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徭役简述，官绅是否可以免役

徭役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无偿征调民众从事劳务活动的统称，加之其带给民众的负担并不亚于田税，所以不少学者也将其称为“力役”或“人力税”。那么明朝是如何划分以及征派徭役的呢？

明朝最初将徭役分为“里甲”和“杂泛”两大类。

里甲是将民户按一百一十户组织起来，分为十组。每组十年出役一次，主要负责田税征收（含运输）、朝廷政令的推行、配合官府捕盗等治安事务、里甲管理和处治（非盗抢杀等纠纷）。

里甲之外的徭役统称杂泛。到了正统朝，朝廷又将杂泛中的经常性事务抽取出来归为“均徭”。其目的是细化并落实洪武朝初的徭役派发规则，“各府州县官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

将相关徭役以户拥田产数划定并造册，“富户多派、贫户轻征”以防地方过度役使民力，如“有田租五十石者养马一匹、养夫一名；田租一百石者养马二匹、养夫二人”。至此明朝徭役正式分为里甲、均徭、杂泛三大类。

虽然洪武十年和十一年，太祖朱元璋分别下诏要求免除“见任官”和“内外官致仕还乡者”的徭役，但优免政策不仅很快就从“悉免其徭役”缩小到“只免杂泛”，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未得到落实。

景泰帝即位之初，昌平生员马孝祖建议优免致仕官员徭役，礼部尚书胡濙回复“无例难允”。景泰三年，户科给事中白莹称在京官员仍被派发杂役，“今闻各处将京官之家，编作水马驿站等役，请申明旧章一概优免”，但其奏请朝廷未予答复。

真正将优免政策落实的是明孝宗，他不仅下诏要求“见任及以礼致仕官员照例优免杂泛差徭”，还将这一优免政策扩大到拥有功名的士子阶层。只是政策被落实后，就有聪明人开始钻空子了。

因为“均徭”是依照田产数划定派征，只要“降低”自家的田产数额就可以减轻被派征的均徭。于是乎“诡寄”应时而生，即将自己的田产托寄在官绅名下，从而降低自家账面田产（租）数，进而降低被派征的徭役。

这里多说一点，很多朋友觉得能提供“诡寄”逃徭役的都是有权有势的官绅。实际上在明朝，灶户也是“支持”诡寄的重要群体。

因为顾虑灶户煮盐工作太繁重（怕他们逃户影响盐务），所以明廷给予灶户一定程度的徭役优免，每户每丁免25亩对应的徭役。一个灶户家庭如果有四丁就是100亩的“白嫖”额度，嘉靖末期浙江巡抚庞尚鹏就专门奏报过灶户的“诡寄”行为。

惟于灶户尚有诡寄冒滥之弊，臣巡历所至，士民举蹙额而相告，皆曰灶户自优免外，应与民一体当差。然有司官又以其借口办课为词，止将银差量派，全无力差。甚至所免之数，反倍蓰于所纳盐斤，故奸民避重就轻者，往往寄灶户名下，致使民差愈重，殊为不均。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五十七》

除此之外，还有诡寄于绝户、女户（明廷优免这部分民户的徭役），甚至是捏造的假户名下，“惟是民间诡寄田产今皆不寄于宦家，而专寄于绝户、女户及诡名花户之下” -- 《（孔居正）复宋阳山抚院》。

由于难以督察，也难以杜绝这种行为。明廷就换了个方法打击诡寄，给官绅划定优免上限，即嘉靖二十年出台的《优免则例》。

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 … 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内官内使亦如之。外官各减一半。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 ……

不仅超出优免数额的要照常派征徭役，而且“免”也不是照额全免。从嘉靖朝开始，各地陆续将部分徭役折银、折粮处理（从正统朝官员就开始规模性地雇人替自己服徭役）。朝廷就在这个基础上，只给予优免一定的“优惠”。

例如万历朝徽州府规定，“有免员役”每丁纳银0.0121两、摊入田租的徭役每石折银0.0605两；“无免人户”每丁纳银0.0717两、摊入田租的徭役每石折银0.3585两。简单计算可知，一品大员优免的徭役最多优免（折银）：

(0.0717 – 0.0121)×30 + (0.3585 – 0.0605) ×30 = 10.728(两)

至于说官员通过权力超规格优免，肯定有，但不仅少（权势必须到一定程度才行）也难长时间滥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徐阶了，做首辅时名下寄田数万亩，致仕后在海瑞的严逼下退卖了一万亩，其余诡寄也各回本家，“中间亲友所寄，自阶罢官，各见失势不足凭依，又因官司概派，均徭加征贴役，有害无利，俱已收去”。

朝廷打击“诡寄”，又促生出新的逃役方法“花分”。

因弃地逃户（流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明朝中期开始各地陆续针对寡田者推出了优免政策，比如田产不足二十亩的民户不再被派征“均瑶”等等。这类政策一出，自然也有钻空子的人。

前抚意欲优恤细户，凡民田十亩二十亩以下不得编佥，然花分之弊正在愈柝愈细耳。既开之以隙，而奸民遂薮匿其中、百亩之家分为五户十户、而一区隐百亩之田矣。如是者十，而一区隐千亩之田矣，如是者百、而槩县隐万亩之田矣 ……
《皇明经世文编·卷五百三》

田产多者为了逃役、减役，就冒用逃户、乃至伪造出假户，分摊名下田产。例如万历朝的吴县知县刘时俊，就查办过一户幻化出几十户的案子。由于不易核实查处，明廷和地方官府采用了一种笨办法“锢田法”，即以各户历史登记的最高田产数为准。

此法非但不能规模性解决花分行为，还导致一些民户反被加重征派徭役（比如家道中衰的）。问题没被解决，还催生出新矛盾，这让明末的徭役折银征收愈发艰难。

所以明朝（尤其是明末）的逃避徭役并不是简单的权力滥用问题，而是税制落后的问题，这也是清朝会演化出“摊丁入亩”的原因。

编者附：

虽常规认为土地兼并是王朝衰亡的主因之一，但不少明史学者并不认为它是明朝财政困顿乃至灭亡的原因。比如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一书中就有种观点，明朝的问题不是土地兼并太厉害，而是兼并的“不够”。

黄仁宇认为明朝的应税田亩过于碎片化地分散在大量自耕农、小地主手中，导致税赋难以征收，过程繁琐隐形成本高（主要是运输以及各种逃税逃役），更难以提高税率，远不如大地主管理方便。