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逝世前，李鸿章追问他堪用之才，他说出五个顶尖的人才

曾国藩白天批阅冰冷奏折，夜里却在垂危床榻，目光炯炯地对李鸿章问道：“当今，有谁人可用？”这句话，听上去简单，却将晚清最后的希望都压在了几个名字上。

他随即抛出五个顶尖人选，从此，历史给了这五个人不一样的注脚。我们不妨倒回去看看，那一幕幕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里，他们是怎样脱颖而出，又为何被曾国藩看作最后的屏障？

先说左宗棠。有人戏言：左宗棠会走路都像在指挥军队，他的一步一趋里透出威严。

可你可知道，他和曾国藩的交情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太平天国时，左宗棠是骆秉章麾下幕僚，整整八年，他磨出了钢刀般的实操能力，可和曾国藩却因意见不合闹过别扭。

可就是这样一个“拂袖而去”的人，曾在临危时刻被曾国藩力荐。原因何在？

因为左宗棠有一股绝处逢生的韧劲。别人拿八股文打天下，他却钻研地理、军事；别人还在书香门第里论诗论赋，他早已背着图册丈量西北大漠。

咸丰年间，陕甘失守，左宗棠短短五年，平定叛乱；光绪初年，他又挥师新疆，收复天山南北，擂鼓进京，沙场百战。他的政绩告诉曾国藩：真正的“治外以武”，要靠这样一个能把荒原变沃野的男人。

接着是彭玉麟。有人说他是晚清的“钟离权”，只做对的事，从不看官途荣枯。

太平年间，他在湘军中任职，曾见过兄弟倒戈，也见过上司低头。发生过这样一段插曲：曾国藩忽然痒得难受，竟让一个小妾帮他挠背；当时正值国丧，朝野震动。

彭玉麟拔剑闯营，硬把那女人赶出曾府，这份正气，一语成谶：“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他宁可回乡钓鱼，也不肯与贪官同流合污。正因为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曾国藩临终还能胸有成竹地说：大清若还有救，便需要这样的清流之士。

然后是沈葆桢。这位出身名门的风流才子，既是林则徐的外甥，又是他的女婿，仿佛一出好戏的男主角降临江湖。

可沈葆桢不事浮华，一脸冷峻地管理海防、兴修河工。曾国藩推荐他任江西巡抚。

可二人不可能事事同心——曾国藩弟弟曾国荃攻打南京时，粮饷出了问题，沈葆桢竟扣留了朝廷拨款。有人问：他心眼坏？

沈葆桢回应：“军需区与民粮不同，捣乱者必治。”曾国藩没有当场翻脸，而是忍痛上奏，让朝廷裁决。

可即便闹得面红耳赤，曾国藩依然说：“沈葆桢之才，公道自在人心。”这份器量，比一切 polity 更值钱。

第四位是湘军创建者之一——郭嵩焘。有人给他下了个定义：“中国最早的外交官，镶着洋墨水的儒生。”他和曾国藩、左宗棠一样，都是典型的困学者，举人会试两次落第，却在杭州见证鸦片战争时恍然大悟，志在救国。三十而立那年，他考中进士，又迅速被派去英法交涉，竟签下第一份“万国公法”。

可顽固派骂他“卖国求荣”，他却说：“不懂洋人之术，只能束手待毙。”后来他劝曾国藩借欧洲列强治军治政之法，兴办铁路电报、创办报馆……他总在时代前沿探路。

若说晚清需要救火者，郭嵩焘就是那个打好第一桶火的人。

最后一人是刘长佑。他和曾国藩的结识，比上面几位都早，在道光末年就混迹于两江书院。

別人还在背诵《左传》，刘长佑却留心日本变法，暗自揣度“明治维新”的深意。他甚至画出作战地图，提出“先制海权、后取大陆”的战略大纲，可一上奏给慈禧太后，就被斥为“妄议国是”。

当时的政治氛围，你以为只顾剿灭太平，都顾不上东海风浪？可刘长佑的远见，正是后来甲午海战失利的前车之鉴。

他预言：“若不及时造舰集粮，到山河破碎之时，兴师问罪必无还日。”只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慈禧不信，历史却验证了他的警告。

这些人物，有的是武将，有的是文臣；有的在朝堂上扭打，有的在洋务局里开会，却都让曾国藩最后凝神选中。有人要问：这五个人，真的能拯救大清于风雨如磐吗？

答案或许早已写在那一次次收复叛乱、那一封封外销电报、那一纸纸筹划海防的密折之中。曾国藩高估了大清的自省能力，可也低估了列强的步步紧逼。

正因为如此，他才要把救国重担压给这些最信得过的人。可惜，风起云涌的大清，最终还是在列强合纵连横下步履蹒跚。

拂晓将至，曾国藩卧榻之旁，李鸿章问：“四海之内，可有可用之人？”曾国藩最后指了指这五位：“宗棠、玉麟、葆桢、嵩焘、长佑，皆我所托。”话音未落，他已无法再言。几十年后，新政西潮、辛亥风暴，历史奔涌而去，曾国藩的五个名字也只能成为曾国藩最后的叹息。

江山代有才人出，可才人往往与乱世同生，伴着火光与硝烟。晚清苟延残喘，多亏了一拨拨如火般的人，可任凭宗棠平西北，嵩焘谈判场，玉麟捍清誉，葆桢修水利，长佑划海图，也难挡风雨飘摇。

这样的救赎，终究抵不过千钧庙堂的沉浮。可他们的努力，依旧铭刻在那个时代，不容忘却。

信息来源：[曾国藩家书]；参考资料：[晚清名臣传]；参考资料：[《湘军兴衰录》]；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