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66年，第一个叛逃到台湾的红卫兵
1966年，王朝天叛逃台湾，由于他是第一个叛逃的红卫兵，因此受到台湾当局的重视，蒋介石还专门接见了他并和他拍下了这张照片。
1978 年的台北街头，一个头发稀疏、脸颊凹陷的男人站在人潮中，手里攥着一个破旧的包袱，他刚走出绿岛监狱，没人来接他，也没人告诉他该去哪里。
来往的行人步履匆匆，没人认出这个曾经登上报纸头条的 “名人”，他就像一道被遗忘的影子，悄无声息地融进了街头的喧嚣里，这个男人叫王朝天，而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要从十二年前那个冲动的决定说起。
时间倒回 1966年，彼时的王朝天还叫季水生，是沈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家里住的是低矮的平房，父亲每天骑着破旧自行车去工厂上班，母亲操持家务，日子过得紧巴巴。
他在当地一所普通中学读到高中就辍学了，不到二十岁的年纪，总想着干点 “大事” 出人头地，于是给自己改名叫 “王朝天”，盼着能改变命运。
那时的他总守着家里那台老式收音机，耳朵紧紧贴在喇叭上，一遍遍听着台湾电台的广播，广播里把台湾描绘成遍地高楼、衣食无忧的天堂，那些话像种子一样落进他不安分的心里，趁着红卫兵串联的机会，他悄悄攒下几块钱和几张粮票，坐上南下的火车，脑子里全是广播里勾勒的 “好日子”。
到了广州，他在珠江边徘徊了许久，终于在一个秋夜，咬着牙跳进冰冷的江水，拼尽全力游到了对岸的香港，冰冷的江水刺骨，他爬上岸时浑身湿透，却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幻想。
在香港，他通过地下渠道联系上台湾方面，没多久就被安排坐船到了台北，刚到台湾时，他被送进招待所，整洁的床铺、热乎的饭菜和崭新的衣服，让他觉得 “好日子” 真的来了。
台湾当局正需要一个 “投奔自由” 的典型，他这个 “第一个叛逃的红卫兵” 恰好成了合适的人选。
报纸上很快布满了他的照片，标题里 “红卫兵觉醒”“投奔自由” 等字眼格外醒目，他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1967年初，台湾当局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接见仪式，在台北中山堂，蒋介石和蒋经国亲自出面，问了他几句大陆的情况，还一起拍了张合影，照片里的他穿着借来的西装，领带系得有些歪，却站得笔直。
这张照片登报后，他更是风光无限，被安排上电台演讲，念着提前准备好的稿子，诉说大陆的 “苦日子”，夸赞台湾的 “好生活”，走在街上，总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他一度以为自己真的 “混出头” 了。
可这样的风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初许诺的房子、工作迟迟没有兑现，招待所的饭菜从热乎的肉菜变成了冷冰冰的便当，接待他的人态度也越来越冷淡，他跑去询问负责的官员，得到的只有推脱和敷衍。
愤怒的他开始公开抱怨，甚至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脱稿批评当局不守信用，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台湾当局，没过几天，几个陌生人半夜闯进他的房间，把他塞进一辆黑色轿车，从此他便 “人间蒸发” 了。
实际上，他被关进了一处秘密拘留所，一关就是三年，1970年，他又被转到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在那里干着搬石头、清理海滩的苦力活，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
在绿岛的八年里，他的身体渐渐垮了，牙齿掉了好几颗，胃病也越来越严重，常常在夜里梦见沈阳的冬天和母亲做的苞米饼。1978年出狱时，他手里只有一个包袱，台北的街头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租了间破旧的小屋，没有正式身份，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大陆早已把他当作叛徒，台湾这边也没人再管他，他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糊口，日子过得穷困潦倒，有一次，他在台北的书摊翻到当年那张合影，盯着照片看了很久，最终还是默默放回原处，转身走进了人群。
在历史上，像王朝天这样被政治利用后抛弃的人并不少见，冷战时期，不少国家都曾将叛逃者当作宣传工具，给予短暂的优待和光环，可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会被弃如敝履，他们往往夹在两个阵营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王朝天的经历不过是其中一个缩影。
晚年的王朝天住在台北郊区的破公寓里，没人知道他具体的去世时间，就像没人记得他曾经的 “风光” 一样。他用一场冲动的叛逃赌上了一生，最终却在两边的嫌弃和遗忘中，走完了孤独的人生路。那些曾经被广播勾勒的 “好日子”，终究成了一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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