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抵达陕北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放缓追击的深层原因！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爬过雪山草地到陕北，人困马乏，数着人头只剩七千多。

国民党几十万追兵本该咬着尾巴打到底，却突然松了劲，从“穷追猛打”变成“围而不歼”。

老蒋的部队为啥踩刹车？

这喘息的机会，到底哪来的？

这事儿得从半年前的懋功会师说起。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

张国焘带着八万兵马不愿北上，非要南下打成都。

这步棋一走，原本咬住中央红军不放的薛岳、胡宗南，立马调转枪口往川西扑。

到年底四川地界聚了二十多万国民党军，全盯着红四方面军打。

徐向前带着部队在百丈关血战七天七夜，从八万拼到四万，

虽说折了一半人马，但国民党的精锐全陷在四川了。

等中央红军在陕北扎下营盘，胡宗南的部队还在川西搜山，

薛岳的补给线拉得比牦牛绳还长，这空挡，正是拿人命换来的。

陕北这地方，地形帮了大忙。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汽车开不进，大炮拖不动，

国民党的重武器全成了摆设，红军却能钻山沟打游击，瞅准机会就伏击。

再说这穷地方，养不起那么多中央军，

粮草弹药运上来得靠牲口驮，胡宗南的部队进来转了圈，士兵饿得直骂娘。

阎锡山在山西修了千里碉堡线，嘴上说“守土抗战”，心里怕中央军借剿共名义占他地盘；

马鸿逵在宁夏关起门当土皇帝，老蒋调他出兵，他推说“宁夏贫瘠，兵饷不足”，磨蹭着不肯动。

倒是刘志丹、谢子长早把根扎在这儿了，

老百姓见了红军就像见了自家人，送粮送情报，伤员藏进窑洞养伤。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一路打过来，跟陕北红军合编了红十五军团，

兵强马壮，中央红军到了，正好拧成一股绳。

张学良的东北军更别提了，几十万大军被日本关东军赶出东北，

官兵心里憋着一股火，天天喊着“打回老家去”，谁愿意跟红军拼命？

劳山、直罗镇两仗下来，一个师被打残，一个师被全歼，

老蒋非但不给补充，反倒把番号给撤了。

张学良去找南京要兵要饷，老蒋就拿“攘外必先安内”搪塞，

东北军将士越打越心寒，到后来连枪都懒得开。

杨虎城的西北军更精，他知道老蒋巴不得借剿共削弱地方势力，

自己的部队拼光了，西北军就成了空壳子。

1936年初，他偷偷派人和红军搭上线，双方约定互不侵犯，

陕北边境的关卡，表面上盘查严格，实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两边前线干脆唱起了“双簧”，白天枪放空炮，晚上士兵隔着阵地聊天，

东北军扔过去香烟，红军回赠陕甘宁的小米，甚至有排长偷偷把子弹塞给对方，

老蒋的“剿共”命令，到了这儿成了聋子的耳朵。

这边西北还没消停，南边又炸了锅。

1936年5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广州扯起“抗日救国”的旗子，

凑了三十万兵马要跟老蒋硬碰硬。

老蒋急了，从剿共前线调四十万中央军南下，又是封官又是送钱，总算在9月把事变压下去。

可这三个月功夫，陕北的红军早把根据地扎稳了根，新兵招了一批又一批，

枪也擦得锃亮，等老蒋腾出手回头看时，西北的棋局，已经不是他说了算了。

1936年10月，老蒋坐着美龄号专机到了西安。

两广事变刚平，他觉得腾出手了，给张学良、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

要么全力剿共，要么把部队调去福建，让中央军接手西北。

张学良去找老蒋哭谏，说东北军将士只想打回东北，

不愿再打内战，老蒋拍着桌子骂他“糊涂”，还说“不剿共就军法从事”。

杨虎城在旁边看着，心里更凉，西北军要是被调走，他这点家底就全没了。

12月9日那天，西安城里的学生举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上街，

军警开枪驱散，有个学生中枪倒地，张学良在城楼上看着，拳头攥得发白。

当晚他去找杨虎城，只说了一句：“不能再等了。”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带着卫队营冲进华清池，蒋介石的侍卫开枪抵抗，

子弹打穿了窗棂，他光着脚往后山跑，在骊山上被搜山的士兵拽了下来，棉袍上全是泥。

杨虎城把南京来的军政大员全扣在了新城大楼，

电话打到南京：“委员长在西安暂住，等抗日主张定了再送回。”

西安事变这一枪，把所有事都挑明了。

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拼掉的四万人马，陕北山沟里藏不住的中央军，

张学良扔在阵地上的香烟，陈济棠在两广举起的抗日旗，

说到底都是一回事，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中国人不能再自己打自己。

老蒋在西安签的那张纸，不是给谁面子，是时局摁着头让他签的。

1937年夏天枪声再响时，红军改成了八路军，

阎锡山的碉堡没再对着陕北，张学良杨虎城想要的抗日，总算成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