高的暗紫色的大柜子，虽然油漆剥落了，却依然不失气派。

我每次去玩，炳南伯伯总是坐在饭桌边看图纸。他好像很老了，头顶秃了一大片，眼角一把皱纹。鼻梁上的镜片厚厚的，还带着圈圈。他总是眯着眼睛，目光很慢很慢才挪动一下，很费神的样子。看到我，他会把图纸挪到一边，用手指沾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一个字让我认。他写的都是繁体字，我会认出一二，有的是猜的，有的是妈妈教过我的。每认出一个字，他就会拍拍我的脑袋，笑眯眯地说：孺子可教也！

小老汉在一边呆呆地看着我，他妈妈在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

有时，炳南伯伯还会带着我和小老汉到门口，给我们每人买一个糖稀绕出来的小兔子什么的。

可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炳南伯伯被逮走了，送到劳改农场劳改。因为他解放前当过保长，说是：伪保长。

我一直弄不明白，一个工程师怎么会是保长，而且是伪保长。我总以为解放前在乡下才会有保长。

炳南伯伯劳改后，运华阿姨一个人带着小老汉，艰难度日。吃的用的，极省，基本就是小菜饭。省下的钱，都花在炳南伯伯身上，运华阿姨每次去劳改农场探望，都杂七八拉带一堆东西，甚至还有烟。

有人就劝运华阿姨离婚，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何况还有一个拖油瓶。运华阿姨想也没想就打断：我走了，小老汉怎么活？运华阿姨待小老汉，就像她待刚生下来时的我一样，整夜抱在怀里抖，一抖就是一夜。

小老汉就在运华阿姨的小菜饭里慢慢长大，冬有棉袄，夏有汗衫。过年还有烘糕、方片糕吃。运华阿姨本来就很瘦，炳南伯伯去了劳改农场后，她就更瘦了，衣服像架在枯柴上，晃晃当当。两只手伸出来，青筋暴跳。她笑说自己是柴禾手。但是，她一根白头发也没，和奶奶一样，一头乌黑的短发，很整齐地别在耳后。

运华阿姨离开我们家后，依然不放心我，把她的大姐介绍给我妈妈。她大姐名运芳，比她年长几岁，但两人却不大像。运芳阿姨个子高高儿的，皮肤白净，眉眼清俊，但特别触目的却是她的头发，雪白，只很少的几根黑发。那时她不过也才三十出头的年纪。她总是穿着很古老的深蓝色大襟布衫，腋下的盘扣旁别一方洗的极干净的手帕，人也是干干净净的。

运华阿姨常说：我大姐心事重。

因为心事重，头发就白了？

她的心事又是什么呢？

于我，运芳阿姨就像妈妈一样，甚至比妈妈还亲。我从两岁就一直跟着她，晚上也是她带我睡。弟弟比我小两岁，生下来就交到她手上。我和弟弟从来都只喊她阿姨，她像我们的亲姨，更像妈妈。

阿姨话很少，没事的时候，就捧着大茶缸，茶缸里的茶叶茂密得像小树林，一根根挤挤挨挨地站立。弟弟从外边疯跑回来，口渴，扒着她的大茶缸就喝，又忍不住大叫：好苦！好苦！弟弟问阿姨：你喝的是药？比药还苦。阿姨淡然一笑，把晾在玻璃杯里的凉白开端给我们。

可是，阿姨却常常和妈妈在一起很小声的说话，说些什么，不得而知。若我在一边，妈妈就会支开我，让我出去玩。妈妈总是喊阿姨：大姐。爸爸则喊她刘大姐。阿姨姓刘。

一天，阿姨带着我去菜场买菜，路上碰见个戴眼镜的伯伯，阿姨把我推到他面前，说：戴医生，还认识不？那位戴医生，把我看了又看，拍拍我的头，连连赞叹：不容易不容易，这小丫头还活下来了。

我很茫然又很奇怪地看着戴医生，不知道他为何这么说？

和戴医生道别后，阿姨对我说：你小时候呀，磨死人。出麻疹住院，发高烧住院，差不多年年都要住院，直到六岁上小学，才消停。一住院，你就又哭又闹。

我吗？

我隐隐地记得出麻疹时住院，不让家人探望。阿姨每天隔着玻璃窗看我，向我招手，要我不要哭，也不要叫，还给我送好吃的，蒸鸡蛋和甜甜的软软的米面发糕。那些好吃的东西，都是由护士阿姨交给我，阿姨是不让进病房的。

小时候，阿姨似乎更喜欢弟弟。妈妈生下弟弟没有奶水，是阿姨一手喂大，用浓浓的米汤，还抱着他到处找有奶的妈妈匀两口奶给他吃。再大些，把肉剁得细细碎碎，放在鸡蛋里蒸，或放在粥里煮，一点点盐，再加上些猪油。把弟弟喂得白白胖胖，唇红齿白。阿姨带我和弟弟到她的妈妈家去玩，奶奶总是说：这小伢子好心疼人。爷爷也喜欢把弟弟搂在怀里，张开没牙的嘴，笑。年节时，爷爷还会做马蹄酥和炸圆子，我和弟弟吃不够地吃，满嘴满手还有脸上，都是油和碎渣渣。临走，爷爷还会悄悄地包上一包马蹄酥，塞给弟弟。爷爷是糕饼店的师傅，麻饼烘糕，方片糕，没有他不会做的。

运华阿姨常笑说：我大姐没儿子，把弟弟看得比儿子还重。

没有儿子，似乎是阿姨一生的痛。因为没有儿子，她一辈子在夫家抬不起头来。我还是长大后，听大姐说，阿姨17岁就嫁人了，头胎女儿，二胎还是女儿，一共生了四个女儿。大姐是老大，老二生下来就死了，老三抱给四川一户人家了，老四呢，也就是国英姐姐，抱给合肥郊区一户农家。国英姐姐，生于1948年，解放前夕。

阿姨的丈夫是国民党空军军官的勤务兵，49年跟着长官去了台湾。为了不牵扯大姐的前途，解放后阿姨单方面和他离了婚。阿姨把大姐的前程，看得比她的命还重要。阿姨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好像还是深知国家的政策，喜欢听广播。

运华阿姨到家里来看阿姨，她们俩一边或做针线活，或织毛衣，一边啦话。运华阿姨耳朵有点儿背，总是声高气粗，笑声朗朗。阿姨呢，话少，声音也是低低的，像是喃喃自语。提起她丈夫，她总是恨恨地道：那个死鬼。不知她是不是真的恨他，也不知她是否想念过他？

更不知阿姨口中的死鬼，什么模样。从没有看见过他的照片，也许那年代，也没有照片。

到我家来带我之前，阿姨在青岛，一位解放军团长很喜欢阿姨，看上她的白净，干净，做事又利利落落，话还少。可阿姨一口就回绝了：一女不走两家。

很封建。

封建的阿姨，对我和弟弟完全不一样。阿姨最喜欢弟弟，但从不带弟弟去菜市场，我上幼儿园后，她去买菜，就把弟弟一个人锁在家里。还说，一个男孩子到菜市场去，像什么样子？我不明白，男孩为什么就不能去菜市场？而我就能去，而且去的理所当然，就因为我是女孩？

不过，弟弟小时候很乖，性格也是慢腾腾的，不着急。阿姨去买菜，他就一个人在家看小画书，或者自言自语，自己和自己玩。玩累了，闷极，就会站在小板凳上，贴着窗玻璃向外看，等阿姨回家。阿姨每次不是给他带好吃的，就是好玩的。一根油条，一个装在草编小笼子的叫蝈蝈。还会把他搂在怀里，亲亲他。

阿姨对我的要求却是另样的。

上小学后，每天放学后，阿姨都不让我出去玩。到家，先喝一杯凉白开，再吃点点心，两块饼干，一个小菜包子什么的。接着，就让我做作业。她端着大茶缸，不错眼地看着我写作业。看到我作业本上5分，或红五星，她才会展开笑颜，对我说：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好好念书！好好念书！

我不明白，难道男孩子就不要好好念书？

弟弟小时很乖，但上了小学后，慢慢就皮了。放学回来，扔下书包，就跑出去玩，可阿姨从不管他，还会先给他擦擦汗。我不服气，你怎么不管管弟弟？阿姨笑笑，男孩子多跑跑跳跳好。

我不服气，但也没办法。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放学回来先写作业的习惯。写完作业，有时也不出去玩。躺在床上看书，那些书都是妈妈带回来的：《小城春秋》《红岩》《青春之歌》，还有人民文学和世界文学杂志，我最喜欢的就是世界文学，看不够地看。可阿姨又要管我，不允许我躺在床上看书。她端着大茶缸，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起来，起来，坐着看。一个女孩子，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

我只好坐到桌子边，端端正正。

阿姨端着她的大茶缸，面无笑容，喃喃低语，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好好念书，好好念书，长大念到北京大学去。

我很疑惑地看着她，是对我说吗？

阿姨没有念过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睁眼瞎。她长年在外帮佣，去过重庆，南京，还有山东的青岛。她说，她帮佣的东家，大多心好，肯教她，她断断续续认得些字，但报纸还是读不通的，只是到菜市买菜，那些菜名和价钱，她都清楚明白。她最巴望的就是大姐能念大学，可是大姐考大学，因为她父亲去了台湾，没录取，只好去念技校：丝绸学校。虽然，阿姨和“死鬼”离了婚，可是还是影响到大姐。

夏日的夜晚，极热，蚊子也多。阿姨坐在蚊帐外，捧着她的大茶缸，一声不吭。半夜，我从梦中醒来，阿姨还坐在蚊帐外，可以听到她极低极低的抽泣声。早晨，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桃子。

虽然是在暑假里，早饭后不用上学，可阿姨却仍然不让我出去玩，要我好好写作业。我不服气，撅着嘴巴问：弟弟为什么可以出去玩？阿姨却振振有词：他小，他又是个男孩子。

男孩子就可以不写作业出去玩？

满心的不服气，可还是不得不耐下心来写作业。阿姨端着她的大茶缸，轻摇着扇子，一下一下给我扇着。我的心也就慢慢静下来，写完作业再去玩，挺好。
合上作业本，阿姨和我唠叨最多的就是：北京大学。她不知道北京有很多大学，北京大学只是其中一所。她心心念念巴望着我能考上北京大学。

她的这个念想，后来变成儿子嘲笑我的一个笑话。
妈妈和爸爸却不怎么过问我学习上的事，也不大管束。只是，爸爸一大排靠墙的书橱，里面的书可以任随我翻看。院子里的一个女孩，常常跑到我家里来看《红楼梦》，因为她爸爸妈妈坚决不让她读《红楼梦》。我很茫然，问她为什么，她摇摇头：不知道。那时，我对《红楼梦》一点兴趣也没有，喜欢的是普希金和契诃夫，《上尉的女儿》和《万卡》。

妈妈不管我和弟弟的学习，但却要求我们在暑假里学游泳。阿姨很不放心，每次都送我们去游泳池，游泳池不让大人进，她就在门口等着，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看好弟弟。我点头答应，可弟弟根本不听我的，一进游泳池大门，立刻欢蹦乱跳。他和大男孩学会了自由泳，蛙泳，仰泳，我还只会狗刨，把头抬在水面，生怕呛水。

等在泳池外面的阿姨，看到我们说说笑笑地从里面出来，立刻用干净的毛巾把我们脸上头发上的水擦干，递上装在瓶子里的凉白开，还有她自己做菜包子。

如果，日子就这样，长长久久地流淌下去，在阿姨的严格管束与细心照料下，我也许会考上北京的某一所大学，圆了她的梦想。

然而——

阿姨的梦想，我的安逸和快乐，在时代列车的喧嚣中，颓然倒塌，只剩下恐惧，无边无际的恐惧，比恐惧更恐惧的是恐怖，还有苍白和渺小。

2

1966年的夏天，我刚满14岁。在这个夏天到来之前，我一直高高兴兴的，心里充满了阳光和希望。因为，上一年的夏天，我考上了省城最好的中学：一中。我小学同班同学里，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这所重点中学。

阿姨比我还高兴，眼睛、嘴角常衔着笑，好像她的日子也有了盼头。阿姨说，只要我不像那些爱臭美的小丫头一样勺道（勺道，合肥土话，和臭美差不多的意思吧），好好学习，一定能考上她只知道的北京大学。

可是，1966年的夏日，阿姨和我的大学梦变成了白日梦。我害怕再去学校，学校像噩梦一般，躲之不及。因为妈妈。

我妈妈不是那种高傲、目光冰冷的女人，看上去就凶巴巴的。不是。妈妈很温和，矮矮胖胖，皮肤微黑，短发。不戴眼镜，单眼皮，眼睛不大，有点儿长，我的眼睛就随她。炎热的夏日里，她总是白衬衫灰长裤，或者灰衬衫藏青色的长裤。只能用朴素来形容她。

不过，在我眼里，妈妈也有不普通的地方。她唱歌很好听，还会画画。星期天，闲着没事的时候，她会在书房里小声地哼哼歌，偶尔也会放开嗓门唱上一曲。比如：五月的鲜花。妈妈的声音不清脆也不高亮，浑厚悠扬。那首五月的鲜花，不知道为什么，她唱得很有些哀伤，特别是在她低声哼哼的时候。

妈妈画画很随意，一张白纸，一枝铅笔。速描。她喜欢画人，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人的剪影。妈妈笔下的弟弟：弯曲的头发，像一蓬乱草，两只牛一样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又仿佛一点儿心思也没有。弟弟头发自来卷，眼睛大，皮肤白，挺可爱的，外边的叔叔阿姨都喜欢逗他。爸妈在家则唤他：卷毛羊。妈妈画笔下我，则是：方框眼镜，微眯着的长眼睛，皱着眉，像是被从睡梦中吵醒，不大高兴的样子。还有阿姨。妈妈画阿姨，只画她的嘴，嘴唇紧抿着，嘴角微微向上扬。阿姨笑起来，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想不明白，喜欢唱歌画画的妈妈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坏人，与社会主义，与人民，与国家为敌。她到底怎么啦？敢和国家和党作对？她又为什么要和党和国家作对呢？

我也是无意之间闯进那条无边黑暗的楼道，才得知妈妈的罪名。因为学校离妈妈单位很近，三五分钟的路，伸脚便到。本来，我每天中午都到妈妈单位吃饭。机关食堂比学校食堂好很多，而且中午可以在妈妈的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看看书。妈妈单位的叔叔阿姨，我也熟。可是，六月里的一天，妈妈对我说，让我以后别到她的单位去吃午饭，还是和同学一起吃比较好，又给了我五元钱。我拿了钱，有一种放飞的感觉，很爽。

然而，粗心的我，上学时竟忘了把钱装进书包，中午只好又去找妈妈。黑洞洞的楼道，两边贴满了大字报，妈妈的名字反复出现在大字报上，并被打了黑叉叉与红叉叉。正是吃午饭的时间，楼道里看大字报的叔叔阿姨并不太多。可他们看到我，便纷纷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那些目光，我躲之不及。很多年过去后，我仍然没有办法把那些目光从睡梦中赶走。惊讶、同情、不屑、幸灾乐祸，抑或仇恨？混乱。我说不清楚。很害怕。傻站了一会儿，我飞也似地逃出那幢灰色的楼房，心像是要从口中跳出。一直跑，跑，跑。我也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直到跑不动了，才瘫坐在马路牙子上。

夏日正午的太阳，直直地照耀着大地。可是，我的手和脚却都是冰凉的，嘴巴则干干的，像是在冒烟。我不知道自己都想了些什么？已经没有办法思想。心里除了乱，还是乱。还有些恨妈妈，她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在回到学校的路上，我努力平静自己的思绪，擦干净脸上的泪水。在心里小心翼翼地对自己说：千万不能让同学看出来我哭过，也不能让同学知道贴在办公大楼走廊中那些关于我妈妈的大字报。学校？学校已经不再是我的渴望。纷乱。校门口两边的黑板报处，也贴满了大字报。高中同学写的，炮轰校长和教导主任，还有我不认识的老师，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白专道路。不过，革命的鞭子，还没有抽到我们初一同学的身上。

已经记不清楚那一个下午，在学校是怎样熬过去的。回到家中，我最害怕的是面对妈妈。妈妈回来后，我该怎么面对她呢？那个晚上，我没有见到妈妈。她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我见到妈妈，是第二天早晨。妈妈坐在楼下我们的小房间里，对我说：去帮我把鞋拿来。我心里有些慌乱。妈妈大概还是知道了我到她的机关去过，已经看过她的大字报。但我还是很听话地把她出门要换的鞋拿了过来。房间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妈妈换了鞋，像往常一样，语气非常温和地问我：如果，我被划成反党分子，你会和我划清界限吗？我想也没想，垂下眼睛，回答：当然。我不记得妈妈当时的眼神了，因为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抬头看她。妈妈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轻声慢语又补了一句：放学早点回家，不要让阿姨等你回家吃饭。

就是从那天以后，妈妈没有再回过家。

阿姨让我去给妈妈送衣服，我很不情愿，除了不情愿，更多的则是害怕。阿姨没有再说服我一定要去给妈妈送衣服，只是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夜晚，我和弟弟都睡下后，阿姨悄悄地出去了。去给妈妈送换洗的衣服。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到家。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阿姨坐在蚊帐外，呜咽着，虽然声音压得极低。也不知道她是否见到妈妈。早晨起来，阿姨声音嘶哑地对我说：放学早点回家，现在不比往常。我听话地点头。其实，我也很害怕去学校，能不去就不去。妈妈也一直在单位里，没有回家。

每一天都变得无比漫长，在恐惧中摇晃。也盼着妈妈早点回家，回到过去的风平浪静。其实，过去也并不风平浪静，只是那时还我茫然不知而已。

一天下午，我终于松了口气，没有去学校，和隔壁黎叔叔家的小妹在家里玩，突然爸爸书房里的电话铃声大响，一遍又一遍，炸响。我原以为是同学催我去学校，不想接，直到阿姨在楼下大声催我：还不赶快接电话。我不情愿地拿起话筒，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冷冷的。话筒从我手中掉落，极度的惊慌、害怕，还有悲伤。

妈妈已经离开我们。一个星期前。1966年7月23日。

后来，小妹对我说，那天我好镇静，坚强。镇静？我呆坐在椅子上，话筒掉落在地板上，只感到心脏一阵钻心的疼痛。又坠入无边黑暗的楼道中，画满黑叉叉红叉叉的大字报，一浪又一浪，蜂拥而来。坚强？不是坚强，是无奈。那一刻，我还不大清晰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永远永远，再也见不到了？

阿姨得知后，坐在厨房里，不煮饭，也不炒菜，两手捂着脸，压着嗓门，哭泣。傍晚，爸爸下班回来，对阿姨说：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接着，掏出烟，很费劲地划火柴。一缕白烟，缓缓升起。

夜晚，我和弟弟躺在阳台的竹床上，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还是没有办法把妈妈的离去从心里抹去，伤心，害怕，恐惧，就像大片大片的云慢慢地漫过来，遮住了星星和月亮。爸爸坐在书房里，没有开灯，沉默着，抽烟，一支接一支。烟头微弱的一星星红光，明明灭灭。阿姨还是坐在厨房里的小板凳上，双手捂着脸，哽咽着抽泣。

没过多久，爸爸也被撤职了，接踵而来的是抄家。

秋末的一天深夜，不安的睡梦中突然响起一阵热闹的锣鼓声，我还没有从梦中完全清醒过来，一群人已经破门而入。刹那间，楼上楼下满是人，男男女女，大多穿着深蓝色工装。他们是报社印刷厂造反小分队的。我和阿姨还有弟弟，被赶到了门外，而爸爸，他们没让他下楼。门外还停着一辆大卡车，他们是坐大卡车来的。报社印刷厂就在报社大院里，没几步远，为何还他们还要开大卡车来？我有些迷惑不解。

深夜的风，冷冷的，吹在身上让人哆嗦，我们只穿着睡觉的单衣。阿姨怕我和弟弟冻着，想进屋拿两件衣服，被一个男人恶狠狠地喝住了：老实呆着，谁让你进去了？澡堂的锅炉工张大个。因为他个子很高，那些工人师傅就喊他张大个，喊来喊去，仿佛张大个就成了他名字。他个子确实非常高，高出大多男人半个头，皮肤很黑，因为烧锅炉，活脏，他整个人也就很邋遢，一年到头都是一身沾满炉灰的蓝色工装，还常常高卷起一只裤腿，嘴角斜叼着一支烟。他脸上也是黑黑的，眼睛总眯着，头发乱乱的，像一蓬枯草。他话很少，闷闷的一个人。也许是因为报社的男孩喜欢和他逗着玩，他又不经逗，他特别讨厌那些淘气得猪狗都厌的男孩子们，常常张口便骂。

张大个只是锅炉工，并不是印刷厂造反队的，但此时他比造反队的那些工人更厉害，满脸的仇恨。阿姨搂紧我和弟弟，没再吭声。不怎么说话的张大个，却不阴不阳地道：听说你们家书多呀，这次叫你们输个尽光！他挺得意地点起一支烟，故意把烟圈喷到阿姨脸上。

很多人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们家门口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闹哄哄，一直到东方既白。卡车上堆满抄出的四旧，基本都是书。爸爸最喜欢的便是书，我们家要说有什么好东西，也就是书了。爸爸妈妈对书都非常爱惜，大多包着书皮，周周正正，带棱带角。扉页上多是爸爸的签名，爸爸的字和外公一样娟秀，但却不那么工整，飞舞中带着些力量。现在，这些书被毫不爱惜地乱扔在卡车的车厢里，包着的书皮被撕破了，上面落下了脏脚印。外公送妈妈的台灯：三个小金发小洋人，捧着一轮乳白色的月亮，自然也在其中，月亮碎了，只剩下三个金发小洋人。

我们家的门上，留下一张白纸黑字写的告示：五日内滚出去。滚到哪里去，却没有明示。

抄家的人，看热闹的人都走了，阿姨才领着我和弟弟回到家中。家也不再是家，一片狼藉。楼梯上散落着凌乱的纸片、书、衣服还有牙刷、剪刀，七七八八的零碎物品，数不清的泥脚印。阿姨瘫坐在楼梯上，她本来差不多全白了的头发，像落上了一层灰。她没有像小巷子里那些被抄了家的老太太，哭、嚎，叫骂，她像是慌了神，目光有些痴呆，默默地不作声。

我有些害怕，去摇她的肩，她还是不作声，一动不动，呆呆地坐在那儿。弟弟拽着我的胳膊，上楼去找爸爸。爸爸站在敞开的书橱前，抽烟。书房更乱，墨汁顺着书桌流淌在红漆地板上，雪白的墙壁上留下一行大字：打倒牛鬼蛇神。地板上的墨汁里还躺着几杂志——世界文学，还有爸爸写在宣纸上的诗。那首诗，我不知道是爸爸自己写的，还是抄录古人的。

书橱并没有完全空荡，还剩下不少书，鲁迅全集、世界文学杂志、人民文学杂志、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果戈里的《死魂灵》、高尔基的《人间》、普希金诗选和小说选，还有契诃夫的小说集、蒲宁诗选，肖洛霍夫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很奇怪，俄罗斯文学作品，几乎一本都没有拿走，还有一些传记也没抄走，比如《马克思传》什么的。画册和小画书，倒是全拿走了，还有那些古色古香的线装书，甚至医书。

爸爸神情颓然，像是很疲倦，勉强对我和弟弟笑了笑，说：过来，一块收拾吧。弟弟问：他们要我们搬家，我们搬到哪里去？爸爸摇了摇头，答非所问：先收拾吧。

几天后，离开那幢奶黄色小楼时，害怕与恐惧，如同巨浪一般，席卷而来，淹没了过去的温馨，还有对过去的依恋。那里，不再是我的家。逃一般地离开了。我不敢回头张望，也没有回头张望。只想快一点离开，被抄家的耻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新的家，连简陋都算不上。一排废弃的工房中的一间半。而且，是套间。外边一间稍大，能放下两张小床，里面的套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床靠着墙壁，桌子紧挨着后窗。窗框的木头都朽了，膨胀着，摇摇晃晃地关不严。只有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阳光才能照进来，跳跃在半边桌面上。

后窗外，原本是花园。可是，因为没有园丁收拾，花园已经开始荒芜，野草丛生，花儿大多凋谢了，树叶枯黄。只剩下零星的野菊花，在冷风中哆嗦着。也许，是因为我的心情不好，花园看上去也就愁云惨淡，和我们现在的家一样。

和荒芜的花园相比，家除了惨淡，更多几分逼仄。所有的零碎杂物都只能塞放在床底下和桌子下面。烧饭的煤球炉，放在门外的屋檐下。自来水在斜对面的澡堂子侧面，只一个水笼头，洗菜洗衣服都在那儿，十多家合用。爸爸把所有没有抄走的书都捆好，带了过来，塞在桌子底下，床底下，门后面，本来就很逼仄的空间，就挤得更加窘迫，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可是，爸爸还是舍不得把那些书扔了。

夜晚，弟弟一个人睡一张小床，阿姨说弟弟睡觉不老实，喜欢翻身，还是让他一个人睡小床，他才能睡安稳。阿姨一向偏心弟弟，对他的关照很仔细。我和阿姨挤在外间靠前窗的小床上，窗外斜对面是澡堂的锅炉房。澡堂和锅炉房，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注意。

可是，就在我们家搬过去不久，一天夜里，一阵细微的响动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本来就入睡不深，常常睡不踏实，换了新家，觉就更轻了。睁开眼睛，就着微亮的月光，猛然发现床头玻璃窗上贴着一张扁平的大脸。吓得我大声尖叫起来——

阿姨喝住了我：叫什么，深更半夜的。

我战战兢兢地说：我看见——

阿姨打断我，还是不让我说：快睡觉。

第二天早晨，爸爸走后，阿姨让我和她一同去奶奶家。我不敢不去学校，可是看到阿姨脸色不好，知道她让我去奶奶家是有话对我说，也就没有再说什么，我喜欢奶奶家，虽然心里还是很害怕不去学校会挨批。那时爷爷已经过世，奶奶也搬家了。奶奶家，和我们现在的家一样逼仄，只一间小屋。小屋的西窗紧贴着院墙，墙根长满苔藓，屋子里似乎也有一股苔藓的气味。因为难得照进阳光，屋里光线很暗，白天即使开了灯，也像是飘浮着一层朦胧恍惚的雾。

阿姨把我带进小屋，关上了门。暗淡的光线中，我还是看到了阿姨眉心深刻的竖纹。阿姨在床边坐下，扯出掖在大襟布衫里的手绢，去揩眼睛：“怎么想，都不能在你家呆下去了。现在不走，以后还是个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我傻了，呆呆地看着她。想不出，没有阿姨，日子怎么过？谁煮饭给我们吃，谁给我们洗衣服？弟弟在外面挨了打，谁又能去护着他？

阿姨突然放声嚎啕：“张大个，你个捣炉洞的，一辈子都只配捣炉洞……”

张大个？阿姨离开我们家，和张大个有什么关系吗？我很疑惑，猛然间想起那晚贴在窗玻璃上那张扁平的大脸。那个人就是张大个？我不能断定。他贴在我们家的窗玻璃上往里看，想干什么呢？

阿姨哀哀地哭了一会儿，又喃喃道：“你妈妈不该啊，她56年都熬过来了。”

我不明白阿姨在说什么。阿姨断断续续地抽噎着：“你爸爸再戴上帽子，你们两个小的日子怎么过啊？”

我爸爸曾经戴过什么帽子？我非常吃惊地问阿姨：“我爸爸，他戴过什么帽子？”

阿姨捂着嘴，摇摇头，没有告诉我。哭了好一会儿，阿姨才平静下来，交待我：每天晚上给你爸用姜片煮几个红枣，姜片红枣汤是暖胃的。能不到学校去就不要到学校去。不到学校去，你就带着弟弟在家里玩，不要让他出去，他出去，那些小崽子就打他……

说着，阿姨的眼泪又淌下来了。

两天后，阿姨就离开了我们家。天还不大亮的时候，胳膊弯里只挽着一个小包袱，从挨着工棚的小门里走了出去，她不让我和弟弟送她，说是不想让人看到。

妈妈死了，阿姨走了。我常常坐在黑洞洞的工房里，望着后窗外荒芜的花园，哭。直至今日，当我在键盘上敲出这些文字时，依旧泪水涟涟。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记忆中飘满了雪花，除了寒冷还是寒冷。

然而，寒冷的日子还在后面。阿姨走后，日子变得更加混乱不堪。爸爸报社副总编的职已被撤除，天天扫街，写检查，批斗会也日渐频繁。更糟糕的是我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生不着煤球炉，也封不好炉子，炉子总是在第二早晨就灭了。还不会买菜，甚至连西红柿炒鸡蛋也不会，更不用说晚上给爸爸熬红枣汤了。切菜时，手指头切破了好几次，鲜血滴在衬衫上，漫成一片。心慌手乱。

阿姨嘱咐她的侄女庆余来帮我。庆余笑着对我说：“没什么难的，做做就会啦。比写作文，解数学题容易多啦。”什么事，到庆余手中都变得轻描淡写。烧萝卜时，放点虾米皮；土豆丝切得像头发一般细；她最拿手的是千张烧肉，和阿姨做的一样好吃。常常盼着她来。

晚上，也会偷偷地跑到奶奶家去看阿姨。阿姨对我说：“人啊，没有受不了的苦，只有享不到的福。”并没有怎样安慰我。那时，也不能常常见到阿姨，阿姨不住在奶奶家，住在大姐那儿，在城外，很远。大姐是丝绸厂的检验工，大姐的丈夫是个大学生，搞科研的，研究雷达。大姐夫的家庭出身也不好，解放前开绸布店的。但大姐夫的技术特别好，在研究所很出名。文革后，大姐夫去了山西的祁县，好像是军工厂，研究雷达的。大姐已经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大的已经4岁了，带在身边，小的才2岁，送到乡下给奶妈喂养。

过去，大姐和大姐夫，常常到我们家来。我和弟弟都最盼着他们来，他们每次来都会带一大包炒花生或者炒蚕豆。大姐梳两根粗黑的长辫子，大姐夫戴眼镜，高高的，看上去就像一个搞科研的。他们来，不光有好吃的，家里还会变得很热闹，像过节一般。而现在，那些热闹，那些快乐，那些温暖，荡然逝去，只留下星星点点的回想。

可革命，还在继续着。爸爸却又病倒了。老病——胃溃疡。如果，允许他去医院检查，总是便血一个加，两个加。很难得让他去医院看病，对他的唯一宽大，就是还允许他与我和弟弟住在一起。

每天早晨天还不亮，爸爸就弯着腰，一手捂住胃部，出去“劳改”，扫马路。扫马路，并不是什么太重的活，伤人的却是侮辱与谩骂。常常有顽皮的男孩，用木棍或者树枝，把刚刚扫在一起的垃圾捣散、扬开，灰尘漫天飞舞，他们却嘻嘻哈哈地笑成一片。大人们最友好的态度，就是扭过头去，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一言不发地走开。也有大人，会像男孩子们一样，甚至破口大骂：老混蛋，还不快点干？怎么，还想翻天？做梦去吧！你们也有今天！这样凶狠狠骂的人，大多还不是印刷厂的工人，却是坐办公室的干部，乃至编辑记者，年轻的中年的老的，都有。仿佛那是一种态度，一种认识，一种划清界限的标榜。

上午九点多钟，太阳高高升起。离工棚不远的篮球场上，高音喇叭就会在嘶嘶啦啦的噪声中响起，喝令牛鬼蛇神们到篮球场集合，在那里将举行每日一次的请罪仪式：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前，低下头，听造反派头头训话。而且他们的胳膊上还戴着黑袖章，袖章上用白字标明各自的罪名。爸爸的罪名是最耻辱的：狗特务。

我心里非常恐惧，但不知爸爸这个罪名从何而来？

接下来，激昂的音乐与歌声，像擂动的战鼓，冲天而起，震得窗子上没安牢的玻璃似乎都在微微颤动。革命群众在篮球场上学跳忠字舞。

从早到晚，爸爸几乎不吃什么东西，胃痛得厉害，吃不下去。我小心翼翼地给他烤馒头片，用生姜和红枣熬汤，深怕有一天爸爸也会和妈妈一样，离我们而去。爸爸像是看透了我紧张的心情，胃疼得抽紧，或者呕吐，从不呻吟，脸上还硬搬出一副笑容：“不要紧的。”手指又哆哆嗦嗦地去摸香烟。能够安慰爸爸的，似乎也只有烟。

夜晚也是不安宁的。爸爸常常被拖去批判。开始，参加完批判会回到家中，他脸上的神情还是平静的，微笑着问我：怎么还不睡？坐到弟弟的床边，久久地注视着弟弟熟睡的脸。有时，还会把弟弟蹬开的被子拉严。可是，慢慢的，爸爸回到家中的脚步变得蹒跚，甚至踉跄，跌跌撞撞的。他让我给他找出护膝。捋开裤腿，他的膝盖处红肿青紫。他弯下腰去套护膝时，我发现他的脖子后面也是青紫的，瘀着血。爸爸摆摆手，笑不出来地笑着对我说：没事，戴上护膝就好了。

一天傍晚，天色已经黯然，我正在屋檐下的煤球炉上烤馒头片，爸爸被两个和他一样套着黑袖章的人架了回来，后面跟着专政队队长。爸爸在打扫厕所的时候，突然倒地不起。

那天晚上，爸爸一直呕吐。先是酸水，后来便是白沫。他白天基本没吃什么东西，胃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可往外吐的，可他还是一直发呕，吐不出地吐。我给他捶背，让他喝温热的开水。他喝了几口，摇摇头，又吐了出来。闭上眼睛，微弱地对我说：让我躺一会儿吧。

半夜，不知什么时候，爸爸从床上翻滚下来，落在地上，咚的一声震响。我一直没怎么睡着，迷迷糊糊之中，被重重的落地声惊醒。我光着脚跑进小屋，摇着爸爸的肩，放声大哭。弟弟也醒了，跟着我一块儿哭。爸爸在我们的摇动中醒过来，睁开眼睛，可是他却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一缕白沫从他的口角淌了下来，又闭上了眼睛。

我本能地大喊：来人啊，救救我爸爸啊，爸爸——弟弟也跟着我哭喊。除了哭喊，我完全吓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的哭喊声，惊醒了左邻右舍。不一会儿，门口就拥满了人，有看热闹的，也有真心想帮助我们的。有人擂门：快开门。弟弟过去开了门，一群人拥了进来。家里立刻乱了起来，爸爸被抬到了床上。

专政队长也被喊来了，他像是还没睡醒的样子，呵欠连天。不过，当他看到躺在床上脸色灰黯的爸爸，也有点被吓到了，没怎么想就说：叫人开车送医院。

一辆运输小卡车，没有篷。爸爸被抬到卡车上，我和弟弟也跟了过去。风很凉，爸爸却没有在冷风中睁开眼睛。我和弟弟握着他冰凉的手，哭。

看急诊的是一位老医生，头发已花白，皱着眉头问：怎么到现在才送来？刷刷开下一堆检查单，对我说：先住院检查。我还是忍不住问他：我爸爸不会死吧？他看了我一眼，声音很温和地回答：怎么会？我安心了些，但还是很害怕。

病房很小，并排四张病床。已经住进三个人，爸爸的病床紧挨着门。护士给他挂上了吊瓶。打针的护士很年轻，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细细长长的眼睛，看着我说：你爸爸怎么这么瘦？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整整一上午，三大瓶药液才输完。爸爸终于从昏睡中醒过来，吃力地睁开眼睛，喃喃地问我：我在哪儿？医院。

病房并不安静，人来人往，护士医生，还有陪护病人的家属。也不怎样干净，病床上的被单、枕套、被子，虽然都是白色，但那白，很陈旧，发黄，甚至发灰，沉沉的带着黑。陪护病人的家属，高声说话，还时不时把痰吐在地上，用鞋底擦一擦。我却感到心安。因为，有医生，爸爸的生命就会得到保障。还有，他也不再要去篮球场上请罪，扫马路，打扫厕所，跪在高台子上受批判。

几天后，爸爸便被报社的造反派从医院揪了回去，短暂的安宁随风而去。我又回到了提心吊胆的害怕之中。爸爸无法参加劳改——扫马路、扫厕所。他脸色苍白，走起路来总是弯着腰，摇摇晃晃，非常吃力。而且，他的胃依旧常常痛，疼痛袭来，大汗淋漓，人就会一下子浸在虚脱之中，几乎喘不过气来。造反派对他的唯一宽大是：可以暂时不参加劳改，但请罪、批判会必须参加。这样的处理，在当时算是相当的温和了。

早晨请罪，批判会常常在夜晚。漫长的白日里，爸爸就躺在里屋的小床上，喝几口姜汤，吃一块烤馒头片。他还是很虚弱，也不怎么想说话。沉默。我害怕造反派，也很害怕爸爸的沉默。

很多年后，把那一段日子在心里细细地磨来磨去的时候，可以体会到爸爸当时的心情。那时的他，活着，很受罪，亦无期盼。他活着，也许只是为了我和弟弟。妈妈已经离开了人世，如果他再离开，我们会怎样？所以，挣扎着也要活下去。只是活着。

一天上午，庆余突然来了。她提着一只买菜用的竹篮子，篮子上还盖着毛巾。毛巾下是一小罐温热的鸡汤。阿姨让她来的。爸爸被送医院后，我没有去过奶奶家，也没有找过阿姨。吓懵了，比往日更多几分害怕，除了害怕，还有慌乱，甚至没有想到去找阿姨。自己一个人偷偷地抹眼泪。也知道哭是没有用的。

还是奶奶去菜场买菜，偶然听到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起我爸爸被送进医院的情景，还很感慨地叹息：也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两个孩子可怜……奶奶不大能肯定到底是不是说的就是我们家的事，但她还是告诉了阿姨。阿姨七弯八绕地又去找人打听。

庆余带来的那只篮子里，除了一小罐鸡汤，一把碧绿的小青菜，还有阿姨自己擀的面条，细细长长，不软也不硬。她走进里屋，温和地笑着问爸爸：叔叔，我给你下点面条吧，鸡汤面。爸爸脸上硬挤出一点点微笑，摇了摇头：我不饿，你坐会儿吧。庆余还是笑着催促：吃点吧，我大姥擀的面条可好吃啦。鸡汤是现熬的，还热着呢。我奶奶说，喝点鸡汤有力气。下面条不麻烦，很快的。

屋子里飘溢着鸡汤浓浓的香味。

3

接下来的日子，又陡然风云突变。

工人造反队和机关造反团，对爸爸他们这些走资派、狗特务、狗汉奸、坏分子们的批斗与管制，渐渐松弛下来。有点儿顾不上，因为造反派们夺了省委的大权，随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造反派内部发生严重分歧，分为两大阵营：好派与屁派。

好派的观点是：夺了省委的大权，好得很。

屁派的观点则是：好个屁。

屁派也不反对夺省委的大权，好像是由于他们没有掌权，而是被那些没有造反彻底精神的人掌了权，所以好个屁。

满街都是两派相互打嘴仗的大字报。

大街上的游行，也是风起云涌，整天呼啸着好得很与好个屁的口号声。在好得很与好个屁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爸爸一干人却得到稍稍的喘息，虽然还是要早请示晚汇报，但毕竟看管他们的人都忙着另一场革命了，他们也就自由了几分。晚上，爸爸常常能和我与弟弟在一起。弟弟继续看他的小画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他和大多男孩一样，喜欢英雄好汉们。我呢，除了鲁迅的小说和散文，还读了一堆世界文学，其中还有一篇托尔斯泰的《琉森》。不知道为什么，那篇小说读得我泪水涟涟。虽然，琉森那座瑞士小城和那个落魄的流浪汉离我是远而又远。其实，我们家那时的处境远不如《琉森》中那个分文没有的流浪汉。爸爸则躺在床上，很安静地闭着眼睛。

我知道爸爸不会睡着的，他有很严重的失眠症。可我不知道他闭着眼睛在那儿想些什么。

这样的夜晚，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就是幸福。因为，平静。

一天，阿姨让我去奶奶家，她在乡下的小女儿国英姐姐，给她捎了些自己家做的挂面，还有自己家鸡下的蛋，阿姨叫我去拿一些。下挂面时，放上几片青菜叶，再打个鸡蛋，又方便又好吃。也是知道，我做不好饭。

奶奶更老了，坐在小板凳上，连连叹气：工人不上班，以后农民再不做田，都吃些什么噢？这日子还怎么过？

那天，庆余的爸爸也在奶奶家，坐在矮矮的小饭桌边喝酒，就着一碟豆腐干。他的脸喝得红红的，说话的声音很粗，带着几分豪爽：老娘，你操那份心，我们粮店的人也都去造反了，就我这个大老粗，还老老实实地替他们看着门。

阿姨坐在奶奶的床头，恨恨地道：捣锅洞的人，造了反，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阿姨总是不能释怀烧锅炉的张大个。

庆余爸爸道：我们这些人也就管不到那么多了，哪朝哪代都是穷命。

奶奶白了庆余爸爸一眼：穷，还要喝？哪天你不喝酒了，你老婆的日子也要好过些，你们也就不要吵呀吵的，一天吵到晚。

庆余爸爸也叹气了：穷，再不喝两口，这日子还有什么过头。不如腿一蹬，两眼一闭，去陪我老子。

奶奶那时的担忧，工人不做工，农民再不种田，以后人们吃什么，日子怎么过，还是在我的记忆里落下了痕迹。虽然，奶奶目不识丁，一辈子也没有在社会上做过什么事，就是在家里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可她都懂的常识，为什么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和领袖们却毫无认识呢？

我本以为安宁的日子，很快又随风而去。因为，好派与屁派的争斗，由大字报和上街游行，上升为拳脚相争，打了起来。先是相互捣毁对方的司令部，撕毁对方大街上的大字报。砸碎的玻璃渣，撒落在满街撕破的碎纸屑上。行人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

混乱的热闹中，突然有一天被枪声划破。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的同学让我到她家去看她拉小提琴，回家的路上，太阳已经西垂。我想着要给爸爸熬粥、烤馒头片，心里有点急，很怕炉子里的火又灭了。我总是封不好炉子。

走到快到家的马路拐弯处，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回头看去，只见一个女孩顺着左侧的马路朝这边狂奔，一身军装，腰间束着新皮带，短发飞扬，手里还握着一把闪亮的匕首。她好像在追跑在她前面的一个瘦削的男子。有人慌张地喊叫，打枪了，打枪了。行人纷纷慌张地也跟着喊叫，跑起来，四处乱跑。

我呆呆地停住脚步，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又是砰的一声响，那个跑在前面的瘦削男子突然倒在地上，不知是被子弹击中了，还是因为脚下绊了一下。狂奔的女孩追了上去，举起手里尖尖的匕首，狠狠地扎下去。

我吓坏了，虽然隔着一条小马路，我还是看到血从那个男子的白衬衣里流淌出来，洇红了晒热的柏油马路。

孩子还不快走——

一个老阿姨推了我一把，催促我赶快离开。

我还是迟疑了一下，看到三个提枪的男子正往那倒地不起的男子身边跑去，这才赶快跑起来。

跑到家，气都喘不过来。弟弟问我怎么了，好一会儿，我才喘过气来：杀人了，打枪啦。

你看到打枪的人啦？

我点点头。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枪声。我无法形容枪声，也无法形容枪声带给我的慌乱与恐惧。还有那个躺在马路上的白衣男子，苍白的脸，还有他的血，那么红。而最让我心颤的则是那高高举起匕首的短发女孩，我甚至看到她嘴角的笑……

她好像非常年轻，也许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可是，她为什么要用匕首去扎那个男子呢？

几天后，我听到各种版本的传说。有人说她是红卫兵的头，还有人说她还是我们合肥一中初二的，军干子弟。

究竟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何要去杀人，不得而知。

随后，枪声，渐渐密集。白天，夜晚都会听到枪声。白天，大街上也不那么热闹了，老人和孩子都躲在家中，连菜市也萧条了很多。买菜的人也是匆匆忙忙的，不再仔细挑拣，或讨价还价。菜也变得单调，只有白菜萝卜几种。

好派与屁派，两派的矛盾急剧上升，且越来越激烈。
造反派也基本不再管爸爸这些人了。

一天下午，庆余到我家来了，说她大姥（也就是我阿姨），让我们一家三口躲到乡下国英家去。那里很安全。爸爸摇了摇头：再等等吧。

又过了几天，连菜市场也空了，没人卖菜。城里一片混乱。爸爸才答应带弟弟和我到乡下国英姐姐家，避些日子。

国英姐姐家离城里并不太远，不过三四十里路。虽然，只是三四十里路的距离，和城市却俨然两个天地。

初一下学期，我们去乡下劳动过。不过，是在城边上的近郊，割稻子。那里的农民住的是瓦房，玻璃窗。没有床，我们在麦草上铺上棉褥子，直接睡在地上。饭很香，大锅饭，大锅菜，还有烤得焦黄的锅巴。菜挺好吃：肉烧豆腐，辣椒炒干子，青菜鸡蛋汤。

去国英姐姐家的路，越走越窄，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沟沟坎坎也多。有的地方沟很深，上面只搭着一块尺把宽的木板，脚踩在上面晃晃悠悠的，像走钢丝。

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和阿姨一起出城了，走不完地走，两条腿都快走直了。天黑了很久，国英姐姐的丈夫任平哥哥打着电筒，才在村边迎到我们。

村子不大。第二天早晨，我才发现，全村都是茅草房，没有一间瓦房。家家的鸡窝和猪圈就在屋子后边。鸡和猪，还有狗，在堂屋里走来走去，也没有人管它们。

男人女人都端着碗，蹲在屋前的树下吃饭，还有很多人端着碗，走来走去的串门子。早饭，家家都是糊糊，玉米面打的糊糊，菜是老腌菜，还有生蒜头。狗就趴在吃饭的人跟前，有时也会汪汪地叫几声。

国英姐姐给我们煮的是白米粥，盛在蓝边大海碗里，每碗都堆得满满的。左邻右舍都围拢过来，纷纷问：城里来的吧？一看就不是我们乡下人，看看你们的手，一个老茧子都没有，没做过活吧？

又逗弟弟：这小伢子长得真俊，像画子里的人。

国英姐姐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很迟缓，却没有片刻悠闲。从早晨天还没大亮，睁开眼睛，她就一直在忙。挑水，烧锅，剁猪草。她性子看上去憨憨的，不喜欢着急。做事也慢慢的，一板一眼。天热，她的蓝布小碎花褂子汗湿一片，额上鼻尖上，也挂满了汗珠，她却依旧笑笑的。

任平哥哥，看上去和国英姐姐差不多的年纪。红脸膛，大眼睛。剃着小平头，人显得很精干。他是个手艺人，会做木匠活。他家的碗橱、箱子，还有装衣服的柜子，都是他自己打的。村里大多人家的家具，也都是他打的。他田里的活，也是一把好手，犁田、栽秧、割稻子，样样都比旁人快。

和国英姐姐一样，任平哥哥也不大喜欢讲话。还没开口，嘴角便牵出一片笑容。问他什么，他都能给你讲出个一二三。再问，他便笑笑：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许多？

任平哥哥还有一个哥哥，叫任和。任和与任平哥哥长得很像，只是略高一点，又清瘦几分，一眼看上去，相貌是很出众的。不过，他的右手有残疾，永远都是握紧拳头的状态，不能伸展，所以干活不怎么得力。他媳妇个子矮矮的，好像智力不怎么健全，总是呆呆痴痴地望着人笑。任和大哥和他的爹妈住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他残疾，爹妈对他的照顾要比任平哥哥多一些。任平、任和哥哥的爹妈是很平常的农民，黑黑瘦瘦的，话不多。

让我吃惊的却是，任平哥哥和国英姐姐都是1948年生的，与我哥哥相仿。我哥哥还是个高中生，他们却要有宝宝了。

任平哥哥吃吃地笑：乡下人，念不起书，不就早早地要儿子嘛。

更让我吃惊的是，他和国英姐姐并不是自由恋爱，也算不上包办。国英姐姐是他的童养媳。国英姐姐三个月就抱到他家来了，和他一起长大的。

阿姨为什么要把国英姐姐抱到乡下，还是这么偏远的小村庄，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我偷偷地问国英姐姐：你妈妈为什么会把你抱到乡下来？
她眯起眼睛，叹了一口气：命呗。

接着又小声地补了一句：我哪有我大姐命好。

为什么没有你大姐命好？

我追问。

她笑笑：哪有为什么，就是命不好。

国英姐姐和任平哥哥长得有几分相像，都是红脸膛，大眼睛。不过，她的眼睛没有任平哥哥精神，不是双眼皮。她叹气的时候还喜欢把眼睛眯缝起来。

命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有没有命运？坐在烈日下的树阴里，国英姐姐的话，在我心里盘桓不去。

正值盛夏，天很热。夜晚，屋子里很闷，蚊子成群结伴，嗡嗡地叫成一片。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睡在屋子外面，很随便地在泥上铺一张草席，也不怕蚊子咬。

阿姨让国英姐姐把她和任平哥哥的大木床搬到屋子外边，还在床上支起蚊帐，让爸爸、弟弟和我，三个人睡在蚊帐里。隔着蚊帐，还是能够模模糊糊地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乡下的夜很静，四周一片黑暗，星星和月亮，似乎比城里看到的都明亮一些。

也许，是这里离城有点儿远，革命的浪潮还没有波及到这里。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阶级斗争的意识并不强，队长书记，还有年老有威望的男人，老老少少，都把爸爸当作有学问的人，对爸爸很尊敬，常常向爸爸请教。

爸爸苍白的脸，在太阳的照耀下，渐渐有了些许红润。他在城里的沉默与忧郁，也渐渐散去。他很随和地和村里的老人聊天，听他们说东说西。也常常向他们讨教，问他们一些问题，稻子、麦子，棉花什么的，还有这个小村子的由来。他还替村里的人写信，念信，教小孩子们念诗。

一天半夜，睡在泥地草席子上的国英姐姐，突然喊叫起来：妈，我肚子疼。阿姨推醒任平哥哥：快，快，快起来，去喊接生婆，国英怕是要生了。

任平哥哥睡觉沉，呼噜又响。大概是白天干活累的，一到夜晚，他只要躺到席子上，不到两分钟，便会扯呼。响亮有节奏的呼声，和不远处田野里的蛙声连成一片，此起彼伏。

他从席子上爬起来，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真的要生啦？

阿姨催促他：这还能假，快吧。

任平哥哥连手电筒都没顾上拿，拔腿就跑。健壮而敏捷的身影，一瞬间便消失在无边的黑夜中。

阿姨连推带拉，把国英姐姐拽进草房里，点亮了堂屋的油灯。

太阳高高升起来的时候，草房内屋里终于响起婴儿清脆的哭啼——哇哇。有些像小羊羔在叫。围在草房门口的男男女女，这才都松了一口气。

任平哥哥刚一从草屋里探出头来，老老少少都急吼吼地追问：男伢女伢？

任平哥哥还没有回答，眼角眉梢就一团笑。

众人就争先恐后地笑：肯定是带把的吧。看他的脸都笑成一朵花啦！

在乡下，添丁便是喜事。一家的喜事，也是全村的喜事。那几天，村子里像过节一般，国英姐姐家从早到晚，都有人来探望。送老母鸡，送鸡蛋，也有来讨喜蛋的。

虽然，任平哥哥在村子里算是能人，而且非常勤劳，但他家的日子并不宽裕，平常一针一线都是很节省的。头胎就得了儿子，任平哥哥还是煮了一大锅红鸡蛋，因为高兴。

他给爸爸剥了一个红鸡蛋，笑笑地说：叔叔，就请你给起个名字吧，我们村子小，还从来没有来过你这样有文化的人。

本来，在乡下，给孩子起名字很随意，大名或跟着家谱，按辈份中一个字起，或者按照心里的意愿起，小名则随口而出，叫狗娃、发财什么的也不少。任和与任平哥哥的名字没有跟着辈份走，都是按意愿起的，那意愿很简单：和睦、平安。

爸爸想了一会儿，沉吟道：就叫大潮吧。

为什么要叫大潮？是指革命的大潮，还是指社会动荡的大潮？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名字。

任平哥哥却说：这个名字好。

大潮的小名就叫大潮子。后来，他们家老二，就叫二潮。老三是个女孩，随口扔了个名字：三子。

国英姐姐还没有满月，我们就又回到城里。毕竟，那个安静的小村庄不是久留之地。而且，国英姐姐一家对我们的格外关照，给他们自己添了很多麻烦，也扰乱了他们本来的生活。

报纸上登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城里的枪声也渐渐平息。

我喜欢国英姐姐家的平静，但也盼着能回城。因为，那里的夜晚没有电灯，白天呢，家家都在田里忙碌，从早忙到晚，我们闲闲地在一边，也不大自在。生了孩子的国英姐姐连月子也做不安，还要分身照顾我们。

爸爸执意要走。

其实，我想那时爸爸心里也还是不安的，不仅仅只是因为扰乱了国英姐姐一家平静的生活。

我们又回到了从前。不过，还算好，武斗刚刚结束，还挺混乱，对爸爸他们的批斗与管制，也就继续松懈着。

可我的闲荡日子，很快就又结束了。学校进驻了工宣队，还有军宣队。要大家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第一天到学校，还算好，风平浪静，没有把黑五类或者狗崽子赶到教室规定的角落里。

分到我们班的工宣队师傅，是个胖胖的，六十出头的老工人。姓齐。齐师傅是汽车修配厂的八级钳工。他说话声音粗粗的，但不凶。

齐师傅宣布，以后每天必须到学校来，但并没有提复课的事。

接着，开始军训。家远家近的，全住校。教室变成了宿舍，架子床，还有地铺。还好，我们女生都有床，上铺和下铺。床挨着床，像火车车厢里的卧铺一样。

我们班的解放军教导员，非常年轻，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

天天早上，天不亮，军号就会响起。跑步、齐步走，向左转，向右转，卧倒，爬起……然后吃早饭。早饭后，学习报纸上的社论文章，讨论。下午，又是跑步、齐步走。

军训还没有结束，12月2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传达了这个指示。整座城市立刻又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锣鼓喧天。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刊出醒目的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学校里一片沸腾。到处都贴满响应号召的决心书，还有人咬破手指，用鲜血签下自己的名字，以示决心。

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打到哪里！

到农村去，到最广阔的天地里去！

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

宣传栏里随处可见这样的口号。

我对农村的皮毛认识，就是国英姐姐家。没有路的泥巴地，茅草屋。玉米糊糊，老腌菜。天高地远，一眼看过去，除了青翠的田野还是青翠的田野，田野的尽头还是田野。走很远，都没有人烟。人好像被扔在蛮荒之中。家家都很穷，那里的农人都很羡慕城里的人的富裕生活。

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

我在那里可以干些什么？像爸爸那样，教小孩认字念诗？

说心里话，在国英姐姐家的时候，我是想念城市的。我喜欢城市里明亮的灯光，热闹的大街，还有远比乡村舒适的生活。我心里充满了对城市的依恋。

可是，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都得下乡。没有选择。

工宣队和军宣队给大家提供了几种选择方案：最艰苦的是淮北、最富裕的是皖南山区、最近的是长丰县，或者去自己老家乡下也行。

纠结了好几天，我选择了离家最近的长丰，爸爸也说离家近点，比较好。工宣队把我分到一个九个人的小组，四个女生，五个男生，只我一个是老初一的。这个小组，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出发的日期定在1968年12月1日。

出发前两天，弟弟病了，高烧，不能去送我。而爸爸只能依在工棚的门边送我，他伛偻着腰，眼镜却拿在手中。我猛地发现，爸爸深陷的眼睛里有泪。

不敢再回头，不敢用手背去抹自己的眼泪。那短暂而漫长的一刻，两辈子都不会忘记。不会。

4

1969年，秋天，9月9日，深夜里，爸爸倒地不起。我不在家，已去长丰徐庙公社双郢生产队插队。他身边只有弟弟，弟弟半夜上床撒尿，看到爸爸卧倒在地，他就扑过去，叫爸爸，摇爸爸，可这一次，爸爸没有再醒过来。

我是第三天傍晚才回到家中。军管会派了一辆小车，和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Ｆ，把我从乡下“接”回来的。Ｆ是个记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凶而轻蔑，要我立刻跟他们回合肥，至于为何，却一个字也没有吐露，并要我第二天一早就到办公楼的会议室，说是军代表要和我谈话。他一路上都在和那个中年胖司机谈论我们知青小组的一个女生，如何肤白，如何貌美，如何过目不忘，惊鸿一瞥。

颠簸中，我心里盘桓不去的全是爸爸。

回到合肥，已是傍晚。浓浓的暮色中，我家工棚门前拥了一堆人，裂着缝的门板被泼上一大团墨，还有醒目的一行大字：死有余辜。弟弟一个人呆坐在工棚的黑暗中。

很多年后，我才从报社一些老人的口中得知，爸爸去世的当天晚上，军宣队和造反派当即召开了批斗大会，说我爸爸是畏罪自杀。弟弟也被拉到会场陪斗。曾小心翼翼地问过弟弟，一向大大咧咧的他，转头看向窗外。

很简单地告诉我，那天半夜他起床小解，看到爸爸卧倒在地，口吐白沫，就去摇爸爸，叫爸爸，可爸爸却一动不动，他慌忙去敲医务室张医生家的门。

张医生是个女医生，很温和，她的两个儿子比弟弟大几岁，不像一些大孩子，欺负弟弟，还常常带他玩。张医生匆忙带着药箱，跟着杨来到工棚，她摸摸爸爸的鼻息，过了好一会儿，对弟弟说：你爸爸去世了。
那一年，他15岁。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会议室。漫长的等待之后，我先见到的是头天见到的那个Ｆ记者，还有几个老工人。军代表出现时，太阳已高高升起，几个便装干部簇拥着他，进门便问：那个谁的女儿来了吗？

他好像不大记得我爸爸的名字，抑或是不愿提及我爸爸的名字。

军代表只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我一眼，坐下，缓慢，几乎是扯着嗓门地说了一大篇，什么狗特务，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什么利用报纸抹黑社会主义，还有……，我已经耳熟能详。我只想知道，他把我叫到会议室来，究竟想干嘛？只是听他这一通批判？给我补上爸爸去世后大批判会的批判？

他说话的时间，并不太长，一二十分钟吧。然后起身，把手一挥：今天就这样吧，转尔又对F说：剩下的事，你和她谈。

所谓剩下的事，也就是：将爸爸尽快火葬。

Ｆ没有去火葬场，是让司机带我和弟弟去的。

爸爸躺在地上的一副担架上，从头到脚蒙着白被单。一位年老的工人问我们：伢子，你们家大人呢？

我和弟弟都没有回答，哭了。

年老的工人深深地叹了口气。

弟弟问我：哥哥什么到？

我摇摇头：不知道。我也在心里盼着哥快点到。

外边的阳光很灿烂，天空湛蓝。一缕缕白烟，从大烟囱缓缓升向天空，相伴着爸爸忧伤而沉默的目光。

没有骨灰盒，也没有骨灰。

阿姨来了。一大清早，天还没大亮。

阿姨的眼睛肿得像两个红桃子，进门就责问我们：你们两个人啊，出了这么大的事，都不去找我。要不是昨天晚上庆余跑到大姐家去告诉我，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和弟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从乡下回来，我一直处于慌乱之中，真的是没有想到去找阿姨。

阿姨埋下头，瘫坐在小板凳上，呜呜地嚎啕大哭。她一边哭，一边呢喃：你妈妈不该呀，你妈妈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爸爸也活不长啊，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离开你们家的，我就怕你爸哪一天撑不下去，丢下你们两个也走了……

阿姨又说：你妈妈要不是跟了你爸爸，也不会受那么多的苦呀。你妈遭了多少罪啊——

爸爸怎么了？我心里充满了疑问。不是因为妈妈，爸爸才倒霉的吗？我最先看到的是批判我妈妈的大字报呀。

阿姨深深叹气：你们两个这么小，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啊？老天，怎么办啊，哪个又能帮到你们，想帮你们的人，没有本事，也没有办法，能帮你们的人，又不敢。

她又嚎啕起来：阿姨，我也没有这个本事。老天爷啊，你就不能睁个眼？

那个深秋的清晨，阿姨一直痛哭，撕心裂肺地哭：你们两个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弟弟突然傻傻地安慰阿姨：不要紧的，我哥哥就要来了——

阿姨抬起头来，还是满眼的泪水。

十多天后，终于等来了哥哥，他先回了趟北京，见到了姑姑和姨后，才辗转来到合肥。姑姑的意见，让我和弟弟跟着哥哥去陕北，还给我写了封信。虽然，我万分的不情愿。

如姑姑所预测，军代表同意了她的请求。

隔天，我带着哥去了奶奶家，见阿姨。阿姨眼睛红红的，不断用手帕揩眼泪，哽咽着对哥说：小冰，你一路辛苦。还是姑姑考虑的周全，你们子妹三人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和帮衬。小冰，过几天，你跟我去长丰，帮妹妹转户口，把行李拿回来。

又转过身叮嘱我：你就安心在家，拾掇拾掇，看看棉衣，被褥还缺什么。北方不比我们这边，冷。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很害怕回生产队，更不想再见社员和一起插队的同学。

阿姨一直忙碌着，为我和弟弟准备棉衣棉裤，还有被褥。还在我们的行李里塞了一大包花生米，一颗一颗，都是她精心挑选的。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可是，我们还能回到这里吗？

十一月下旬，哥带着我和弟弟，离开了合肥。这一去，山高路远，从此怀人万里，也就只剩下路途迢迢，遥遥。火车缓缓开动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远处高高的烟囱，一缕缕白烟缭绕着升向天空，白烟里隐匿着爸爸忧郁而忧伤的眼神。

阿姨飘飘的白发，也渐渐远去，还有她的眼泪。

5

我对陕北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冷。连夏天的夜晚也冷，风吹在身上凉嗖嗖的，得披上棉袄。深秋的夜晚，地上的月光也冰冷如霜。早晨，窗棂上、树梢上的霜，便如碎雪花一般。

更折磨我的感受，则是：苦重（指干活）。而陕北的老乡心地善良，看我受不下苦（干活不行），第二年就让我当了民小老师，教娃娃们。

第三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我收到庆余的信，很意外。好像这是她写给我的第二封信，还曾给我寄过一首诗，诗里写了点什么都忘了，只有一句话在我心里留下点痕迹，好像是：唯我活得不自由。

而这封信，却有点儿让我一时竟回不过神来。很短，只一页纸，五六行字。庆余告诉我，她结婚了。语气既不兴奋，也不羞涩，很平静的。信中也没有说和她白头偕老的那个男人是谁？什么样的一个人？

还附了一张包裹单，是2斤花生米。

我把她的信看了又看，仍然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结婚？妈妈活着的时候很喜欢庆余，总夸她是漂亮女孩儿中漂亮的。难道因为漂亮就要早早结婚？我心里有些轻看她。

蜷缩在被窝里，好久好久，我的双脚依旧冰凉，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念头：小学校一放假就回合肥，硬着头皮去问问，爸爸妈妈是否有政治结论了？

还有我也很想见见庆余，问问她干嘛早早结婚。

寒假终于在盼望中如期而临。

在回南方的火车上，心里乱得像一蓬草。车窗外的景色，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般，渐渐有了几分暖色，树多了些，田野也变得平坦，陕北高原的崖壁和山峰，远远地扔在长长铁轨的后面。

还是要在蚌埠倒车，才能到合肥。火车到蚌埠已是第二天的中午，风虽然还是冷冷的，但太阳高高地挂在空中，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严寒。站前小广场，嘈杂热闹，洋溢着久违了的温暖。落到我眼睛里的全是好吃的东西：烤红薯、爆米花、五香豆腐干、葵花子，还有小红萝卜……

突然之间，我看到一个要饭花子，捧着一碗白米饭，坐在马路牙子上，用手一团一团往嘴里塞。手乌黑，米饭却雪白。

我呆呆地看他吃，眼泪夺眶而出，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白米饭了。

火车到合肥，已近傍晚。和我离开的时候差不多，车比蚌埠多，楼也比蚌埠高。辉耀的夕阳中，车水马龙。虽然没有北京的壮阔，但也洋溢着城市的气息，比蚌埠干净。

我喜欢城市。合肥虽然小，也不怎么繁华，可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还是喜欢它。然而，我心里却哆嗦着，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家。

在冬日冷风里，呛了好一会儿，我才上了公共汽车，去大姐家。事先并没有给大姐去信。大姐家在城外，下了车，又沿着环城路走了好一会儿。

天黑尽了，远远近近的灯光都亮了起来，像天上的星星。我喜欢灯光，乡村的夜晚总是黑漆漆的，静得没有声息。环城路上也是黑漆漆的，没有灯光，走好远才会有一盏路灯，而且灯光很黯淡。

大姐家住的是楼房。在一片菜园子中，那两座深红色的楼很显眼。筒子楼，大姐家门对门两间。长长窄窄的过道里摆满了煤球炉，还有煤球、簸箕什么的，拥挤杂乱，但却又弥漫着家的温暖。

推开大姐北房的门，大姐和姐夫都不在，只阿姨带着大平和二平坐在一张矮矮的小方桌前。桌上摆着馒头，稀饭，还有两盘菜，雪里红炒红辣椒丝，清炒乌菜。

阿姨的头发全白了，剪得短短的，别在脑后。还是大襟棉袄，深蓝色的大襟罩衫，肥筒棉裤。人很瘦，但并不显老，只是头发雪白。她好像眼神不济，在灯光里也看不清人的样子。看了我好一会儿，还像是在做梦的样子。

我喊了她一声，她才从梦中惊醒：哎哟，真的是——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淌了出来。

大平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走的时候，他三岁，那时二平还在乡下奶妈家。六岁的大平和四岁的二平，楞楞的好奇地看着我。

阿姨哭着笑，催促大平二平：快喊姨。

大姐回来的时候，阿姨还在淌眼泪。大姐埋怨她：妈，不是我说你，一天到晚，哭，哭，眼睛哭瞎了，我看你怎么办。看不到哭，看到人了，你还哭……大姐夫不在家，下放到山西祁县去了。

阿姨叹息：这年头，家家都不得团圆。

大姐也叹气了，告诉我，前些日子，大平二平还给所里的政工组关了几天。

我吓了一跳，关他们干什么？他们才多大？能犯什么事？

哪里有什么事，都是不是事的事。大姐说，研究所的人都下放祁县去了，留在家里的也就是老婆孩子和老人，又没有幼儿园，小孩子就只能成天放野马，在外头疯。不知道哪个小孩用粉笔在墙上写了一句标语：毛主席万岁！又一个小孩不知是因为和他吵架了，还是不懂事，就又用粉笔在毛主席万岁上画了叉叉，这下不得了，变成了反革命事件，把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都关了几天，一一排查。

二平嘟哝：我不会写字。

大平抢白道：我会写字，但我写的字比那个字好看。我要是画叉叉，肯定不会那么歪歪扭扭的，画的都画不直。

大姐生气了，骂他们：你们还说呢，以后不准出去疯，老老实实在家玩，要不就跟奶奶去种菜。

阿姨告诉我，两个小讨债鬼给关了三天才放出来，她和大姐都快急疯了：他们老子又不在家，要是真出事了，怎么办？

胖嘟嘟的二平在一边嘿嘿笑：把我们关在里面就叫我们写字，还给我们吃白面馒头呢。

大平很得意：叔叔阿姨都说我的字写的最好。

大姐白了他一眼：你算了吧，还最好呢，以后老老实实在家呆着。

我问大姐，最后查出来是谁写的吗？大姐摇摇头，没有，肯定不是他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孩写的，红五类又不查。

第二天一早，我就准备去爸爸妈妈的机关。临走的时候，阿姨很不放心：怕是问不出什么。

我执意还是要去问。

阿姨又淌眼泪了：早去早回。问不出什么，心里也不要难受。

其实，我也不想去问。一想到要到那里去，心里就发抖。可是，又不能不问，不问我和弟弟还有哥哥，永远都回不了城。

爸爸妈妈的单位，我都去了。硬着头皮。如阿姨所料，一无所获，再一次身陷无边黑暗的楼道。妈妈单位的政工组的负责人，是当时省委副书记的夫人，她冷冷地看着我，问：你来干什么？

我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妈妈有政治结论了吗？

她把我看了又看，冷冷地说：不是早就有政治结论了！

早就有？

怎么会呢？

我依旧小心翼翼：是什么？可以让我看看吗？

她不耐烦地吼起来：畏罪自杀！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固执起来，也许是因为不死心：那让我看看书面的结论。

她把手一摆：没有。有什么好看的！

我弄不清楚是没有书面结论，还是她不让我看。

记不得是怎样走出那幢灰色的小楼的。在报社，我什么也没有问到。那天报社政工组没有人，门紧闭着。我敲了好一会儿，里面仍旧没有声音。如果有人的话，问的结果和妈妈机关大概也会差不多吧。

回到大姐家，天差不多已经黑了。阿姨没有问我问到了什么，端上饭菜，告诉我：庆余下午来了，没有等到我。

阿姨说，庆余结婚了，也有了工作。在菜站卖菜，工作是她男人给她找的。说到她男人，阿姨深深地叹了口气，语焉不详。大姐却道：不提他也罢。

第二天，我去菜站找庆余，上午正是她最忙碌的时候，称菜，收钱，找钱，买菜的人排着长长的队。直到快中午时分，菜全部卖光时，她才停下，一头一脸的汗，捧起大茶缸，一气喝了个痛快。令我惊讶的是，她改了名字：刘琴。问她为何要改名，她望望身畔的同事，急忙摆摆手，很紧张地示意我不要再问。没有见到她的那个他。

6

无望而归。

在陕北的大山里，除了山，还是山。山连着山，绵延，没有尽头。如同我的日子，没有晨曦，也没有晌午热辣辣的太阳，只剩下黑夜里的星星和月亮，还云遮雾盖着。

没盼头。

大姐的信，还有阿姨一颗一颗挑出的花生米，是寒冷的日子里最贴心的温暖。藕断丝连。

再回合肥，又已过去了三年，是我去陕北的第六个年头，弟弟已经招工去了宝天线（宝鸡至天水铁路线简称宝天线）建河工区当养路工。我也在北京干部老游叔叔和老梁叔叔的帮助下，调到县委通讯组，以工代干，其实是以民小教师代干。但我还是期待着爸爸妈妈的平反，还他们以清白。

阿姨见到我，没有欢喜地笑出声，眼泪缓缓往下淌，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弟弟的，弟弟招工到宝天线上的一个小站上当养路工，满心欢喜地向阿姨报告并寄去第一个月领取的工资40元钱。他当工人了，挣钱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一页纸，不到五行字。阿姨大姐：你们好！抬头几个字写的老大，后面越来越小，统共不到五行。署名小得像蚂蚁。

我笑着叹了口气：唉，他就这个样，马马虎虎的。

阿姨却嚎啕大哭：你们两个，谁也没有念到书。你爸你妈地底下也闭不上眼……

阿姨把念书看得比天还大，她寄于我的北大梦，在她的哭声中灰飞烟灭。

大姐说，弟弟来信后，阿姨常常捧着那薄薄的一页纸，哭，两个眼睛都快哭瞎了，看东西模模糊糊。摘菜，切菜，掏炉灰，动作也比过去迟缓了很多。有时，像是走了神。

不过，尽管这样，阿姨还是在大姐他们家的楼下，开出一小片荒地，种了冬瓜、茄子、辣椒，还有毛芋头，喂了三只母鸡，把大平和二平喂得白白胖胖，两个小家伙也常在菜地忙碌，拔草，浇水。

阿姨不放心地问我：怕是不会总这样吧，大学只认出身，不考试？

她很担心大平二平也像我和弟弟一样，半个睁眼瞎，只认得些字，什么知识也没有。

我很茫然，摇摇头：不知道。

阿姨抬起头，看着窗外的天空，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的眼睛很混浊，上面浮着一层白翳。

如阿姨所料，报社出版社，我去了几趟，还是什么也没有问到，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也早就淡出了那些手握权力的人的世界。

临走前几天，见到了庆余，她已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女儿很瘦，小脸黄黄的，只一双眼睛像她，黑漆漆的。她自己还是细细的，白白净净，看不出是有了孩子的母亲。她笑容满面的把女儿抱在怀里，让女儿喊我姨。小女孩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姨。

第二天傍晚，大雨磅沱，庆余冒雨骑车来给我送了十斤全国粮票。

7

合肥，渐行渐远，慢慢淡出我的生活，一线所牵，也就只剩下阿姨那双长满白翳的眼睛。虽然，其间也还回去过，但已经不那么紧张充满期待去爸妈的单位打探他们的：政治结论。

结论，早已在陕北高原艰苦的劳作和一次次漫长的旅途中，渐渐清晰明了。

何必在乎那一纸塞进档案的结论。

再见阿姨，她又老了几分，话也更少。难过伤心的话，她都咽了下去，眼泪也流干了，她茫然地看着窗外，像对我，又像自言自语：这个世道，好人不长寿。

她不明白县委通讯组，做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就只觉得比弟弟当养路工轻松，嘱咐我：有空还是要好好念书，念书，说不定哪一天就有用了。

我懂，阿姨还是盼着我能多读点书。当养路工的弟弟，已经让她哭瞎了眼睛，希望我能挣脱半个睁眼瞎。

她不死心。

其实，阿姨不知道弟弟做事比我用心，养路工虽然是粗活，巡道，扛枕木，但那些粗活中也有技术，不起眼处也非常精细。弟弟干活，舍得下苦力，也很细心学习，琢磨，深得老师傅的夸赞。

还有一件事，弟弟和我都瞒了她。

前一年，假日里，弟弟他们一伙从甘泉招去的养路工，乘车到宝鸡，找了一家小餐馆，聚餐。也没有什么好吃食，漂着辣油的荞面，硬得像石头的杂面饼。说说笑笑，快活了一下午。可第二天，干了一整天的活，晚饭吃的钢丝面（钢丝面是高粱面与榆树皮面和在一起，用机器压成的。因此面的粘合度低，只能蒸不能煮，面条硬的像钢丝，由此得名。），饭后，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弟弟在工区开会时，突然口吐黑色血块。好在是在铁路线上，工长到车站要了一个点，搭上开往宝鸡的货车守车，下车工友立刻把他背到宝鸡的医院。医院立刻下了病危通知书。在病危通知书签名的，抢救后照顾他的，都是一起招工去的知青。哥们弟兄，还姐姐们，轮流在医院看护他，守夜。等电报辗转到我手上时，他已笑咪咪地躺上病床上和他病房里的病友们侃大山了，让我不必去宝鸡。

我先回的北京，他回去那天，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提着个手提包，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人瘦得像细细的竹杆，但却一脸灿烂的阳光。看到我就说，想吃姨做的葱油饼，还有大葱纯肉馅饺子。

他抬头仰望高远而湛蓝的天空，身畔人流如潮，车亦如潮。弟弟说：还是北京好，首都！在北京卖大碗茶，扫大街，都高兴！

我没吭声。

8

1978年，我在陕北高原的第九个年头，终于在漫长无望的等待中，等到了爸爸妈妈的平反。姑姑和姨，从北京来合肥参加追悼会。追悼会上，姑姑和姨坚持要阿姨站在最前面。

阿姨的头发早已经全白了，一根青丝也没有。报社的老者纷纷过来和阿姨握手：老阿姨，没有你，两个孩子也不会有今天。

阿姨泪水涟涟，可并没有终于可以洗冤吐气的松快。
站在我旁边的弟弟，一身打补丁的工装，脸上的神情很淡然，似乎还带着几分轻蔑，与肃穆的追悼会格格不入。

望着弟弟，阿姨深深地叹气。

只有我懂，阿姨心中的块垒放不下。

阿姨心中的块垒冰雪般融化，是在1979年的夏日里，弟弟考上了安徽大学的法律系。阿姨得知弟弟考上了大学，喜极而泣，从抽屉里拿出他从铁路上写的那封信，恍惚道：千想万想，想不到还望到了这一天。

她用手轻抚着信封，说：你爸妈这下心也该安了。

漫长九年的分离，虽然其间也见过两三次面。到底还是隔山隔水，阿姨有所不知，弟弟早就不是那个顽皮上树逮小鸟，住工棚时，带着隔壁施叔叔家胖胖的小三子，爬墙头，躲避男孩子追追杀杀的楞头青了。78年，他就参加了高考，考的不理想，只考上了一所大专，他没有犹豫：放弃，接着准备来年再考，每天都熬到深夜十一二点，做笔记，整理知识点。因在铁路了干了很多年，火车的南来北往，他了熟于心，还有历史，那也是自小就喜欢，从三国演义开始。那年高考，他地理历史均考了高分，只是数学差，从a+b=c始，恶补一番，总算考了39分，总分远超录取分数线。

阿姨说，想不到弟弟还这样有恨心（合肥话，不是指仇恨，而是指毅力，坚持做一件事），小学都没念完，就考上了大学。还常常要大平二平跟弟弟学。

我从陕北回到合肥，黑黑瘦瘦，连80斤还不到。头两年就住大姐家，和阿姨睡一张床。白煮蛋，鸡汤面，鲫鱼烧豆腐，红豆莲子粥，还有红枣姜汤，虽然都是极普通的吃食，但养人。阿姨终于让我黑瘦的脸上泛起些红润。

日子缓缓流淌，琐碎、忙乱，结婚、生子、考职称、念电大，阿姨一直陪伴我身畔，忙不过来的时候，她就会伸手拉扯我一把。月子里，她白天给我煨鸡汤，夜晚又把儿子抱去跟她睡，小小夜哭郞，常常在夜里啼哭，阿姨就像小时运华阿姨把我抱在怀里一样，一抖就是一夜。电大考试，考职称前夕，阿姨也就把刚刚学会走路的儿子接到大姐家，让我安心复习。

她的背开始驼了，还是喜欢喝很浓很浓的茶，夜晚昏黄的灯光下，她捧着大茶缸，一口一口抿下苦苦的茶水。我深知她心里那团化不开的淤堵：我到底还是没有能够到北京去读大学。

在年复一年的漫长中，她慢慢儿与自己心中的淤堵和解，就只巴望着我把工作做好，不落人后。直到大平二平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她脸上才绽出一片笑容，大姐说：这下心里舒坦了吧。阿姨低头紧所握手里的大茶缸，长长舒了一口气。

只有我知道，她心里还没有当初的念想全部淡忘。

儿子问她：外婆，你怎么喜欢喝这么苦的药？

和弟弟小时候一样。

9

2001年的初冬，阿姨辞世。那天，我趴在她床前，久久地看着她。她还是平常的模样，静静地躺在那儿，很安详。

大姐把她葬在小蜀山陵园，高高的山岗上。在那儿抬头可仰望高远的天空，低头俯瞰是一片郁郁葱葱的丛林，丛林中掩映着高高低低的墓碑。

我在离阿姨墓碑不远的山角下，给爸妈选择了树葬，在一棵松树下，一块极小极粗糙的小石碑，上面只刻着两个字：勿忘。

树下的骨灰盒里是没有骨灰的，只一件妈妈的旧衣，和一本书。

运华阿姨对我说，得知我妈妈去世的消息后，第二天她就和阿姨到火葬场去打问骨灰存放在哪里？问了很久，什么也没有问到。爸爸去世后，她和阿姨又去了火葬场，还是什么也没有问到。

运华阿姨淌着眼泪，摇着头，呜咽。

炳南伯伯也没有熬出白湖农场。炳南伯伯去世后，运华阿姨独自带着小老汉过，之后她又提前退了休，让小老汉顶替了她的工作。她很心安地长吁一口气：小老汉总算端上了饭碗。

小老汉后来娶妻生子，都是运华阿姨替他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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